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新一輪土地革命矛頭指向何方？

　　《明鏡月刊》姚監復

海陸豐農民點燃了第二次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

上世紀彭湃在1923年開始發動的廣東海陸豐農民土地革命，目標是耕者有其田，這是中共黨史的重大事件和光輝一頁。新世紀到來了，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一大90週年的2011年，具有革命傳統的廣東汕尾市的陸豐農民，第一次發動了轟轟烈烈的震動全國引起世界重視的農村革命，矛頭直接指向中共政權的最基層的黨支部、村委會、派出所，革命鬥爭的目的是維護農民土地所有權，新世紀的新一輪土地革命實質仍然是為了實現孫中山、毛澤東的口號：耕者有其田。

汕尾市警方錯誤地采取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農民革命的暴力方式，12月9日將陸豐市東海鎮農民薛錦波拘留、關押，罪名是2011年年9月21-22日陸豐烏坎農民沖擊村委會、派出所，毀壞公共財物、警車的群體性事件，薛錦波被定為“主要組織者”、“涉嫌故意毀壞罪和妨害公務罪”。12月9日被關押於汕尾市看守所，12月11日薛錦波突然離奇地死亡。這樣，又製造了延續至12月20日的陸豐市烏坎村及周邊地區更大規模的萬餘農民的示威、抗議。烏坎農民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重新點燃了彭湃當年留下的土地革命的火種，已經在陸豐引發了農民捍衛土地所有權的革命怒潮。陸豐烏坎事件，是否能將每年18萬起群體性事件中的大部分土地權益受損的農民的革命熱情激活，形成遍及全國的大規模農民的正義抗爭怒潮？人們在觀察、領導人在警惕地注視著：下一步如何發展？最終結局是什麼？

領導人采取鎮壓手段與同群眾對話的兩手策略

按照大陸官方歷次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慣例，一手是定性為少數壞人打砸、毀壞公共財物、警車、沖擊黨政警機構、妨害公務、傷害國家工作人員等等罪名，事後扣留、關押、審判、處以徒刑，同時並宣傳境外反華敵對勢力幕後宣傳、煽動、指揮，有國際政治陰謀背景，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從政治上、宣傳上采取高壓態勢起到威懾作用，防止星火燎原，群起效之。另一手是對話談判，分化瓦解，為了安撫人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省委、市地委出面，同村民直接對話，定性為村內利益紛爭，把政治抗爭降級為經濟抗爭、土地革命降級為經濟利益之爭，對農民被徵用土地的賠償額度大幅提高，把畜產公司、發電廠徵用地暫時凍結，先讓憤怒的農民在經濟誘惑面前平靜下來，分化瓦解的策略下打散團結的隊伍，分而治之。同時，加強武力威脅，必要時有可能調動當年鎮壓汕尾農民的裝甲車，2011年12月21日《新京報》A23版的新聞“汕尾市領導與烏坎村代表座談”，介紹了“市政府決定收回404畝涉事用地，並賠償徵地者損失；烏坎村支書、村主任被雙規”。在新聞稿下方是雄赳赳、氣昂昂圓睜雙眼、手握鋼槍的特警站在警方警備的兩棲裝甲車前的大幅照片。文字說明是：“19日上午，公安部為哈爾濱市公安局配備的GA-06輪式裝甲車在街頭亮相。這也是輪式裝甲車首次登陸哈爾濱。”據介紹，GA-06式裝甲車是在國產軍用WZ551 6X6輪式裝甲車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警用改進的中型裝甲車。車底7.62米，寬2.8米，高3.03米，重12.7噸，承載11人，造價約為160萬元。這個同烏坎事件併列的新聞預示著，當局將采取“兩手硬”的方式，一手談，一手打；一手給錢，一手重型裝甲車登陸。估計已經或即將開到廣東以備應急之需。表明當局、公安部門缺乏“以理服人”的自信，衹能依賴“以力服人”的專政手段控制農村。


