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看中国：薄剧新发展

美國之音记者: 齐之丰


图片来源: 路透社
中国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资料照）

薄熙来戏剧在过去的24小时里再度呈现令人瞩目的新发展。多头并进的新发展来自中国、英国、美国，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酒店、毒药、官员、谋杀*

自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2月6日突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以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剧的主角。早些时候，中共宣布薄熙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停止，他的妻子谷开来有故意杀人犯罪重大嫌疑被逮捕。

 
路透社
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资料照)

中国官方媒体早先已经表示，有证据证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死于重庆是死于他杀。谷开来以及薄家的一位勤务人员有重大杀人犯罪嫌疑。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发表记者席佳林（Kathrin Hille）从重庆发出的报道，首次披露海伍德在其中中毒身亡的酒店是在重庆南山丽景假日酒店。该酒店地位于南山风景区，可以俯瞰重庆；薄熙来妻子在该酒店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有一所山间居所；该区的中共区委书记夏泽良得到薄熙来的破格提拔，与谷开来也关系密切。

席佳琳的报道说：“熟悉这次调查的官员和知情人士说，他（夏泽良）被怀疑提供毒药，并在海伍德被杀当晚，调用辖区内安保人员控制附近地区。重庆官员和商人表示，夏泽良是薄家动用官方资源谋取私利的一个典型。”

早些时候，国际媒体报道说，海伍德之所以在重庆死于非命是因为他掌握着薄熙来家非法向海外转移大笔资产的材料，并威胁要将这些材料曝光。

*薄熙来-王立军-海伍德*

今日重庆显然已经成为调查报道的新闻记者的金矿。星期二，路透社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重庆发出的独家报道，报道引用多个熟悉有关调查的消息来源话说，在今年1月18日，王立军当面向薄熙来提出证据，显示谷开来与伍德死亡案的关联；薄熙来一时震怒，并要王立军离开办公室，但不久又要王立军返回，表示可以继续进行调查。

“多个消息来源表示，两三天之后，薄熙来又改变了主意，使王立军靠边站；薄熙来显然是意图打消有关案件的调查，保护他的妻子，也保护自己的仕途。”

储百亮的这一报道与中共早些时候有意或无意泄露外界的初步调查结论吻合。

那份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王立军事件通报”的中共内部文件说：

“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该文件还说，“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

路透社的报道说王立军头一次向薄熙来提出谷开来问题是在1月18日，而中共中央外泄的文件则说是在1月28日。综合路透社本身的报道和中共文件来看，那个日期看来应当是1月28日。

*中国丑闻，英国丑闻*

不饮酒或很少饮酒的海伍德在重庆死于重庆当局所说的酗酒过量，并且在没有尸体解剖的情况下匆匆火化，英国驻中国领事人员对中方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一度还表示满意。于是，海伍德死亡案不仅在中国引起一场政治大丑闻，也在英国引起一场政治大丑闻。

英国反对党指责伦敦现政府力图维持和拓展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对海伍德死亡案实行了有意无意的淡化处理。在强烈的批评声中，英国政府则声辩说，政府绝无为了推进跟中国的贸易而淡化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之事。

英国政府在海伍德死亡案处理问题上所受到的强烈批评和英国政府对批评的应对，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星期三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的主题。他的报道说：

“一个英国商人在中国据信是死于谋杀之后的几个月里，英国的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一直是不紧不慢不冷不热。但大卫·卡梅伦首相的政府星期二突然改弦更张，对议会表示已经直截了当地强烈要求中国‘揭开这一悲剧性死亡事件的真相，’而且要在‘没有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星期二，卡梅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晤了中国事实上的宣传总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明确提出41岁的商人尼尔·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被发现死于重庆市酒店的案件。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则在议会受到反对党议员的一连串的愤怒质询。那些议员担心英国政府淡化处理海伍德死亡案的诸多疑点，为的是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地盘。”

《纽约时报》记者伯恩斯在报道中还写道，黑格承认，尽管英国政府早先获悉在中国的英国人对海伍德死亡案提出的怀疑，但他只是在接到美国外交官另外向英国传达的相关信息之后才向中国正式提出调查海伍德之死要求的。

*海伍德案关键日期*

截至本星期二，英国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调查海伍德之死要求是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前还是之后，英国方面一直拒绝对追问的新闻媒体作出说明。而在外界广泛报道英国提出这一要求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对这一要求不知情。

星期二，英国大报《卫报》发表记者尼古拉斯·瓦特和塔尼亚·布拉尼根联合采写的报道说，在英国首相星期二会晤到访的李长春之前，外交大臣黑格对英国议会发表一项声明，详细列出海伍德离奇死亡案有关的重要日期，从而揭开了3月下旬以来的一个谜团：

11月16日（去年），英国驻成都领事馆得到重庆市公安局报告，说海伍德死于酒精摄入过量
11月18日（去年），海伍德家属对英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将遗体火化。英国一位外交官参加了火化仪式
1月18日，英国外交部官员获悉重庆官方对海伍德死因说法有疑点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提出海伍德死与他杀问题
2月7日，外交大臣黑格获悉海伍德死亡案疑点，他要求有关官员向中国当局提出紧急陈述
2月15日，英国驻北京副大使会晤中国外交部官员，提出海伍德可能死于谋杀的疑点，并正式要求中国当局调查
2月21日，英国大使对负责欧洲事务的中国副外长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并在一个星期之后对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再次提出
3月22日，在没有得到正式回应的情况下，英国外交交部领事部主任对到访的一位中国官员提出海伍德死亡案问题
4月10日，中国当局宣布对海伍德死亡案进行调查

*王立军缘何未得美国庇护*

将英国、美国、中国、薄熙来、谷开来、海伍德这些国家和人串连起来形成令人瞩目大事件的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感到生命威胁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试图寻求庇护，从而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或大丑闻。

