北京政治資本力量正侵蝕 香港不高興，台灣呢？

• 中國時報
• 【張鐵志】

　「The city is dying」（這個城市正在死亡中）。這是去年底落幕的港劇《天與地》中一句在香港社會引起廣大迴響的台詞。而從去年底到現在，一連串的事件，引爆了香港人心中對於回歸後與中國密切整合後的矛盾情緒，焦慮與憤怒。

　先是去年十二月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民調，顯示市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升至十年新高，對「中國人」身分認同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跌至新低。北京派至香港的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公開批評這個研究不科學、不合理，認為不應讓市民在「香港人」及「中國人」身分中選擇，親共媒體也猛烈批評這項研究不是學術，而是政治，甚至對主持研究計畫的學者發動強烈人身攻擊，讓香港學術界批評這是嚴重干涉學術自由。

　一月四日，一名香港市民在尖沙嘴的知名品牌D&G店面門口拍照，被保安驅趕，但該店准許中國旅客在門外及店內拍照，引發上千民眾前往抗議。這場抗議既是關於民眾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更是香港人對於大陸觀光客積累已久的憤怒。一月中，大陸客在地鐵車廂吃東西被香港乘客批評，引發雙方劇烈爭吵，這又讓北大教授孔慶東批評香港人是狗，引起軒然大波，而香港網民發動「反蝗行動」反制，中港矛盾轉變為鬧劇。

　在同一時間，香港中大學生批評知名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的主張是保守排外、右翼民粹，又在知識界/社運界掀起新一波的本土論大戰。

　這些中港矛盾當然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在香港回歸前後，港人開始重新尋找身分認同；接著在二○○四年開始到二○○七年，興起一波「本土行動」的社會運動，去保護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重建利東街。根據香港學者葉蔭聰，「這裡所謂『本土﹃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而是對抗香港自身的經濟力量，反抗政府主導或鼓勵的、資本主義式房地產發展。」但後繼的八○後反高鐵運動就是結合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及中港融合的反省。

　就在香港社運興起的這幾年，與中國的強化整合確實對香港產生巨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衝擊，如大陸自由行觀光客大量湧入改變香港消費地景，投資客炒樓以致樓價高漲，到「雙非孕婦」（父母皆非香港人）在港府鼓勵下湧入香港產子影響香港醫療資源等等。因此出現另一種「本土」聲音：去年有學生在網路上成立「香港本土力量」，反對大陸新移民獲得與香港人同等福利，主張「為香港人發聲、捍衛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權益」；更惡劣的是一首把大陸人形容為蝗蟲的歌曲，在短短兩個月內點擊量達三十多萬。

　換言之，香港正出現兩種宣稱本土的行動，但一左一右，大不相同。問題是兩種聲音如何對話。右翼的排外情緒，甚至歧視與仇恨的語言，當然應該被拒絕，但這種情緒背後的焦慮不能輕易地視為虛假。中港的兩種文化、不同公民素質的衝突原本就很大，但關鍵不在於民間文化的衝突（這應該以更多包容以及合理的政策規劃來面對），而是北京的政治與資本的力量正在侵蝕香港原有的自由與文化。

　投機資本在香港炒房炒高級品炒旅館房價，惡化香港原本就嚴重的貧富不均。而為了賺自由行陸客的錢，香港越來越像一個沒個性的消費樂園：街上是更多的珠寶店時裝名店，書店卻得從二樓更往上爬。更嚴重的是政治的壓迫，例如中聯辦官員和親共媒體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展開猛烈人身攻擊，讓人憂心言論自由空間正一步步縮小。更遑論早已進行的各種以商圍政攻勢。

　就在這個紛擾的一月，還有一個大事影響港人：台灣總統大選。網路上廣為流傳著兩個香港人製作的短片，一部叫做《香港不高興》，畫面上是台灣選舉造勢場合中的一般女性，字幕出現：「台灣擁有18090000個總統選委，香港只有1200特首選委」；在網頁上，影片下方的文字則說，「香港，要與台灣並肩進取，作華人民主自由的先驅，還是要認命，當一個價值淪亡的附庸？」另一部影片更直接叫做《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呼籲台灣人要「捍衛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堅持自己的文化」。

　香港經驗確實是台灣應該省思與面對的，尤其是這次大選後，我們將面臨更大的考驗：大企業能否不要為了利益而威脅台灣民主？不要為了發陸客自由行財的而讓這個島嶼變得面目可憎，例如在東海岸蓋起一座座怪獸旅館？我們的媒體是否能真正堅持新聞自由，不被強權威脅利誘？我們整個社會能否一面以台灣的友善與熱情來面對大陸來台客人，但一面能拒絕北京日益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