烏坎事件事出有因，根源不僅僅是利益分配問題，而是土地產權的所有權問題。

但是，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權宜之計，衹是臨時應付的治標之策，而不是治本之法——沒有觸及到“耕者有其田”的要害和1982年憲法的惡法之惡害。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烏坎農民在這次爭取土地權利的鬥爭中創造了重要的組織形式，按人口數由同姓家族選出代表，最後組成了真正民選的“村民臨時理事會”和“婦聯”。領導全村村民進行合法抗爭。而且，政府當局承認了這種民選的村民理事會，進行對話。這是烏坎農民的重要勝利，使非政府組織合法化，組織起相當於領導農民運動的農民協會，類似於波蘭的“團結工會”的團結農會，很可能這將使今後中國農民維權抗爭逐步走向有組織的抗爭，由點到面波及全國各地，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鬥爭逐步成為更為自覺的上下結合左右相連的經濟與政治相配合的鬥爭。這樣，烏坎村使海陸豐在新世紀又一次發出更耀眼的新的革命光芒。（《明鏡月刊》第24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张广昭：当代中国政法机制之变迁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政法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政治比较，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机构：它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法委作为中国政法工作的最重要机制，自身机构、制度的变革，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与法制认知的变迁。

　　1978年，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后，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政法小组，负责处理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民政部在内的政法事务。两年后，中央政法小组改制成为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80年代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乔石都只是政治局委员，陈丕显更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之似乎形成某种相关的是，那时的中国，非常推崇法制的观念。

　　邓小平在1986年6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当时的表述对现在的中国都相当有针对性：“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接着，在1988年，中共在探索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成员由中央各政法部门的领导兼任。当时政法系统不少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共对政法工作的放弃或削弱。

　　然而，转折发生在1989年。那次风波之后，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视“稳定”为最大的政治，这使得政法工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次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并且大大加强了它的职能。这份文件开宗明义：“维护稳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加强政法工作，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1991年，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2000年，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至此，政法委形成了目前的机构架设。

兼任模式的争议与变迁

　　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法委机构设置的过渡性和辅助性特点非常明显，后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之下，政法委作为中共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开始确立起来。某种意义上来讲，政法委在中国维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变迁，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或缓和或加剧的时代变迁。

　　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日益崛起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单是带来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就让人惊愕。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利益诉求的渠道、不满情绪发泄的渠道都受到了阻碍。“经济越发展，社会越不稳”，似乎成为中国一种独特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稳定”便再次成为执政者的第一偏好。

　　社会的变迁在政法领域，也开始显现出微妙的变化。从2003年起，各地公安厅（局）长由政法委书记兼任，渐成普遍现象。这种兼任模式引起的争议不断，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有碍司法公正。

　　在中国的现实中，政法委的职能设置，贯穿其中的是两个政治目标的小心平衡——“坚持党领导政法工作”和“保证司法审判独立进行”。然而明显的是，政法委在第二个职能上的表现是不如人意的。

　　笔者认为，这种兼任模式与中国这些年来的法治倒退，便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从近些年网络媒体报道的一些典型案件中，也不难发现这个关系。

　　中国著名学者于建嵘就曾指出：“现在政法委在维稳的旗号下，职权扩张是十分危险的，实际成为地方党政领导控制法院和检察院的工具。特别是一些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由警察老大全面指挥司法，难免不制造冤假错案。”

　　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层开始认识到这一模式的弊端，并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和探索。中共中央组织部2010年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今年的换届中，这一趋势就非常明显，进而影响到地方。尤其在广东，换届后的21个地市政法委书记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作为曾经长期主管中共政法工作的元老——乔石——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引发了人们对中共政法管理体制可能出现变动的想象。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6月27日就整版刊登“学习《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文，并在文中引用了乔石1994年在贵州考察时说的一段话：“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这段话出现在中国执政党的最高权威报刊之上，实属罕见，值得玩味。

