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權是更邪惡、還是更民主？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新政權是更邪惡、還是更民主？

　　

　　蘆笛：都不可能很好的。為什麼呢？如果出現的是自發革命，接之而來的就是群雄並起的權力真空，比賽誰最黑。誰越下流、越能幹文明人幹不出來的事，誰就越能佔上風。二月革命之所以製造災難，是因為沒有二月革命，列寧就不可能從國外回來，西伯利亞的斯大林那些人就不能跑回彼得堡，不能勾結德國人。這不能說是偶然因素，所以二月革命當然要為十月革命負責。

　　革命無一例外地製造災難，推翻統治者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像共產黨革命，還沒拿到政權，就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權力組織、暴力機構，一上台就馬上接管全國，不會有權力真空，沒有大亂，天下太平。如果是這種情況，新的統治者只會更黑，因為它組織更完善，對人民的控制更嚴密。這種革命，無非是革命黨和統治者比賽誰控制百姓的能力更強，誰更強誰就能勝出，共產黨控制百姓的能力，根本不是其他人能比的，這就是它取代國府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種情況像辛亥革命，基本上是自發的，由多種力量參與，在舊政權倒台後突兀地造成權力真空。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群雄並起，形成一個強大的負篩選場，越下流的越能勝出。至於當初的革命理想，那與現實有什麼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手段決定結果，手段決定善惡。就是共產黨人也罷，當初他們還是很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天堂的。他們相信的那套，也確實是人類能設想的最美好、最優秀的社會，但因為背離人性太遠，實行起來結果必然相反，如同偉大領袖說的：走向反面了。所以，越崇高的理想實行起來越糟糕，走樣後比赤裸裸的邪惡還糟。

　　胡平：有幾點說得太籠統，第一，不同革命、不同革命黨所堅持的社會改革理念很不一樣，其中包括革命成功後他們想採取的手段，相當一些革命在顛覆舊政權時，不需要自己的權力比對方更集中、更強大。

　　第二，一旦建立自己的政權，會實行比從前更寬，而不是更嚴的法律，因為他想推行新的理想，這理想包含對個人自由的承諾，所以不會違背個人自由。袁世凱提倡婦女解放，但他後來出的事與這主張沒什麼關係，並非婦女不想解放，他卻強行解放，由此引出亂子，他推行，底下可以不理睬，也不會有什麼壞處。“負篩選”的說法過於籠統。如你所說，共產主義的罪惡恰恰就在於它那套理想理念本身就是錯的，而不只是手段錯誤的問題。

　　蘆笛：我的意思是，革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革命家組織的中共式革命，一種是如二月革命的自發革命。自發革命的壞處是，不管革命黨人提出的概念多崇高，由於革命具有不可控的性質，所以把權威趕掉很容易，幹革命比維持革命成果簡單，但老統治者被趕走後，權威沒了，新統治者提出的社會綱領不可能立刻被老百姓掌握、化成生活實踐，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要自由，誰都不會服從誰，必然要進入無政府狀態。

　　胡平：不一定，東歐革命就不是這樣，它沒引起這麼大後果。所以裡頭還得有一條東西，二月革命，當年有個馬克思主義在流行，俄國有個布爾什維克黨，別的地方沒這個黨，就沒引出這種事。你說秩序鬆散，鬆散到最後也馬馬虎虎上正道了。

　　蘆笛：要是沒有二月革命，列寧怎麼會上台？恰好是革命為這些人鋪了溫床，驅使暴民參加自發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復仇情緒，而這必然為激進思潮流行打開大門，越激進的煽動家越能得到暴民擁護。羅伯斯庇爾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兒子，這不是偶然的。

　　胡平：不光是那一小撮人，是整個社會當年在這個目標上就很迷惑，就像很多人對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因為有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掌權的獨裁者雖然可惡，但仍親西方、壓制本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開始對茉莉花革命的態度不鮮明，包括西方人，很多都擔心把原統治者推翻了，會不會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供溫床。

　　像布爾什維克思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些東西不是任何變革時代都有的，而且它們還有潛在的社會基礎。有時候情況會倒過來，例如我們受專制政權的壓迫。

很多人對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