　（作者為專欄作家）

南京大學“不要政治校慶” 嘉賓依年齡排位

【明報專訊】今年5月20日是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校方提出慶典嘉賓按年齡排位，而不論官位大小，獲網民讚譽體現了真正的大學精神，但亦有人擔心校方最終還是在長官壓力下屈服。

新華網報道，有微博透露南大提出校慶「序長不序爵」，即以長幼排序，不看官銜大小。南大110周年校慶辦主任龔躍說﹕「我們要辦的不是政治校慶……不以官銜大小排序，這體現的是一種尊重，所有南大校友都應該是平等的。」

有網友讚這才是真正的校慶，眾多南大校友更力捧母校。有參與過校慶籌備的網友拿親身經歷來反證南大這種做法的好處﹕「為當官的校友排座次，令人頭痛不已。」不過，也有網友表示要等看結果﹕「有些官老爺坐慣了中間坐慣了前排，別說讓他們坐在下崗職工後面，就是坐在教授後面也不甘心」。

曾猛烈批評中國人權 加拿大總理打中國牌促銷石油

【明報專訊】加拿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昨晚率近15年來最大的商貿團到達北京，開始任內第二次訪華行程。雖然哈珀曾猛烈批評中國人權，但北京專家估計，他將會和剛結束訪華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一樣，不會重點講人權，而重於拉動商機。哈珀出訪前也明確表示，希望中國能購買加拿大石油，以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

加美兩國近期因基斯頓（Keystone）輸油管項目而生齟齬。該項目原定修建管道把阿爾伯塔省（Alberta）的油砂輸往美國得州（Texas）煉油廠，但奧巴馬政府以環保為由否決方案。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長奧利弗（Joe Oliver）也說，少些依賴美國有助加強加國的經濟安全。

貿易團15年來最大

哈珀在訪華前夕對路透社說：「我們必須清醒。我當然希望基斯頓項目能取得進展，但我認為這個事件突顯一個事實，就是向美國以外的市場出售產品，符合加拿大的國家利益。」他說，亞洲將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希望加拿大能夠分一杯羹，即使美國改變決定，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中國目前並無進口加拿大原油，石油運輸商Enbridge希望修建一條從阿爾伯塔延伸延到卑詩省太平洋沿岸的輸油管，再將油砂經船運至亞洲，但獲准及修建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彭博社報道，加國上月已展開對該條輸油管的聽證。

油管經卑詩省船運

加拿大是全球第三大原油儲備國，儲量為1700億桶，佔據了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以外90%以上的石油儲量，其99%的原油都輸往美國。加拿大拓展石油市場將是哈珀訪華的重點，5名內閣部長和多家大企業總裁都會隨行。

哈珀2006任總理初期，對北京態度較為強硬。2006年加拿大議會給達賴喇嘛頒發榮譽公民獎，哈珀也高調接見達賴。2008年京奧時，哈珀杯葛開幕與閉幕儀式。直到2009年他才首次訪華。

北京學者認為，哈珀與剛剛結束訪華的默克爾一樣，不會重談中國人權問題。中國社科院國際關係學者王京烈對本報說，當前緩和中國關係對加國經濟有很大的拉動作用，「現實利益太迫切，找茬（挑毛病）就需放一放。」他說：「對西方國家而言，中國人權是一張牌，反反覆覆多年，中國仍須謹慎。」

加土著函胡總指人權被侵

諷刺的是，代表加拿大數千名土著居民的因卡·德寧聯盟（Yinka Dene Alliance）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國傳媒發出公開信，希望胡錦濤關注加拿大的人權狀。據《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報道，信中羅列了當地土著民族中婦女失蹤和被謀殺人數、居民遭警方不公平待遇的狀，以及當地監獄中囚犯數目超標的狀。公開信也指出，加拿大政府開發能源的工作並未徵得土著居民的同意。

香港何來有競爭的特首選舉？

【明報專訊】還有幾天，特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期開始。

今屆特首選舉，是回歸以來形勢最不明朗的一次。有評論認為這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是香港民主政治的進步。

這種觀點是錯誤而且危險。無論從宏觀或者歷史角度看，今屆特首選舉既不是一次真正有競爭的選舉，亦不會帶來什麼歷史性突破。這次選舉充其量只是揭示了建制派陣營內權力鬥爭白熱化。