　　事实上，由于近些年中国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加上薄熙来事件、陈光诚事件等引发的公众关注，中共内外要求执政党改革维稳思路和维稳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经验表明，中国执政党是一个善于调适和变革的政党。

　　或许，“十八大”之后，中共可采取一些更具勇气与魄力的改革举措。正如邓小平所言：“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改革了。我倒觉得，我们是否搞得过稳了？”

　　作者张广昭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联合早报网

從張光年的日記看中國文壇兩大板塊爭奪領導權

中國文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原來周揚、丁玲對峙的兩大板塊，逐漸演化為張光年、賀敬之對峙的兩大板塊。而這明顯的兩大板塊中，又呈現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犬牙交錯。第四次作代會的籌備工作，就是在這麼一種大態勢下展開。
張光年的日記中寫得平靜如水，然而從這平靜中，也不難看出波光漣漪：

1983年6月2日  星期四  晴
……馮牧電話：中宣部部務會開了兩次，賀敬之作了措詞激烈的發言。……作協“四大”請示報告已批下：“請賀敬之同志多協助各項籌備工作”。

1983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3時半參加黨組會，討論召開“四大”有關問題，決定為此最近召開書記處會，7月召開分會工作會議。我強調各項籌備工作爭取賀敬之同志領導，重要的請他拍板，並請文藝局派人參加三個籌備組。

1983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下午3時半至7時，賀敬之來我處談了三個半小時，這是柯岩事先約好的。……談到召開“四大”籌備工作，按批示由他領導並拍板。他說日內將邀束沛德等到文藝局商談。……

1983年6月14日  星期二  晴
……晚朱子奇電話告之：下午他參加了賀敬之召集作協黨組（包括列席的孔、葛）開會，聽取作協“四大”籌備意見的彙報，認為7月召開工作會議不利，不如先分頭下去瞭解情況，交換意見後再開，易於求得一致。馮在會上對黨組工作有倦勤意（不想幹了）。

1983年7月5日  星期二  晴
……作協為籌備“四大”召開的工作會議，明天開幕。我接受馮牧建議，明天不用參加，而在今天下午去（鐵獅子胡同）招待所看望外地同志。……

1983年7月6日  星期三  晴
上午九點三刻，賀敬之同志來談，……無其它重要內容；……我談的：“四大”後堅決辭職，請組織上早些考慮人選。……

1983年8日5日  星期五  晴  熱
……上午與周揚同志漫談，我說服他不要反對我辭去作協黨組書記職務，他對我提出的理由表示同情，但不贊成完全辭去。……

1983年8日26日  星期五  陰
看了葛洛留下的文藝局署名的宣傳工作會議材料《關於文藝情況和工作安排意見（討論稿）》，感慨萬端，益增辭職決心。

1983年9日14日  星期三  小雲
上午接北京朱子奇電話，告以：最近鄧力群邀黨組同志（馮牧滯穗未參加）談作協“四大”問題，主張大會延至12月下旬開會，先選好代表，……

1983年9日30日  星期五  晴
上 午9時，中宣部工作組王慧敏、劉林（幹部處長）、雍文華、趙鐵信及朱子奇、唐達成、馮牧相繼來，濟濟一堂。王慧敏組長就該組來作協調查兩個半月（個別談話 三十八人，座談會三次，整理書面材料二十九份）的結果，向作協黨組領導做了近三個小時的系統介紹，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指出作協工作、黨組、黨組成員 及其它領導的缺點及弱點，也提出了改進的建議。……工作組還介紹了作協許多同志對我個人的意見，講了許多好話，同時指出因年紀大，身體不好，接觸人受局 限，“耳根子軟”，耽誤事情。有些同志主張我還應在黨組挂名，多數意見是：“不忍心再拖住他。”有的提出賀敬之兼，有的主張唐達成繼任，我表示贊成並感 謝，於是念了寫給中宣部並中央要求免去作協黨組書記職務的報告，連同致鄧力群、郁文、賀敬之三同志的信，鄭重拜托王慧敏同志轉交。……

