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政治迫害，只能由未經文革的新人完成

　　《明鏡月刊》馮勝平

 
　　（續前）四、無形的手

　　回顧文革，人們看不見真正的勝利者。所有的參加者，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紅衛兵還是走資派，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劊子手還是他的犧牲品，最終都被抛入地獄。沒有人——即 使毛澤東也不列外——從文革中獲益，所有人都失敗了。這場革命正如他的劊子手及犧牲品之一的林彪所說，是一台“人肉攪拌機”。爲什麽這種現象會發生？爲什 麽文革變成了一場全民的惡夢？在紛繁的表面現象之後，似乎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操縱、玩弄一切人的命運。要找到這只無形的手，人們不僅要研究文革的動亂年代， 更要研究中國的歷史。
　　本文試圖證明的一個主要主要論點是：這只無形的手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文化，又稱國粹，是中國人的第二天性。 它對文革曾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了解文革的關鍵。然而迄今爲止，並沒有人從這種角度來研究文革。把文革看為一場反傳統、反文化的革命，人們忽略了它與 中國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繫。
　　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我所用的基本工具是中國政治文化。這裡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整套爲人們廣泛接受並指導其政治行爲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及道德準則。換言之，中國政治文化是一種特定的中國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實質上決定了正義，法律及其道德的準則。

　　五、歷史的追復：寧要奴役下的平等

　 　以政治文化為鏡，我發現文革並非絕無僅有；它與中國歷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処。正如舊时的中國農民經常與皇帝站在一起反對腐敗的官僚，文革 中的造反派與毛澤東結成聯盟反對中國的新貴。封建時代的臣民寧願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文革時期的公民亦是一樣。例如，安慰一個被冤屈的 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為他恢復名譽，而是把它的同僚也同樣冤屈。既然人們不能同樣的強大，他們寧願同樣的軟弱；既然不能共富，他們寧願均貧。“36元萬 歲！”這一上海文革時期流行的口號正反映了這種心態。
　　在許多方面，文革與太平天國運動相似。太平天國的追隨者擯棄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 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傳統觀念。太平军實行土地共產,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納妾、裹足、包辦婚姻、吸毒和賭博；毛澤東主義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 一整套與之相似的社會改革方案，比太平軍有過之無不及。一旦大權在握，太平軍立即分裂，互相殘殺；紅衛兵也不例外。最後，無論是太平天國的追隨者還是文革 的參與者都保留甚至发展了它們自詡所推翻的舊制度的某些特徵：任人唯親，爾虞我詐，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1966-1967年的紅衛兵運動 中，人們也可以看到1900-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的影子。義和團活動的中心是北京，並受到慈禧的支持；紅衛兵運動也發源于北京，毛澤東是他們最高統 帥。正如義和團依賴符咒、神拳一樣，紅衛兵依赖毛的小紅書和“精神原子彈”。義和團圍攻外國領事館；紅衛兵焚燒了英國代辦處。無知而又輕信，義和團和紅衛 兵都在被當權者利用后遭到抛棄。在為历史付出血的代價之後，他們都被後人描繪為流氓、惡棍或魔鬼。不再有人知道他們真實的動機和身份，也沒有人記得他們的 怨憤和悲哀。這似乎就是他們最爲相似的終極命運。

　　六、文革在劫難逃

　　文革並非從天而降，它來自人們的心靈深處。不 僅毛澤東，他的億萬追隨者的心靈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個人都不可能發動一場如此規模的革命。罪惡之源——如果我們可以稱文革是 一場罪惡——在人們心中。毛澤東給了文革第一推動，人民使它真正成爲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是中國的劫數。
　　許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 自由，專制的唯一基礎是強制。這種看法並不對。事實上，正如亞當·麥克尼先生指出：“長期的專制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及相應的行爲準則，它是人們不再愛好 自由和真理，完全喪失人類的尊嚴並毫無自治能力”。在這種專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爲數極少，而就在這少數人當中，大多數還是潛在的暴君。他們反對暴政並 非爲了結束暴政，而是爲了取而代之。這條規律完全適用于文革初期從中囯當權者手中奪取了權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在中國不過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少數人掌握時，它被用來迫害多數人；在多數人手中時，它被用來反對一切人。文革的一個教訓是：舊制度僅允許少數人濫用權力，新制度——群衆專政——則允許多數人作惡。
　 　政治迫害對其被迫害者的心靈摧毀遠大于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在長期的壓迫下，人的心靈會為仇恨及報復意念所蒙蔽。一旦權 力到手，奴隸不僅會迫害他們的主人，也會對自己的兄弟施虐。正如權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長期 被人踐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踐踏別人。對於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 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曾經都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最好的學校”。鑒于中國在文革前曾有那麽多人遭受迫害，人們對文革中出現如此大量的迫害 者的現象應該可以理解。
　　据官方报道，文革中2000万人死亡，一億人受到迫害。然而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種罪行——謀殺、刑訊、及搶劫 ——的人並沒有受到懲罰。原因並不是无法找到他們，而是這種人實在爲數太多，法不責衆。大多數文革犧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數的迫害者也是他們，兩者時常 互換位置，且都有參與迫害的難言之隱。“如果極權政治僅是一小撮暴君對一個無辜民族的壓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西蒙·李寫道：“事實上，極權 制度驚人的地方恰在於它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無所不在的組織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惡，把他們變成劊子手的幫兇”。