把建制派陣營內的權力鬥爭理解為有競爭的選舉，是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新的、非常嚴重的威脅。因為倘若在2017年中央和本地建制派通過提名委員會的機制把不受他們歡迎的想參選特首的人士篩選掉，還可以把這種假選舉化妝成為「有競爭」的選舉，香港市民的普選願望可以從此被埋葬。

從宏觀角度看，現時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機制嚴重剝奪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從而嚴重剝奪了有志參選人士的被提名權。這種重重減少競爭的安排，又怎可能產生一場有競爭的選舉？

如果說因為有可能有多於一名特首選舉候選人，那麼有關選舉只能定性為需要投票的選舉，而不能定性為有競爭的選舉。

其實需要投票的選舉，上一屆特首選舉已經是如此，今屆並非突破，只不過上屆兩位候選人之一、民主派代表梁家傑被認為根本沒有希望當選，因此有人會把上次選舉歸類為沒有競爭的選舉。而今屆選舉如果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成功得到足夠提名，兩人都有機會當選，因此今屆就是有競爭的選舉。

上述論點的邏輯是犯駁的，正好顯示今屆特首選舉是沒有競爭的選舉。為何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加一個民主派候選人就不是有競爭的選舉，而有兩個建制派的候選人就是有競爭的選舉呢？因為中央會防止民主派候選人當選嘛！一個結果可以被操縱的選舉，又怎能被視為一場有競爭的選舉？

現時新聞界勤於追問中央會否「讓」梁振英取得足夠提名票「入閘」，潛台詞是如果梁能「入閘」，梁唐兩人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選，所以選舉會有競爭性。可是，如果中央能夠操控建制派選委的提名，當然亦可以操縱他們的投票，這樣投票所產生的結果又怎能談得上是有競爭性呢？

中央過去也曾容許多於一個建制派的候選人參選特首，那是回歸之前，是第一屆特首選舉。當時有4位有實力的參選人，最後只有3位取得足夠提名票進入投票階段。以競爭性來說，今屆特首選舉除了多了一個民主派的何俊仁外，其競爭性比第一屆的特首選舉還要差，可見特區政治在過去15年是退步了而不是進步了！

有些評論認為今次特首選舉的競爭性在於由於有兩位中央可以接受的候選人，因此他們都會爭取民意支持，迫使中央「支持」民望較高的候選人。這個論點也是問題多多。

首先，如前所述，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一次表面上有競爭的競選，當時也有很多民意調查，結果董建華既獲中央祝福，又得到推委大比數支持勝出，也是民望最高的候選人，但有香港市民會覺得那是一次有競爭的選舉嗎？

上屆特首選舉情也差不多。曾蔭權既是中央屬意的候選人，也在選委投票和民意調查中勝出，難道上屆選舉是一次有競爭的選舉嗎？

民調中競爭 不等同真正競爭

其次，民意調查這個東西是不能脫離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來理解。上屆選舉曾蔭權與梁家傑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比例約為七三至八二之間，表面上看似乎市民壓倒性較支持曾蔭權出任特首。這是因為很多市民根本不相信梁家傑會當選，也有一部分人認為如果梁家傑「當選」亦必不為中央所接受，對香港沒有好結果。

現時香港一般進行的民意調查，有如影相式選美，只不過是在一個特定的時刻要求受訪者就有關問題表個態。民主社會會採取投票的方法來決定民意取向而不是民意調查，是因為投票對選民有較高要求，希望他在經過較多思考後才作一個負責任、會影響結果的決定。普選是當今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標準，是基於上述原則。

沒有普選權利而對選舉進行的民意調查，意義是不大的。在民意調查中競爭不能等同為在一場選舉中有真正的競爭。

今屆特首選舉，最突出之處不在於有競爭，而在於建制派陣營內權爭白熱化。不是說過去建制派陣營內沒有權力鬥爭，而是不至於浮出水面，更不會公開激烈地進行。董建華「腳痛」下台時，唐英年並非心甘情願曾蔭權補上，累他要多等5年。再加上這5年令他要分擔了特區政府施政失誤的負債，心理上會覺得中央欠他一個人情。

在第一屆特區選舉時，建制候選人也有爭奪的情，但不像今屆這樣明刀明槍，因為大家都不想搞亂中央所佈下的大局。今屆的情所展示的是﹕建制派陣營內已經愈來愈多派別、品流複雜，對權力熱中的人愈來愈多。