1984年2月25日  星期六  霧
上午9時，按照事先約定的，賀敬之、王蒙先後來，賀有話要談，拉王陪同。賀主要談了……（二）人事安排小組提出今後由賀兼作協黨組書記，調馬烽來參加領導，我對調馬烽、排馮牧的做法提出異議。

1984年2日26日  星期日  晴
……我向他（馮牧）扼要介紹了昨天賀敬之所談內容。……他主張要調馬烽，就儘快調來，參加籌備“四大”包括起草報告，免得臨時返工。有情緒，可也有道理。……

1984年2月28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時半，張僖、謝永旺應邀來談。我向他們扼要傳達了作協下屆人事安排設想（黨組只剩他二人不瞭解）。張僖想不通，表示要離休。（說人事室已為我、張僖、王翔雲三人申報了離休，怪事！）謝認為書記處變動太猛，表示焦慮。

1984年5月10日  星期四  晴
……下午唐達成、束沛德同來，……我表示不贊成這種搞法，……黨組交接班辦法要重新考慮，我現在不贊成賀兼作協黨組書記的辦法。……

張 光年的日記，寫得掩飾而含蓄。我們只從他提出辭職的舉動中，似乎隱隱地感覺到一股情緒的流露。後來，張光年在1985年2月6日黨組會上的一次發言，對辭 職的真實意圖就表達得十分明顯了。“83年夏天，宣傳工作會議的紀要出來後，我讀了，為此而提出辭職。其中提到一系列批判題目。一、對形勢估計悲觀，所以 展開一系列批判。1、人道主義；2、無為而治；3、現代派；4、趙丹遺言；5、黃山筆會，鼓浪嶼會議。……總的看來就有個對文藝工作的估計。而由此而來的 知識分子政策有關。現在可以很清楚，是與中央的估計有尖銳矛盾的。因此做法措施也不會很準確。”

而賀敬之的說法就比較明朗和激烈了。賀敬之在我對他的訪談中說：
“在作協四大之前，我去看張光年，張光年跟我講了兩件事情，我聽了以後，就對光年同志覺得很遺憾了。原來還是比較一致的。一個就是作協的班子問題，他跟我講，因為過去我是他的下級了，所以他講得很不客氣。”

筆 者插話問賀敬之：“以前他是你的領導，可後來你們兩人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你是中宣部分管文聯、作協的副部長，他就算是作協黨組書記，也還是在你領導之下， 怎麼和你談話，仍然是一種俯視訓斥的口氣？”賀敬之答：“是呀，完全是那麼一種口氣。我這個人也沒有什麼架子，可能還是原來那樣。他跟人說話，卻完全是： ‘啊……怎麼能這樣呢……’，一幅官腔。”筆者又問：“他後來對你的態度，是不是與你們的位置打了顛倒，你躍居他之上，使他心理產生不平衡所致？”賀敬之 答：“那我不好說這個話。”