美国为什么决定不向王立军提供庇护呢？《纽约时报》在先前的一篇报道中简短地提到美国官员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

星期二，《纽约时报》再发表记者斯蒂文·李·麦耶斯和马克·兰德勒的长篇报道，详细讲述了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内滞留36个小时离去的情况。这篇根据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情况写成的报道说，美国方面之所以决定不给与王立军正式庇护，是因为1）在中国内定最高领导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美国方面不愿接手这样的烫手山芋，给美中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2）美国方面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

所谓的担心王立军的庇护申请资格问题，是指担心王立军有犯罪记录，美国方面不愿意庇护罪犯。麦耶斯和兰德勒在他们的长篇报道中写道：与1989年中国科学家和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得到美国北京大使馆庇护相比，“王立军案明显不同。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在跟薄熙来闹翻之前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在担任薄熙来的首要助手期间，他在重庆以不留情面、肆意武断执法而著称。”

*美国的自辩*

尽管如此，在一个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寻求庇护时回绝其庇护请求，这从道德或道义上说是成问题的。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为美国提出了辩护。麦耶斯和兰德勒的报道援引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外交官的话说，在确定王立军不能提出正式庇护申请的情况下，

“美国国务院对他提供了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他几乎肯定会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逮捕。另外，美国国务院也确保了王立军可以在北京提出他的指控。”

报道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期间给他认为能帮助他的北京有关部门官员打了电话，安排了北京来人把他接走。

《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一说法，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关王立军离开美国领事馆的说法明显不同。黄奇帆三月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美国领事馆跟王立军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说服了王立军同意离开；最后王立军离开并被来自北京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带走，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官员进入一个外国领事馆，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結束政治迫害，只能由未經文革的新人完成

　　《明鏡月刊》馮勝平

 
　　（續前）四、無形的手

　　回顧文革，人們看不見真正的勝利者。所有的參加者，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紅衛兵還是走資派，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劊子手還是他的犧牲品，最終都被抛入地獄。沒有人——即 使毛澤東也不列外——從文革中獲益，所有人都失敗了。這場革命正如他的劊子手及犧牲品之一的林彪所說，是一台“人肉攪拌機”。爲什麽這種現象會發生？爲什 麽文革變成了一場全民的惡夢？在紛繁的表面現象之後，似乎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操縱、玩弄一切人的命運。要找到這只無形的手，人們不僅要研究文革的動亂年代， 更要研究中國的歷史。
　　本文試圖證明的一個主要主要論點是：這只無形的手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文化，又稱國粹，是中國人的第二天性。 它對文革曾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了解文革的關鍵。然而迄今爲止，並沒有人從這種角度來研究文革。把文革看為一場反傳統、反文化的革命，人們忽略了它與 中國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繫。
　　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我所用的基本工具是中國政治文化。這裡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整套爲人們廣泛接受並指導其政治行爲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及道德準則。換言之，中國政治文化是一種特定的中國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實質上決定了正義，法律及其道德的準則。

　　五、歷史的追復：寧要奴役下的平等

　 　以政治文化為鏡，我發現文革並非絕無僅有；它與中國歷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処。正如舊时的中國農民經常與皇帝站在一起反對腐敗的官僚，文革 中的造反派與毛澤東結成聯盟反對中國的新貴。封建時代的臣民寧願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文革時期的公民亦是一樣。例如，安慰一個被冤屈的 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為他恢復名譽，而是把它的同僚也同樣冤屈。既然人們不能同樣的強大，他們寧願同樣的軟弱；既然不能共富，他們寧願均貧。“36元萬 歲！”這一上海文革時期流行的口號正反映了這種心態。
　　在許多方面，文革與太平天國運動相似。太平天國的追隨者擯棄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 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傳統觀念。太平军實行土地共產,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納妾、裹足、包辦婚姻、吸毒和賭博；毛澤東主義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 一整套與之相似的社會改革方案，比太平軍有過之無不及。一旦大權在握，太平軍立即分裂，互相殘殺；紅衛兵也不例外。最後，無論是太平天國的追隨者還是文革 的參與者都保留甚至发展了它們自詡所推翻的舊制度的某些特徵：任人唯親，爾虞我詐，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1966-1967年的紅衛兵運動 中，人們也可以看到1900-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的影子。義和團活動的中心是北京，並受到慈禧的支持；紅衛兵運動也發源于北京，毛澤東是他們最高統 帥。正如義和團依賴符咒、神拳一樣，紅衛兵依赖毛的小紅書和“精神原子彈”。義和團圍攻外國領事館；紅衛兵焚燒了英國代辦處。無知而又輕信，義和團和紅衛 兵都在被當權者利用后遭到抛棄。在為历史付出血的代價之後，他們都被後人描繪為流氓、惡棍或魔鬼。不再有人知道他們真實的動機和身份，也沒有人記得他們的 怨憤和悲哀。這似乎就是他們最爲相似的終極命運。