建制派陣營內有權力鬥爭不足為奇，但如果市民天真地以為這是民主政治，那麼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沒有民主啊？與其對這次選舉有什麼期望，市民不如聚焦繼續爭取真普選吧！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台灣應做好擴大開放的準備

• 旺報
• 【劉性仁】

　日前馬英九總統表示，陸客來台自由行將從目前的北京、上海及廈門等三個城市再增加八個城市擴增為十一個，自三月實施，屆時每日來台自由行的陸客人數上限也將從500人次增為1000人次。馬總統並宣示拚觀光，外國觀光客將從去年608萬人次，105年要達1000萬人次。此一消息傳來，對於台灣經濟與兩岸發展當然帶來相當大的助益與生機，對此當然樂觀以待；然而其中的隱憂，也不得不令人擔心。

　首先，有鑑於近來陸港衝突事件頻傳，台灣是否能夠有別於香港，在擴大交流享受觀光效益的同時，能夠與陸客和平相處、相互尊重？平心而論我們在擴大開放的同時，也必須體會到大陸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勢必要有更多精神及物質面向的準備，既不能失禮，又要讓陸客游興不減，這確實是一大挑戰，不只考驗著馬政府，也考驗著台灣民眾的成熟度與包容接受度。

　要有應變能力

　其次，陸客自由行擴大城市，帶來的是更多元的遊客，如何妥善處理安全問題、管理問題、交通問題、承載量問題、環保問題、法律問題，都必須要逐一克服，不只要預防，更需要有妥當的危機處理應變能力，特別是兩岸認知差距及文化風俗習慣不同時，以目前兩岸互信基礎未深的情況下，類似陸港衝突事件可能隨時突發。

　再者，擴大開放除了經濟上的效益之外，讓陸客能夠第一手體驗到台灣的民主制度及法治實施情況，更有助於兩岸間相互瞭解，這對於兩岸因生活習慣或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會，可以產生化解作用，進而達到互相自制、自律與尊重。

　另外，擴大開放陸客會不會引起在野黨的反對與杯葛，或類似張銘清遭推擠的事件發生？在野黨聲稱大陸「以商逼政、以經促統」，已經讓台灣政治與社會更加不安，對立仇視更加嚴重，在野黨是否會藉由單一事件而擴大至台陸間的對立與衝突？這也是在擴大開放後應該化解的內部矛盾。

　深化互信基礎

　雖然開放陸客自由行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更是兩岸善意交往下的必然結果，只要政府各項配套措施完備，自然是正面效益多於負面效益，。各界都期待技術性及規範性問題等配套措施必須先妥善規畫，盡量便捷；對可能發生的問題與隱憂，更應事先防範，以免讓這良策美意變成兩岸的問題。（作者為文化大學中山大陸所助理教授）

從達沃斯論壇看全球經濟困境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一年一度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最近閉幕，探討的主題是「Big Transformation：Shaping New Models」 （大轉型：型塑新模式），顯示在歐債危機之後，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面臨了相當艱難的困境，期望藉由各國菁英的集思廣益，找尋解決方案。

　長久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總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模式為傲，並且推廣至各新興國家。過去30年的中國開放改革有目共睹，改革、轉型等政策的推行，使中國可以出現高度經濟成長。但如今在金融海嘯之後的3年，又接連爆發歐元區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不禁令世人感到現今世界各國所遵循的制度和規則，已經到了必須修正的地步，否則無法解決眼前的困境，於是才有「大轉型」的主題。

　在「大轉型」的主題之下，討論最為熱烈且針鋒相對的，莫過於「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國際工運最高領導人，澳大利亞籍的巴羅女士提出勞工階層觀點。她說，富人避稅已經成為一場全球遊戲，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資本主義已失去方向，企業擁有過多權力，而金融業正將你致於死地。這些論點，等於一古腦兒將目前發達國家的種種困境，歸因於資本主義制度。但代表資方的電信集團阿爾卡特-朗訊總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則立即反駁：「資本主義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嚮往的制度。它創造了財富、機會和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價值和理念沒有大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應用？」想當然耳，這個問題一時還不會有共識，但至少被提出加以討論。

　早在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時，就已宣告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從此更加奠定以市場經濟和選舉民主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實踐。由於在制度競賽中勝出，並且因其制度完整，新興國家多逐步走入資本主義的世界。不料又過了將近一個世代，因為雷曼公司倒閉造成的金融海嘯，世人開始懷疑資本主義已陷入瓶頸，如今歐債危機四伏，原本的懷疑更加深化，才會成為世界經濟論壇的主要爭辯議題。資本主義歷經過一個世代未被挑戰，卻因全球環境的再度改變，而顯得力有未逮，於是各方討論風起雲湧。