隨後，賀敬之又回到剛才的話題上。
“張光年對我說，賀敬之同志啊，作協的 班子你們還要徵求我的什麼意見呢？你們不是已經都定了麼，你們要把丁玲捧出來。我說，怎麼是我們要捧出來，丁玲原來不已經是副主席了嘛？他打斷我的話，我 告訴你，如果把丁玲抬出來，文藝界就大亂了。我說，她是一個老太太，怎麼就能大亂了呢？很清楚了嘛。你們把馬烽搞出來，馬烽就是丁玲的人嘛。……還有這 個，這個你不會不知道吧？馬烽和江青的關係？我說，這件事我是參加處理的，因為正式報到中央來了，我是正式請山西省委作了調查，這是沒有問題的。副主席有 很多名，馬烽確實我提了，我還提了孫犁。我說，無論從資格上講，從成就上講，這兩位同志都應該吸收進來。與此同時，我是有這麼一個意思，馬烽同志就到北京 來工作。但是還沒有定，還不是黨組，就是主席、副主席。他們就這麼敏感。馬烽同志，在文藝界本來就有那麼大影響，他已經不僅是在文章中，在講話中也是講四 個堅持的。所以有那麼一些人就覺得氣味不對，就傳謠說他在大寨的時候，跟江青怎麼怎麼樣。但實際上，是莫須有的。提馬烽的人還有一個你想不到，是巴金同 志。巴老提出副主席裏面應該有馬烽。我跟張光年同志講，不是這樣，副主席裏面巴金同志也提到馬烽。”

馬烽就這樣莫名其妙，身不由己地被捲入這場角逐之中。在我對馬烽的訪談中，馬烽也談到這個問題。
“第 四次作代會的時候，籌備了好長時間，中宣部直接領導的。人選問題，主席、副主席哪些人，委員哪些人，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大家都可以推薦，他們綜合。大概推 薦我當副主席的還不少。為什麼不少？我主持過第四次青年作家代表大會，而且在創作上，我回了山西還寫了些作品。推薦我當副主席的人員裏面主要有三個人：謝 冰心、丁玲、巴金。巴金和我一塊出過國，他來過太原，我們陪著他去大同雲崗，是在1964年。他1963年還和我一起去了日本一趟。後來，他老婆蕭珊也來 過，她是《收穫》的編輯，來組稿。住在我們家，和我關係也可以。冰心兩次和我出國，像老大姐一樣，人家覺得我這個人品還可以，解放區培養起來的年輕作家， 也應該挂上一個，老中青都應該有。丁玲嘛，也提了。丁玲這一提就壞了，大概上去以後，就說這個人不行嘛。據說是張光年傳出來的，最早是周揚說的。到周揚那 兒，他是丁玲的人呀，張光年奉命就傳達下來。所以，從籌備組那兒就傳出來了。這就把我免啦。

“我和丁玲有啥關係呢？ 黃志剛是我們晋綏的，我來山西的時候，就和管我們的史紀言說，你們文藝界就是弄派性呢。在延安時候就是魯藝和文抗。後來周揚上臺以後，文抗的基本上都打成 右派了。丁玲、艾青、白朗、舒群、寫《八路軍軍歌》的公木都打成右派了。這也是我後來非離開北京的原因。我一個小蘿卜頭跟誰呢？跟誰近了也不行。到北京看 這個，把那個惹惱了，看那個，又把這個惹惱了。我誰也不看。我才不願意回這個北京。”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秦晖：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新加坡举行。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韩咏红，联合早报网