　　六、文革在劫難逃

　　文革並非從天而降，它來自人們的心靈深處。不 僅毛澤東，他的億萬追隨者的心靈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個人都不可能發動一場如此規模的革命。罪惡之源——如果我們可以稱文革是 一場罪惡——在人們心中。毛澤東給了文革第一推動，人民使它真正成爲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是中國的劫數。
　　許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 自由，專制的唯一基礎是強制。這種看法並不對。事實上，正如亞當·麥克尼先生指出：“長期的專制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及相應的行爲準則，它是人們不再愛好 自由和真理，完全喪失人類的尊嚴並毫無自治能力”。在這種專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爲數極少，而就在這少數人當中，大多數還是潛在的暴君。他們反對暴政並 非爲了結束暴政，而是爲了取而代之。這條規律完全適用于文革初期從中囯當權者手中奪取了權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在中國不過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少數人掌握時，它被用來迫害多數人；在多數人手中時，它被用來反對一切人。文革的一個教訓是：舊制度僅允許少數人濫用權力，新制度——群衆專政——則允許多數人作惡。
　 　政治迫害對其被迫害者的心靈摧毀遠大于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在長期的壓迫下，人的心靈會為仇恨及報復意念所蒙蔽。一旦權 力到手，奴隸不僅會迫害他們的主人，也會對自己的兄弟施虐。正如權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長期 被人踐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踐踏別人。對於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 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曾經都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最好的學校”。鑒于中國在文革前曾有那麽多人遭受迫害，人們對文革中出現如此大量的迫害 者的現象應該可以理解。
　　据官方报道，文革中2000万人死亡，一億人受到迫害。然而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種罪行——謀殺、刑訊、及搶劫 ——的人並沒有受到懲罰。原因並不是无法找到他們，而是這種人實在爲數太多，法不責衆。大多數文革犧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數的迫害者也是他們，兩者時常 互換位置，且都有參與迫害的難言之隱。“如果極權政治僅是一小撮暴君對一個無辜民族的壓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西蒙·李寫道：“事實上，極權 制度驚人的地方恰在於它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無所不在的組織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惡，把他們變成劊子手的幫兇”。

　　七、文革的現有文獻

　 　與那種譴責別人和自艾自憐的“傷痕文學”不同，我希望寫一部文革懺悔錄，以揭示那些在十年中實際發生過卻鮮爲人承認的故事。浩劫之後，我感到中國人有必 要自我批判和反思。正如劉濱雁指出：“許多中國人都應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爲感到羞愧，但人們看不到這種羞愧的紀錄。就是偶然的認錯也是絕無僅有”。本 文的目的既是要填補這一空白。
　　在現有的關於文革的文獻中，很少有觸及到事件本質的。文革剛剛結束，人們還來不及為它寫史，它對未來的影響也還 沒有充分的展示。一般而言，文革受害者所寫的文革故事太感情化；外國專家的研究太理性化；官方的文獻則充滿了謊言和歪曲。梁恆的“革命之子”在西方雖然走 紅，不過是一個孩子對一個大事件的描述。這一事件在許多方面都遠非他幼小的心靈所能理解。巴達菲爾德的《苦海餘生》揭露了中國社會的許多時弊，但對文革本 身卻基本沒有觸及。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與其説是一部歷史，不如説是一部小説。在這部迄今爲止大陸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學術著作中，人們找不到一個註釋，卻 看到許多未經證實的傳聞軼事。真正的文革傑作是西蒙·李的《中國的影子》。它的缺點是過於政治化，從而流于偏激。在他看來，文革僅僅是毛澤東的創造，它與 中國人民和中国政治文化無關。在他的筆下，中國人過去的生活美好而令人羡慕，中国的悲劇只是從它接受了共產主義才開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鄭念的《上海的生 與死》。這部文革小説十分迎合西方人的趣味，但中國人讀來卻不無荒謬之處。從貴族的角度批判文革，鄭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英雄，她依賴上帝的幫助抵抗邪惡的 红卫兵並戰勝了牢獄。鄭譴責文革並非僅因爲它迫害無辜，更因爲它竟迫害了一位像她那樣的愛國者。一般傷痕文學的作者說：“像別人一樣，我在文革中遭到迫 害。”鄭說：“居然我也受到迫害。”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官方文獻，紅衛兵報刊，對文革參與者的採訪以及本人的經歷。重慶、上海是 我在文革期間住過的兩個城市。1967-1968年夏，我曾目睹重慶武鬥，见过街頭被擊毀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學釘死在黑板上的學生。30万件武器流散民間， 幾十萬人以武鬥為職業，每天數十甚至上百人死亡。我在上海沒有聽到過武鬥的槍聲，卻看過公審和處決“反革命”。他們的罪名是“偷聽敵台”。

　　八、結論

　 　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着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们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信念。過去被摧 毀，未來又丢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國，那些對過去發 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麽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麽都敢做。作爲極 端的唯物主義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一場摧毀了民族道德資本的浩劫，文革在中國留下了一個精神真空。但是暴政並沒有結束，政 治迫害仍在繼續。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會使人產生一種政治智慧，從而為在中國永遠結束政治迫害創造了最佳條件。事實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會 使結束暴政更加困難。因爲歸根究底，極權制度的力量並非在于它抗拒變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变那些試圖改变他的人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说，結束中國長期政治 迫害的使命，也許只能由一代新人來完成。這些人不是文革的幸存者，他們從未迫害過別人，自己也未受過迫害。（《明鏡月刊》第19期）

倒薄與挺薄，都來自毛澤東時代

《大事件》特約記者　葉發德

（專訪王軍濤，續前）
大事件：現在人們已經對毛澤東時代剛結束的爭論不感興趣了。還是直接討論左右之爭吧。

王軍濤：問題是，如果你不從討論毛澤東開始，就不能理解那麼多人支持或堅決反對薄熙來的人的理由；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激動情感，來自那個時代。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運動治國的執政模式在“文革”中徹底破產，他所遺留的人事、制度和思想在他死後不到三年被推翻得乾乾淨淨。但圍繞著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如何變化和發展，各派激烈爭論。陳雲、鄧力群被稱為“還原派”，主張回到被毛的繼續革命推翻的傳統社會主義的思路，獨立自主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高度極權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是“片面改革派”，主張改革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經濟活力，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以“四項基本原則”高壓維持穩定。年輕人提出全面變革，主張回歸被共產黨革命打斷的人類主流文明演進模式，市場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加人道主義文化。經過整個八十年代的衝突，民間達成共識是回歸人類主流文明模式，而官方以鄧小平模式為中點左右搖擺。1989年是人類主流文明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衝突，最後被鄧小平以近乎軍事政變的方式踐踏國法黨章，血腥鎮壓。1992年，鄧小平又以軍隊要挾，逼迫新核心接受他的模式，徹底堵死還原派東山再起的機會。自此，鄧小平模式佔據中國執政黨的核心。