　另一個被討論熱烈的議題，則是因技術變革和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問題，尤其是青年世代的就業危機，令人感到憂心忡忡。原本歐元區好幾個國家早就失業率偏高，如今為了緩和主權債務危機，必須縮減財政支出，勢必使得失業情況更加惡化，反而變成更為嚴重的危機，這正是目前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而失業率居高不下，伴隨而來的貧富不均將惡性循環，各國政府莫不面臨嚴苛的考驗。

　然而就如香港特首曾蔭權在論壇上的呼籲，在亞洲金融風暴時，「西方世界給了很多建議，比如說快速的行動，下決心，但是西方世界現在卻不能踐行自己的建議。」曾蔭權警告說，如果不採取快速有效的措施，歐債危機的影響可能會非常深遠，並且導致全球經濟的衰退。他的發言得到了此次論壇中熱烈的掌聲，顯見獲得與會人士的共鳴。由此而知，有識之士多認為，歐元區政府的無效率和不願負責的態度，才是歐債危機惡化的癥結。先進國家的執行力，已非新興國家可以效法的對象，反而應該要回過頭來學習亞洲國家政府劍及履及的精神。

　另一個插曲雖然不是論壇大會關注的焦點，卻代表著深層意涵。因為從明年起，達沃斯論壇將提前一周，錯開農曆春節，方便中國高層和各界領袖出席。因為與農曆春節撞期，今年中國領導高層未出席冬季達沃斯論壇。歷史上，冬季達沃斯論壇慣常在每年一月份最後一周舉行，時間上卻經常碰到中國春節，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到場，令世界經濟論壇顯得有些缺憾。尤其在2009年1月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了主題演講。當時，正是雷曼倒閉後的全球金融市場危機愈來愈嚴重之際。在那次講話後不久，中國很快推出了4兆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

　目前正是歐債危機能否化解的關鍵時刻，中國領導人未能在該場合釋出對歐債危機關切的訊息，也令全球市場不安。難怪德國總理梅克爾隨即於2月初啟程訪問中國，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面；溫家寶表示將支持歐盟在穩定歐元的努力，並考慮加入歐洲穩定機制（ESM）。以上種種跡象均顯示，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後進國家，都各自面臨不同的困難，而發達國家已不可能自行解決難題，必須聯手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協助，甚至還要學習亞洲國家的執行效率。今後全球化趨勢下引發的各項危機，當然也必須全球一起合力解決。

校慶序長不序爵 南大比清華開明

東方日報

南京大學將在五月舉辦一百一十周年校慶活動，據悉接待工作按序長不序爵的原則進行，即校友只問長幼不論官位，辦一個人人平等的校慶，而不是以權貴為主的校慶。南京大學這一做法與去年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形成鮮明對比，好評如潮。

清華百年校慶時，其宣傳冊上竟將曾在該校就讀的領導人頭像，按照職務高低排列組合成清華園大門形象，包括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等，官愈大愈在上面，頭像也愈大，而諸如朱自清、王國維等大師頭像卻擺在毫不起眼的地方。

清華藉校慶向權貴邀寵，無視大師歷史地位的做法飽受各界批評。南京大學不以官銜和社會地位排序，體現對校友的尊重，所有同窗不管現在貧窮還是富貴，不論高官還是平民，在母校面前應該人人平等，應該獲得母校一視同仁的對待。

本來，大學校園是教書育人、研究學問的象牙塔，應該盡量隔絕社會上的嘈雜紛擾，保持一方淨土。可惜的是，當今神州的高等學府既向錢看，又向權看，斯文掃地，誤人子弟，令國人憂憤。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就曾津津樂道地稱，最近十一年，北大校友中誕生了七十九位億萬富豪，連續三年居內地大學榜首。

媚俗權貴 不恥反榮

堂堂北京大學校長，不為本校學術大師斷代而憂慮，反而沾沾自喜於盛產億萬富豪的人數，周其鳳哪裏還像名校校長？北京大學這塊金字招牌還有多少含金量？

其實誰都知道，北京大學之所以舉世聞名，並不是因為有美麗的校園，更不是培養出多少富豪，而是擁有獨立自由、包容並蓄的精神，以及曾經擁有傳播與發揚北大精神的學術大師，無論是胡適、陳寅恪，還是魯迅、陳獨秀，其道德文章與人格特質獨領風騷，代代相傳。他們不向權力獻媚，亦不為財富折腰，他們才是中國社會良心的典範，然而，當下的北京大學還有多少教授稱得上大師？