给新浪公司投资者的一封公开信

新浪公司的投资者，你们好！   我们发出这封公开信，是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新浪网及新浪微博严重配合中国政府进行言论审查，毫无原则毫无底线地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表现非常恶劣。   曾 在2010年第六届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被评为最佳中文博客评委奖的博客“可能吧”发表题为“新浪微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10件事”，文中陈列了新浪微博采 取的关键词审核与删帖、单向屏蔽、审核发言、禁言、“小秘书保护你”、删除帐号、删除帐号且无法重新注册、屏蔽IP等多种内容审查手段。文中还以专门关注 谷歌的网站“谷奥”（http://www.guao.hk/）文章被新浪抄袭为例，说明新浪微博除了配合政府进行言论审查之外，还“自主地随便删除用户 的信息”。【注1】   中国知名博客作者、法国人权委员会2010年度人权奖获得者 北风撰文指出：“新浪不仅在配合当局进行内容审查，还配合‘他们’（审查机构）的要求对特定人士 进行栽赃嫁祸”。文章称，新浪微博主动更改了作者的微博账户名字，致便他人有机会使用作者原来的名字，发布足以让作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言论。【注2】   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以“微博转世的方式注册新帐号以抗议他们删除ID”。他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新浪微博》的文章中称“在这一年零九个月里， 我被删除的帐号，总共达97个之多”。萧瀚指：“微博管理员的恣肆（未经使用的转世ID被删除即其一例）、蛮横是有目共睹的，利用权力消灭他人的做法，在 新浪管理员这儿与共惨（产）党如出一辙，虽然他们只是消灭ID，但思维方式是相同的。”萧瀚最初发表这篇文章的新浪博客“追遠堂”，亦已经被新浪网完全删 除。【注3】   更有甚者，Youtube上一则题为“新浪微博是如何故意欺骗用户 的”的视频，非常清楚地显示，新浪微博采用了欺骗用户的方式来限制特定用户获得关注。刘萍 女士是中国江西省基层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人，因参选的行为广受关注，在新浪微博关注她的人一度超过了三万人，但新浪采取了欺骗的方式降低制了其他用户对她 的关注。其他用户如果在进行关注她的操作时，系统显示关注成功，但实际上却是没能成功关注。关注刘萍的用户降至目前的两万余人。【注4】   中国互联网用户没有法律救济渠道去限制新浪网超越原则和底线的行为。   中 国网民此前曾就言论审查起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但在公开的报道中，没有案件得以开庭审理。2007年8月16日，中国维权律师刘晓原到北京海淀法院起诉中 国另一个同样通过协议控制的互联网运营商搜狐隐藏博客文章违约，法院已于当天立案受理。但在9月12日，该院立案庭给予编号为（2007）海民初字第 23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而驳回。刘晓原上诉无果。   有人提议在上市的新浪公司注册地或上市国家对上市的新浪公司直接提出诉讼，但依据公开资料显示，我们一般所说的新浪网，与NASDAQ上市的新浪公司并不是同一家公司或是具有从属关系的公司。   NASDAQ 上市的新浪公司（SINA Corporation，sina.com）是一家注册地为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NASDAQ：SINA，以下简称新浪公司）。下辖四个全资子公司，包括 运营香港新浪网的香港新浪有限责任公司；利方（香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加州注册的新浪在线（包括北美和台湾的两个网站）、以及在英属处女岛注册的 新浪有限公司。   新浪公司的子公司，以协议控制模式（又称“VIE结构”）的方式 注册了几家公司，包括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新浪互动公司、四通利方回归软件公司以及后来的北京 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浪互联经营国内新浪网的网络内容部分，持有ICP、新闻刊载资格许可证及其他相关牌照（以下简称新浪网）；微梦创科经营新浪 微博，单独持有ICP牌照及其他相关牌照（以下简称新浪微博）。   新浪互动全面代 理国内新浪网及新浪微博的广告，四通利方回归为新浪互联及微梦创科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新浪网及新浪微博广告游戏等业务的广告收入按协议给了 新浪互动。其他各种收入又以技术支持的费用给了四通利方。新浪互动和四通利方回归按协议安排将利润全部输送至上市的新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配 合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的是新浪网及新浪微博，他们的运营主体分别是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它们纯属中国内资公 司，与上市的新浪公司只有业务关系及协议控制关系，而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因此，无法通过在其注册地或上市国家对上市的新浪公司直接提出诉讼来迫使新浪网 及新浪微博停止新闻审查。   2011年，几名美国纽约居民曾就百度公司（同样通过协议控制）在网上“屏蔽”其发布的信息向美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曾就此事表示，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属于主权行为，根据国际法，外国法院没有管辖权。   我 们清楚，在实施严厉言论审查的中国，要求新浪网完全放弃审查并不现实。但鉴于中国互联网用户没有任何有效渠道去限制新浪网超越原则和底线的行为。我们认 为，呼吁上市的新浪公司的投资者减持或不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将削弱新浪网在审查上持续投入的能力，从而迫使新浪重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并保证用户可 以在中国或第三地寻求必要的司法救济。   根据新浪公司的2011年第二季财报，虽 营收同比有所增加，但净利润为1000万美元，同比减少60.3%。“2011年第二季度的运营开支总计5970万 美元，上年同期为3200万美元。运营开支的增长主要源自与微博有关的营销开支和人力相关开支增加。”外界估计，从事新浪微博审核的工作人员已经接近 1000人。新浪公司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加大与微博有关的营销开支和人力相关开支。通过减持或不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从而 降低新浪在审核工作上的投入，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中国互联网的微博监管政策无疑 是新浪网能否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将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2011年9月20日美股新浪收 盘重挫15.17%，报收92.76美元，创下自2008年12月以来单日最大跌幅。以收盘价计算，新浪市值约60.87亿美元，一夜之间缩水超过10亿 美元。业内人士猜测，促使新浪股价暴跌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对监管风险的担忧。【注5】   2011 年10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第二版，以“甄言、晓刚”的匿名方式，发表评论员文章《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要求微博实名制。 【注6】该文章批评微博的快速发展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问题，如果不加以遏制，将危害社会，呼吁官方坚决净化网络环境，以更为完善，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保证 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为诚信负责。该文章又建议官方应全面实行微博实名制，尽快建立和完善网络媒体的责任追究制度。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文章认为“严格实行 实名制，有可能会出现用户流失的状况。”【注7】   新浪CEO曹国伟(微博)日前 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采访时表示，微博将是新浪未来驱动力。【注8】中国微博监管政策的走向，无疑将对新浪公司的前景产生重 大影响。随着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中国的社会控制将更加严密，中国的言论空间将更加恶化，网络论审查无疑将会更加收紧，中国政府完全关闭微博服务亦 不无可能。   作恶者及协同作恶者理应受到惩罚。我们在此呼吁：投资者不妨本着良知及理性的判断，通过减持或不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新浪网及新浪微博重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执笔人：北风，纵览中国