鄧小平認為，中國所有問題都是因為窮，只要經濟發展，問題就會解決。他為執政黨規定的發展模式是：以政治高壓維護政治穩定，以改革開放解放社會活力，促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再以發展果實消化問題，然而，鄧小平不懂的是，當權力高度集中時，會產生腐敗。現實中，中國確實經濟發展了，但發展的機會和果實沒有用於解決問題，而是被少數權貴壟斷，多數人承擔發展的代價。暴力維穩壓制民眾，造成許多新的問題。到胡執政後期，嚴重問題、公眾不滿和導致的社會衝突在有識之士和負責任的精英看來，已經到官場和社會全面混亂，走向滅頂災難危機的程度了。

回歸主流文明模式主張者（被稱做自由派）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政治權力高度壟斷和集中造成的。他們呼喚建立憲政民主體制，限制政府權力，在政府內部建立分權制衡，保障人權和政治權利。他們相信，這是化解問題，實現政治的長治久安。這類主張被認為是右派。

而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問題如果採取右派方式解決，會給製造問題的貪官奸商文痞更大的空間。他們主張，讓具有公平正義思想的政治領導人掌握大權，以共產黨革命最初的理念為資源，採取傳統共產黨革命中某些行之有效的組織機制和行動方式，動員不滿民眾，整頓官場，打擊豪強，建立公正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薄熙來代表的是這種左的理念。但這種左派之所以是新左派，是與老左派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不僅是年齡，而且在理論資源和現代化建設的制度、政策、文化等取向上有區別。不過，新左派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薄熙來究竟認同什麼，哪些是權宜之計，哪些是他的原則，哪些他只是嘗試，還會變化，因為他施政表現出的資訊不足，我們還不得而知。

大事件：這樣的理念在中國有哪些擁護者？

王軍濤：有三類人會認同這樣的想法。第一類人是普通民眾。他們是鄧小平模式的受害人。他們走得比薄熙來還要遠，甚至認同毛派。這是薄熙來的親信抱怨公共空間對薄熙來誤解或曲解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有誤解，薄熙來應該對此負責。因為他想利用大眾誤讀給他帶來支持者。既然這樣，他就要承擔這樣誤讀給他造成政敵。

第二類人是“太子黨”。薄熙來唱紅有兩個解釋，一是唱共產黨的正氣，還有一種是唱紅色江山。他的說法迎合了那些要救黨救國救民保老一代共產黨理念的“太子黨”的心態。這些人最近兩年頻頻參與重慶唱紅活動，顯然不是為了毛左。

第三類人，是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和實踐者。這些人到薄熙來那裏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我個人還是懷疑，這些人最後能否真正被薄熙來所用或者薄熙來是否真採納他們的主張。我認為，薄熙來現在主要是用他們為自己造輿論，打造品牌和象徵。

薄熙來的反對者

大事件：你討論了薄熙來的支持者。那麽，誰是薄熙來的反對者呢？

王軍濤：薄熙來的反對者是維穩派和自由派。這兩者反對薄熙來的理由也不一樣。維穩派口頭上是維護鄧小平的路線，其實是維護現在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有人認為薄熙來挑戰共產黨的潛規則。其實，中共的重大調整都是通過這類挑戰－挫折－再挑戰實現的。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這樣崛起成為不可一世的領袖的。但在最初挑戰時，一定會遇到黨的壓制。除了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外，還有墨守成規的官僚。

右派反對薄熙來是出於理念，認為薄熙來代表了一個危險的發展方向，甚至比鄧小平的模式還危險。他們認為，薄熙來是毛左，代表毛左復辟。他們寧願與維穩派結盟，支持維穩中央清除薄熙來。現在。公共空間中反對薄熙來、支持溫家寶的都是這樣的輿論。而且在公共空間中是壓倒性的輿論。（《大事件》第9期）

新华社出面否认薄案牵涉政治斗争

法广


在海内外纷纷猜测薄熙来倒台恐涉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并非简单的“刑事案件”之际，被称之为“党的耳目喉舌”的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继昨天深夜发出英文稿评论薄熙来案后再次发声：相关案件是刑事案件“非政治斗争”，提醒惯于戴“有色眼镜”的人不妨拭目以待调查结果。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案如何定案对中共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此案定位为权力斗争，恐怕引火烧身，引发内部激荡；定为刑事案件，表面看起来简单，但也让海内外人看清中共高层内部极其黑暗的一面，恐引起既有薄熙来，也会有王熙来、张熙来等等的联想。新华社急于出面澄清，也许中共高层有后顾之忧。

新华社这篇题为“刑事案件而非政治斗争”的评论文章，和英文版相同的是，再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及高举法治的重要性；不同处则为在对内宣传上否认近来盛传的“政治斗争”臆测。评论先说明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英商海伍德命案，经调查，“薄谷开来及其子同海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复查后发现，现有证据证明海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有重大作案嫌疑，从结果看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正依法处理。而“习惯戴有色眼镜的一些人不妨拭目以待。随著调查的进展，真相必会水落石出”。

评论强调，王立军事件、海伍德命案和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影响“极其恶劣”。

评论也提到，除薄熙来外，在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违纪违法遭调查的还有北京市前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而中国大陆“刑法”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海外人士抗议伦敦书展：言者无罪