當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以擁有諾貝爾獎得主為自豪時，中國頂尖的兩所大學不以學術較長短，反以媚俗驚世人，北大以盛產富豪為榮，清華以迭出政要自豪，中國教育有何希望？中國的科技又如何屹立於世界之林？南京大學決定校慶時序長不序爵，是值得肯定的反潮流之舉，可以說是對中國教育界媚俗權貴的撥亂反正，但願這股新風能夠將籠罩中國高校的濁風吹散。

烏坎之春遍神州 新版打土豪分地

太陽報

廣東烏坎村事件在各地發酵，浙江蒼南縣數千村民一周內三次發起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當地村官私賣土地，侵吞賣地款。村民們拉起「打倒貪官，還我土地」等橫幅遊行。有村民代表表示，要學習烏坎村的維權方式，奪回被貪官把持的政權。

烏坎村民的維權抗爭事件在海外媒體聲援下，北京高層作出妥協，村民最終獲得勝利，將貪官掃地出門，並且通過一人一票選出村民心儀的村官，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烏坎事件其實是新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對深陷土地之困的基層鄉村起到示範作用。

當年，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運動時，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公審甚至槍斃地主鄉紳，平息民怨，然後將其財產和土地分給貧苦農民，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共基層政權。後來，打土豪分田地相繼在江西蘇區以及東北、華北等地推行，屢試不爽，獲得民心廣泛支持，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政治利器。

如今新農民運動又在全國興起，為北京當局敲響了警鐘。當局是引導農民運動健康發展，真正維護農民的權益，還是逆潮流而動，百般打壓農民維權，逼老百姓揭竿而起呢？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廣東烏坎還是浙江蒼南，抗爭遊行的民眾打的標語中還有「擁護中央，擁護共產黨」等口號，說明基層民眾對中央政府仍心存期望，他們希望能在人民內部矛盾的框架內解決問題，而不是走上與當局徹底對抗的道路。

農民失土 天下大亂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歷朝歷代對土地改革慎之又慎。可惜近年政府開足馬力，急於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這無異於為強勢集團兼併土地大開綠燈，也導致基層政權大範圍腐敗潰爛，造成大規模游民，成為當前農村民怨的焦點。

表面上，土地股份化有利於還富於民，讓農民以土地抵押進行借貸，問題是土地成為商品，最終受益者是勢大財雄的權貴，他們可利用特權或財富低價購入土地，搖身變為新地主，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則淪為一無所有的游民。農民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加上極有可能丟失飯碗，何以生存？怎能不揭竿而起呢？

隨着房地產瘋狂開發，土地大幅升值，手握集體土地權的村官們變得愈來愈炙手可熱，他們勾結開發商廉價倒賣土地，從中收受巨額好處，大肆侵吞村民權益，兇狠地掐斷了廣大農民賴以維生的命根。

最不堪的是，地方官員在徵地過程中收受利益，反將農民維權抗爭視為「不穩定因素」，甚至以「境外敵對勢力操縱」罪名大舉鎮壓，導致農民更大反彈，難免爆發流血衝突，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政府不去代表農民利益，只知道為開發商謀利，這才是「農村不穩」的根本原因。

哈金：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明鏡月刊評出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2）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由 於並非以中文創作，他們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十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 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 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華裔英文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 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六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 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這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是：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了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六四”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明鏡月刊》第24期）


哈金

是谁要吴英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致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

然而，在我看来，事实要深刻得多。真正杀死吴英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国自从开始现代化运动之后，国家主义――它有时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则又叫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潮。孙文当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宗旨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之后，国有资本便开始全面控制金融业。到1948年，国家资本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超过了90％。国民党迁台之后，仍然不改国策。到1986年，台湾政府当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银行资产，其金融自由化的到来，是随着党禁的开放而逐步开始的。

在大陆地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在半个月后就关闭了上海证券市场。1956年之后，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到1978年之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私人企业的复苏，民间对金融的开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1984年方兴钱庄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然而，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他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在1993年，北京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其董事长沈太福最终以贪污和行贿罪被处以死刑。

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

但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似乎仍然有扩大之势，特别是在宏观调控时期，一旦银根开始紧缩，地方高利贷市场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顿时抬高，这一景象我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目睹。据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温州地区的地下金融资金就高达1600亿元，若以一个“庄头”运作10亿元来计算，那么就活跃着160个“吴英”。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拯救将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两点分别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纷议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