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上）

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对舆论的习惯性封杀，使得高层负面新闻的影响反而更加扩大，这是十八大前舆论监控的又一次弄巧成拙。

中共十八大年，真可谓流年不利，震惊世界的底层民众愤怒的街头抗议、恶性人权事件，频发不止；顶层红色家族，曝出薄谷王这样旷世大丑闻，令当局也不能不认账。虽然内情还待公布，但是它的恶劣影响，远远超过六四之后党内打倒的两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及越反越多的所有腐败案件。海外媒体排山倒海般地爆料，其效果如同在中南海红漆大门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黑漆。

更麻烦的是，恶劣影响不以薄熙来事件止步，海外聚焦正指向中共的新权贵家族敛财之道，使得黑漆涂抹一层又一层。

《纽约时报》带头对中国顶层财富家庭进行追踪

5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长文，从好莱坞最近在中国达成一笔3.3亿美金的交易谈起，梦工厂在上海成立了动画工作室，没有公开的合作伙伴，是江泽民61岁的长子江绵恒。只有通过江绵恒这样的人，梦工厂才能突进中国严加保护的电影领域。江绵恒的商业集团还和微软、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并监督电信、半导体和地产这些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平台。《纽约时报》揭示“这正是中共如何分赃的方式，让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在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中中饱私囊。”

几个月后将出任总书记?