4月16日，为期三天的伦敦书展正式开幕，独立中文笔会及西藏、新疆笔会和海外作家、民主人士等发起抗议活动，作为伦敦书展主宾国的中方官员称抗议正常。


为期3天的伦敦书展如期在伦敦西部的伯爵宫（Earls Court）展览中心开幕，多名海外作家和民主人士到场抗议。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4月10日独立中文笔会与多个国家的笔会、出版机构和一些作家等联合致信给伦敦书展主办方之一的英国文化协会，对其只邀请官方机构和"官方作家"提出质疑，并表示将在本次展览中进行一系列的独立作品展示和抗议活动。

据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向德国之声介绍，除组织座谈会和到中国驻英使馆抗议外，4月16日开幕式当天，独立中文笔会的展位悬挂了中国系狱作家谭作人、朱虞夫等作家的大幅照片，现场还向公众展示多位独立作家的作品和播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纪录片。

旅英民主人士、"六四事件"亲历者邵江在展览大厅里打出"停止文字狱"、"言者无罪"的标语，在独立中文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旅英小说家马建、流亡诗人贝岭、流亡作家齐家贞作证中国当局对新闻自由的打压现状，马建在脸上和书上打上红色的"X"以表达对中共禁止言论自由的不满。

4月17日下午，伦敦书展举行"中欧出版论坛"，中国官方代表团发言时，多代海外人士安静的在座椅上高举标语和狱中作家的照片。中方代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外人士的抗议很正常" 但拒绝对中国言论自由作出评论。英国《独立报》《观察家》等媒体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他们的行动也获得英国笔会和国际笔会的声援和支持。

"代表被噤声的作家发出声音"

廖天琪介绍，与中国官方在本次展览上组织300多场活动相比，独立中文笔会和西藏及新疆笔会等机构和多名海外作家、民主人士的声音并没有被覆盖。廖天琪称，中方雇请海外留学生和打工者，在中国驻英使馆抗议现场敲击锣鼓以干扰抗议者的声音。

除中方代表团团长李长春并未现身外，在4月17日的中欧出版论坛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也未如期出现在现场，改由一张姓司长代替其发言。廖天琪表示，面对海外人士抗议，中方主持人李朋义一度向英方施压："这个场馆是我们付了钱的，希望主办方能负责。"英方主持人则未予回应。

"中方和英方此次都比较聪明，他们没有阻止我们的抗议，没有要求我们离场和批评我们，我们一直安静的举着牌子。他们比以前文明多了，我相信他们学到不少，没有出现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时中方离场现象。"

廖天琪认为他们在此次活动上的声音也是替中国境内狱中的作家及被噤声的作家发出的："象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继续钳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话，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那些失去自由的作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做的和我是一样的，只是生错了地方，他们在中国就要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在国外有伸展的空间就要为他们发声。"

"中方为伦敦书展大把撒钱"

廖天琪也表示他们多次寻求和伦敦书展的负责人和英国文化协会进行沟通，因对方采取拒绝和回避态度而未果。据内部人士向他们透露，书展未召开之前，中方正式和非正式的邀请了大批的英国文化官员到中国旅游、进行文化交流、对谈活动等："事实上把他们招待得服服帖帖，让他们心里高高兴兴的，受到人家慷慨的招待，毕竟不好再批评什么。"

廖天琪认为，在此次伦敦书展，中方的金钱攻势颇为奏效："他们唯一用的办法并且还能收到效果的办法是他们大把的撒钱，但是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正义的声音。"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王德邦：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民权才能最终筑起防范公权力泛滥的堤坝，只有民权才能为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任何没有民权保障下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是随机性的，今天统治者高兴时改善民生，明天统治者不高兴就不改善民生，这种民生完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

　　今日中国社会步入变革的关键时期，正如前中共开明派主将朱厚泽先生于2002年中共权力形式上迎来一轮交接班时所断言：“中国今日的问题就是——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从近十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确有一批人在促使中国回到毛泽东路上努力着，然而试图超越邓小平的努力在这十年中却极为罕见。这种“回到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反向角力，就是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后退与前进。

　　“回到毛泽东”在本质上就是权力主导一切，就是强调权力在社会诸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就是集权，就是意图将近几十年来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分散、下放的一些权力，再收归中央，进而集于某人或几人之一身。这种集权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达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却历史上常常出现集中力量办坏事的结局。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集权的路给民族带来的是不幸，所以对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予以警惕。但由于人的怀旧心理与掌权者的权欲驱使，这种回归毛泽东的思潮与努力在近十年中一直在中国社会壮大。


　　“超越邓小平”当然是指在经济领域要突破有限市场经济的藩篱，建立真正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要突破维护小集团利益的格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落实公民人权保障，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


　　如果中国改革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民血手印算起，那么至今应该有34年了，这34年中又以1989年为分界，前11年是全面的探索改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在努力寻求改革，而1989年后的23年，也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改革时期，中国社会深陷于纯粹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由于在权力主导下，以致最终沦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最近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转型陷阱”中。


　　从三十几年的改革历史来看，国际国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在民生上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如果仅仅从吃饭、穿衣的动物短期性满足来说，这三十几年民生成就是成立的，但如果从社会裂变，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是非颠倒，善恶错置，文化凋敝，公平无存，正义缺失等来说，这以1989年之后为主体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可以说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丧尽天良、亡族灭种、绝子绝孙的改革。这种改革短期将民族的子孙后代资源耗尽，将祖宗的价值文化积累摧毁，是人类旷古绝今的罪恶。正如有经济学家计算后得出结论，就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改革几十年的所谓成就还远不足以填补几十年来环境与资源的损失，也就是说改革仅从经济角度就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还有文化、价值上出现的远比经济更大的灾难呢？！这种如秦晖先生总结的“低人权”，朱厚泽先生临终的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的昭示出中国过往以近23年为主体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是不可持续的，是已经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