　　七、文革的現有文獻

　 　與那種譴責別人和自艾自憐的“傷痕文學”不同，我希望寫一部文革懺悔錄，以揭示那些在十年中實際發生過卻鮮爲人承認的故事。浩劫之後，我感到中國人有必 要自我批判和反思。正如劉濱雁指出：“許多中國人都應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爲感到羞愧，但人們看不到這種羞愧的紀錄。就是偶然的認錯也是絕無僅有”。本 文的目的既是要填補這一空白。
　　在現有的關於文革的文獻中，很少有觸及到事件本質的。文革剛剛結束，人們還來不及為它寫史，它對未來的影響也還 沒有充分的展示。一般而言，文革受害者所寫的文革故事太感情化；外國專家的研究太理性化；官方的文獻則充滿了謊言和歪曲。梁恆的“革命之子”在西方雖然走 紅，不過是一個孩子對一個大事件的描述。這一事件在許多方面都遠非他幼小的心靈所能理解。巴達菲爾德的《苦海餘生》揭露了中國社會的許多時弊，但對文革本 身卻基本沒有觸及。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與其説是一部歷史，不如説是一部小説。在這部迄今爲止大陸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學術著作中，人們找不到一個註釋，卻 看到許多未經證實的傳聞軼事。真正的文革傑作是西蒙·李的《中國的影子》。它的缺點是過於政治化，從而流于偏激。在他看來，文革僅僅是毛澤東的創造，它與 中國人民和中国政治文化無關。在他的筆下，中國人過去的生活美好而令人羡慕，中国的悲劇只是從它接受了共產主義才開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鄭念的《上海的生 與死》。這部文革小説十分迎合西方人的趣味，但中國人讀來卻不無荒謬之處。從貴族的角度批判文革，鄭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英雄，她依賴上帝的幫助抵抗邪惡的 红卫兵並戰勝了牢獄。鄭譴責文革並非僅因爲它迫害無辜，更因爲它竟迫害了一位像她那樣的愛國者。一般傷痕文學的作者說：“像別人一樣，我在文革中遭到迫 害。”鄭說：“居然我也受到迫害。”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官方文獻，紅衛兵報刊，對文革參與者的採訪以及本人的經歷。重慶、上海是 我在文革期間住過的兩個城市。1967-1968年夏，我曾目睹重慶武鬥，见过街頭被擊毀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學釘死在黑板上的學生。30万件武器流散民間， 幾十萬人以武鬥為職業，每天數十甚至上百人死亡。我在上海沒有聽到過武鬥的槍聲，卻看過公審和處決“反革命”。他們的罪名是“偷聽敵台”。

　　八、結論

　 　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着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们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信念。過去被摧 毀，未來又丢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國，那些對過去發 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麽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麽都敢做。作爲極 端的唯物主義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一場摧毀了民族道德資本的浩劫，文革在中國留下了一個精神真空。但是暴政並沒有結束，政 治迫害仍在繼續。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會使人產生一種政治智慧，從而為在中國永遠結束政治迫害創造了最佳條件。事實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會 使結束暴政更加困難。因爲歸根究底，極權制度的力量並非在于它抗拒變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变那些試圖改变他的人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说，結束中國長期政治 迫害的使命，也許只能由一代新人來完成。這些人不是文革的幸存者，他們從未迫害過別人，自己也未受過迫害。（《明鏡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