　　如此的一种改革，今天官方也只能以民生改革来概括。正如前面所言，我们权且依照官方的话语，就算是一场为民生而展开的改革，且不从时间长远与人类总体的标准来评判。那么民生改革昨天是否有成效与今天是否能持续，依然是很值得今天国人研究思考的。


　　民生从百度词解就是：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强调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和高度综合性，但其明显的不足在于，概念范围太大。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


　　上面百度所解的这个民生的概念，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显然有太多的迎合时宜、为官者饰的痕迹，显然是想将各种现代的东西都塞到民生概念里面。尽管如此，今日反复强调的民生改革依然掩盖不了唯经济原则下的为吃饭穿衣改革的实质。对此，中国官方文件注释得更是显明：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就是以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为主旨，就是把经济当作民生之基、就业当作民生之本、分配当作民生之源、社会保障当作民生之安全网、改善人民生活当作民生之基本国策。


　　这种民生观不管如何掩饰，事实都是围绕活命与吃穿的动物性需求而努力。这种民生观的逻辑演化是由古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后来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老鼠就是好猫”，再到当代的生存权是第一人权的“猪权论”。这一切贯穿其中的就是动物性基本需要的满足。这样进一步演化延伸成今日的拜金主义，导致社会人欲横流，道德与法制沦丧。而因为强调民生，所以其他社会建设就被搁置，在民生至上的原则下，GDP被尊崇为政绩考核的神圣标准。


　　在这种民生观下，就必然是不顾人权，就必然是不计长远，就必然是弱肉强食，就必然是强取豪夺，就必然出现朱厚泽先生的天问。应该承认，这种唯民生的发展观，在社会处于缺吃少穿，温饱成问题的时代，的确有其救急之功，然而当社会发展已经走出那种朝难保夕、夜无存粮时代，社会就应该进入更高的追求层次，应该致力建设长久持续发展与安全的机制，而不能长期停留于民生的窠臼中。


　　事实上，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长期停留于谋求民生的社会，最终民生也必然会丧失。因为一个没有完善的法制建设，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现代科学的制度架构，为民生而民生的社会，最后结果必将是民不聊生，最后出现已经取得的民生成果也无法得到保全，以致丧失殆尽的情况，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今日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一大批曾经相对富裕的城镇、矿山、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与无房居民，或者被污染、疾病折磨得无处安生；就会发现曾经赢利的工厂已经倒闭，工人已经被迫下岗；就会发现一批批企业主被剥夺得无以为继，被迫逃离或停业；就会发现大批复转军人，甚至离退休干部，都被迫加入到上访洪流，等等。中国社会如今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力证出这个沉湎于民生的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民不聊生。


　　为什么一个唯民生发展的社会，在走过几十年的改革后，居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生问题？只要我们深入追问，就会发现民生是需要民权来作保障的，如果没有民权，一切的民生都是暂时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权，通常被解释为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的民主权利；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据有人考证，汉语“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写于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之后，黄遵宪、薛福成也分别于1879年、1890年开始使用。接下来，“民权”一词使用日兴。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所以，“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而“民权”一词发展到今天，那就是指公民权利。


　　民权乃是社会之根，也是民生之本。一个社会的发展虽然最终会体现到民生改善上，改善民生也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一项目标，但是没有民权的民生是无法持久平稳而得到保障的。就如封建专制时代，在一些时期民生也会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动荡与灾荒却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常态。从人类历史来看，专制也会带来民生改善，甚至在某个时期还会比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带来更大的民生改善。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其发展速度与民生改善远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然而最后却带来人类的二战灾难。同样，在没有民权保障下，如广东“乌坎”最后发展成农民失地，民生无依托的境况。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高排碳、高能耗、高污染”，最后导致民生虚空，社会无法持续发展。这种不讲民权的民生，也如一头猪，生活改善得再好，最后也难逃被杀了吃肉的命运。


　　如果说中国已经过去的几十年的改革，是以放宽部分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民生改革，而使中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很快摆脱了温饱困扰，在短期取得了较大经济成就的话，那么今天仍然沉湎于民生改革，那就已经日益导致社会民生成果的丧失，造成社会民生日艰的困境。而一味强调民生，也事实成为回避民权，阻止政改，欺瞒世界，愚弄民众的一种手段。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民权才能最终筑起防范公权力泛滥的堤坝，只有民权才能为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任何没有民权保障下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是随机性的，今天统治者高兴时改善民生，明天统治者不高兴就不改善民生，这种民生完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就如今天社会，一些人一夜暴富，许多人也短期受惠于民生，但同时也有许多人被在城市化、改制、转型等等民生改善的名义下被剥夺殆尽，甚至一夜赤贫。如此随意性的民生，最后是谁也不可能指望长久改善民生，因为民生赖以依托的民权土壤无存，民生就绝难生根、开花与结果。所以，从社会长远持久与平稳发展而论，民权是民生之根之本，只有依托于民权生长的民生，才是安全平稳可持续的民生。就此而言，如果说过往几十年中国的改革是民生改革，那么走到今天无论从保障民生成果，而或保持社会长远发展与人类永久福祉来论，中国都必须致力于民权改革。中国社会唯有构筑起民权基础，才能建设起民生大厦，也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与官僚腐败、枉法横行的局面，才能最终建立起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社会。所以，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以解决温饱为旨归的民生改革后，到今天必须马上进入以落实人权、法治为旨归的民权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重获新生！而这种致力民权改革就是对民生改革的突破，也就是今日中国所需的“超越邓小平”。

王德邦,来源: 作者专栏

中国首次冻结强制遣返朝鲜脱北者政策

一些国际人士和韩国人4月17日在首尔抗议中国强行 朝鲜上周失败发射火箭后，各方的反响仍在继续。由于平壤没有将发射火箭一事事先通报北京，令中国不快。中国中断了强制遣返朝鲜脱北者的行动。法新社引述日本媒体周三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对朝鲜没有事先通报作出的报复。 日 本《读卖新闻》引述两名中国官员披露的消息说，中国冻结了这一长期以来实施的政策。辽宁省一名官员指出：脱北者一旦被遣返回国，等待着他的则是生命的终 结。我们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另外一名官员则表示，中国之所以中断遣返行动，主要是因为平壤在上周末发射火箭之前，并未将具体日期通报中国。 法新社指出，至今为止，中国对朝鲜脱北者推行的政策是逮捕，视他们为经济难民、而非政治难民。 韩国及国际捍卫人权组织多次要求中国改变对朝鲜难民的政策，以避免在遭到遣返后等待他们的厄运。

RFI

新政權是更邪惡、還是更民主？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新政權是更邪惡、還是更民主？

　　

　　蘆笛：都不可能很好的。為什麼呢？如果出現的是自發革命，接之而來的就是群雄並起的權力真空，比賽誰最黑。誰越下流、越能幹文明人幹不出來的事，誰就越能佔上風。二月革命之所以製造災難，是因為沒有二月革命，列寧就不可能從國外回來，西伯利亞的斯大林那些人就不能跑回彼得堡，不能勾結德國人。這不能說是偶然因素，所以二月革命當然要為十月革命負責。

　　革命無一例外地製造災難，推翻統治者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像共產黨革命，還沒拿到政權，就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權力組織、暴力機構，一上台就馬上接管全國，不會有權力真空，沒有大亂，天下太平。如果是這種情況，新的統治者只會更黑，因為它組織更完善，對人民的控制更嚴密。這種革命，無非是革命黨和統治者比賽誰控制百姓的能力更強，誰更強誰就能勝出，共產黨控制百姓的能力，根本不是其他人能比的，這就是它取代國府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種情況像辛亥革命，基本上是自發的，由多種力量參與，在舊政權倒台後突兀地造成權力真空。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群雄並起，形成一個強大的負篩選場，越下流的越能勝出。至於當初的革命理想，那與現實有什麼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手段決定結果，手段決定善惡。就是共產黨人也罷，當初他們還是很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天堂的。他們相信的那套，也確實是人類能設想的最美好、最優秀的社會，但因為背離人性太遠，實行起來結果必然相反，如同偉大領袖說的：走向反面了。所以，越崇高的理想實行起來越糟糕，走樣後比赤裸裸的邪惡還糟。

　　胡平：有幾點說得太籠統，第一，不同革命、不同革命黨所堅持的社會改革理念很不一樣，其中包括革命成功後他們想採取的手段，相當一些革命在顛覆舊政權時，不需要自己的權力比對方更集中、更強大。

　　第二，一旦建立自己的政權，會實行比從前更寬，而不是更嚴的法律，因為他想推行新的理想，這理想包含對個人自由的承諾，所以不會違背個人自由。袁世凱提倡婦女解放，但他後來出的事與這主張沒什麼關係，並非婦女不想解放，他卻強行解放，由此引出亂子，他推行，底下可以不理睬，也不會有什麼壞處。“負篩選”的說法過於籠統。如你所說，共產主義的罪惡恰恰就在於它那套理想理念本身就是錯的，而不只是手段錯誤的問題。

　　蘆笛：我的意思是，革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革命家組織的中共式革命，一種是如二月革命的自發革命。自發革命的壞處是，不管革命黨人提出的概念多崇高，由於革命具有不可控的性質，所以把權威趕掉很容易，幹革命比維持革命成果簡單，但老統治者被趕走後，權威沒了，新統治者提出的社會綱領不可能立刻被老百姓掌握、化成生活實踐，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要自由，誰都不會服從誰，必然要進入無政府狀態。

　　胡平：不一定，東歐革命就不是這樣，它沒引起這麼大後果。所以裡頭還得有一條東西，二月革命，當年有個馬克思主義在流行，俄國有個布爾什維克黨，別的地方沒這個黨，就沒引出這種事。你說秩序鬆散，鬆散到最後也馬馬虎虎上正道了。

　　蘆笛：要是沒有二月革命，列寧怎麼會上台？恰好是革命為這些人鋪了溫床，驅使暴民參加自發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復仇情緒，而這必然為激進思潮流行打開大門，越激進的煽動家越能得到暴民擁護。羅伯斯庇爾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兒子，這不是偶然的。

　　胡平：不光是那一小撮人，是整個社會當年在這個目標上就很迷惑，就像很多人對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因為有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掌權的獨裁者雖然可惡，但仍親西方、壓制本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開始對茉莉花革命的態度不鮮明，包括西方人，很多都擔心把原統治者推翻了，會不會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供溫床。

　　像布爾什維克思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些東西不是任何變革時代都有的，而且它們還有潛在的社會基礎。有時候情況會倒過來，例如我們受專制政權的壓迫。

很多人對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

　　

薄熙來的支持者是哪四類人？

《大事件》特約記者　葉發德

 
大事件：薄熙來有不少支持者，他們為什麼要支持薄熙來？你覺得這些支持他的人都是認同他的理念和領袖地位嗎？
王軍濤：薄熙來被整離職，引發全中國各個圈子中的激烈爭辯。從高層、到公共空間、到意見領袖、到左右派陣營內部，都分裂成不同意見。與任何一個轉型期的政治領袖一樣，薄熙來的支持者很駁雜。大體上有四類人——

第一類人是小人，這裏不是孔子說的“小人”，而是中國道德語境中的“小人”。這些人支持薄熙來是為了個人陞遷或眼下可以獲得的好處或是報答薄熙來的知遇之恩。他們有的是現在就拿錢替人辦事——網傳孔慶東承認被重慶送錢為其造勢。有些自由派現在很活躍地為薄熙來遊說，大概也是這種情況。這些人支持薄熙來是個人利益的原因。

 
 周永康

如果周永康確如傳說中的那樣支持薄熙來、顛覆習近平，那也算這類人。周永康支持薄熙來是要讓自己在中共十八大後繼續保持政治影響力。他在公安部長和政法委書記任期內做了大量惡事，按照中共規則，他在十八大離職後會徹底失去影響政局的機會。這使得他有可能在新班子進行改革時成為犧牲品，為他任內維穩迫害的案子負責任。如果他支持薄熙來進入常委，他可以交換到十八大後的影響力——周永康作為現任政法委書記，對下任書記有推薦的機會。有人認為，在中共官場上最不願意失去影響力的是那些有把柄擔心被清算的人。

第二種人是希望中國出現鐵腕而有魄力的人物，收拾河山。他們深為中國現存問題繼續拖下去的後果擔心，而如果繼續按部就班地選拔政治領導，上來的新人會繼續或者是貪官污吏或者是酒囊飯袋。薄熙來說話做事的風格，符合他們心中的形象。軍隊中“太子黨”對薄熙來的偏愛屬於這種情況。至於薄熙來政見中的問題，他們或者考慮不多，或者私下瞭解到的真實信息與公眾印象不同。據說，劉源將軍是這樣的人。還有一些自認為對國家前途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也屬於這種情況。屬於這種情況的還有些文人，他們喜歡有性格有故事的人物。

第三種人，肯定薄熙來在破局中的作用。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壟斷發展機會和果實的少數權貴構成的“維穩派”。打破維穩格局是中國所有變革的政治條件，而薄熙來是挑戰維穩核心、突破維穩機制的人，所以在這一點上，應當支持他。有些自認為有戰略和策略頭腦的民運人士和維權人士是這樣情況。

最後，但是最重要的第四種人的理由是，薄熙來體現了某種執政理念。“唱紅打黑”是這種執政理念的形象說法，而“重慶模式”是其理性的說法。在後89中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爭論的光譜中，薄熙來被劃為新左派理念的施政者。我在那個專訪中，主要討論的是這類支持者會讓薄熙來東山再起。而且，在政治變局中，這類支持具有影響歷史進步或倒退的結果；薄熙來藉此成為旗幟人物。

大事件：我也注意到你把薄熙來事件放到左右之爭的光譜中討論。

王軍濤：這是薄熙來與楊家將、二陳和王樂泉之間最大的不同。不論那些事件中的失敗者與勝利者之間有多大的路線分歧，在公眾眼中沒有太大的差異；沒有人把那些失敗者看作自己的代表和希望。因此，他們純粹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和犧牲品。薄熙來被撤職導致巨大的反響，是因為他被許多人看作是代表、是希望。

大事件：在公共空間，現在薄熙來的理念就是唱紅打黑體現的毛澤東的“文革”做法的復興。溫家寶在“兩會”上答記者問時借題發揮，似乎也是這樣界定薄熙來的問題的。

王軍濤：“唱紅打黑”為薄熙來帶來的廣告效應，為他贏得了許多大眾支持者；他也有意識地利用這點。但這種簡化說法也給他的理念造成一些扭曲，為他的政敵提供了口實。他和他的支持者後來試圖做解釋，擺脫這個印象，但都不算成功。

我在薄熙來還未出事時就提出，薄熙來重慶施政的意義在於他為左派理念提供了一個試驗田，而且在帳面上獲得了豐收。我個人是懷疑這些成就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的，但重慶提出的數字和事實確實很鮮亮。這使得薄熙來成為左派政治領袖的一個資本，（另一個資本就是他這次落馬“殉道”）。因此，薄熙來的真正理念要在中國左右之爭的背景中理解。而左右之爭的出發點是鄧小平模式的問題。理解鄧小平模式要從毛澤東談起。（《大事件》第9期）

薄主政時期 公務員自殺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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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在重慶主政四年期間推動「唱紅打黑」，引發的負面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圖為去年4月重慶市民在街頭高唱紅歌。(Getty Images)

62歲的薄熙來是中國最有權力政治家族之一的後代，他過去的行事風格一向予人親民的形象，不過在爆發其妻子谷開來被控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以及最高領導階層對其展開清算後，他在重慶市委書記任內大力推動「唱紅打黑」所引發的負面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

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報導，薄熙來在重慶主政四年期間，形同讓重慶陷入一片「紅色恐怖」，不時傳出有人自殺或被判處死刑遭槍決的消息。其中第一起令人意外的自殺事件是擔任重慶市市科委的處長謝大軍，在2009年9月跳江自殺。

家庭美滿、工作穩定的謝大軍，自殺當晚與同事聚餐結束後，獨自駕車至橫跨長江的峨公岩大橋，他在橋面上緩緩把車子停好後，先開啟警示燈，以防止後方來車追撞，隨即縱身躍入長江。

據友人透露，謝大軍生前曾對薄熙來推動唱紅歌運動，亦即下令重慶市民高唱中國革命時期的紅歌，備感絕望。他本身反對唱紅歌運動，卻又身負鼓勵同事參加唱紅歌的壓力。這名友人說：「謝大軍負責督導同事唱紅歌，激起一些極為強烈的情緒反應，他也無處宣洩這種內心的衝突。」

謝大軍的友人說：「工作職責與個人價值之間的衝突，最後終於導致謝大軍的崩潰。」

在2010年，又發生重慶科技大學的副院長何健民(He Jianmin，音譯)自殺。同年3月，原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稅正寬也傳出死於自殺；由於該案極為敏感，外界一直無法得知真相。

重慶市一名要求匿名的心理學家指出：「當時政府官員出現憂鬱症和自殺的問題，普遍增加，而在尋求心理治療的病患中，公務人員所占比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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