时报的下文，继续揭示胡锦涛、温家宝、李鹏、吴邦国、朱镕基、曾庆红多位中共前任、现任领导人的儿子及家人，还有略低一级的陈良宇、薄熙来、曾培炎、刘云山家人，如何聚敛大量财富，他们凭借权力，控制了金融、能源、水电、国家安全、资源、电信，私募基金、卫星通信和文化娱乐；他们也为跨国公司和热切盼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富豪当中间人。作者要说明的是“中共现任和以往其他高官的家人在不同领域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瓜分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蛋糕。”

该文所用材料不乏旧闻，散见于多年来海外媒体和网络，但是《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大媒体炒出来的“回锅肉”，顿时就掀起了世界性的对中国财富家族追踪和报道的高潮。

封杀彭博对习家族财富报道，使得负面影响倍增

6月29日，美国彭博社突如其来发表重头新闻《从习近平家不少大款关系，看精英们的财富》，更令世界瞠目。“彭博社收集的公开资料表明，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指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另一个姐夫吴龙以及弟弟习远平）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总资产达$3.76亿。这个数字，超过5月《中国新闻周刊》揭露谷开来大姐的谷望江，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多家公司，价值达1.26亿美元。

彭博社的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因为习近平几个月后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新闻发表当天，中共当局封杀了彭博社的网站及旗下杂志《商业周刊》的网站。这犹如在新华门前施放什邡街头的催泪弹和强光爆震弹，造成的结果只能使负面影响成几何数级倍增。

高层家庭经商获得财富早已不是秘密

从邓小平家族起，对海外媒体连篇累牍的财富报道，从来没有做过正面回应，一律以”海内外反华势力，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蔽之。1988年，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已经开除出党的方励之，在堪培拉，因为回答中国留学生提问，一张小字报（提问纸条）写着：:"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方励之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就接到北京的一些朋友的电话，说邓小平发话了，说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要把方励之起诉到法院。此事后来因为在统战部任职的陶铸女儿陶斯亮对邓小平说：领导人没有存款账户，但是就她知道，一些高干子女在海外确实有帐户。邓小平才作罢干休。

退休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中共多年抓而不紧的廉政措施，下发中央文件无数，最近的有2010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做了规定。

2011年4月，中纪委正式发布《<廉政准则>的实施办法》，对违反规定的8个方面52项禁止性规定如何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式。

实施中，所有《规定》、《办法》，都成为一纸空文。原因在中国高层官员的私生活、资产、经商情况以及亲属情况都被视为是国家机密。媒体调查，私下传播都被视为非法。去年2月10日，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党史专家辛子陵被科技部部分离退休老干部请去座谈，他在讲话中引用了澳大利亚报纸报道的曾庆红之子曾伟在当地购买折合人民币2亿多巨款的豪宅，结果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为理由，被软禁至今，被剥夺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已近一年半。对一位有国内外影响的正军级待遇的干部尚且如此，何况平头百姓？

胡温上台之初，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为中南海解脱教育改革失败的责任，公开讲了一句话：“政策不出中南海”。今年两会记者会，温家宝被问及房地产调控问题，他回答：” 2003年至今，调控政策出了很多，但不见成效，被百姓责怪“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这句话竟然被温家宝重复引用，就变成中南海自己的名言。

《廉政准则》明文规定“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中国哪一个经济领域不在中南海管辖之下？中南海的子女又有哪一个不经商呢？九常委制，被体制内学者戏称“九龙治水”，被个别人士荒唐地称作“九总统制”。这种集体领导的一党专制，是“共在一条船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制度保障。我在你的管辖条块进行利益分割，你在他的管辖条块进行利益分割，我再把利益给D。……利益交换结果，可以出现“公共情妇”，自然也可以出现李鹏家族那样的自啃“窝边草”。看来在中国，权势家族最容易变成财富家族，就是因为权力无所不及，百姓、媒体无权监督，既无选票，也无新闻自由。

作者: 高瑜

因此，已经成为中南海自言自语的“政策不出中南海”，不是真言而是谎言。从90年代呼吁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年推进不了，实际因为“财产不出中南海”。对省、地、县、乡以至村，中共各级干部整体性的腐败，应该用“上行下效”来总结。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继吉本隆明之后，又一名反安保运动的宿将——《东京新闻》编辑委员、论说主干清水美和（Yoshikazu Shimizu，1953～2012）凋谢。前者是诗人、哲学家，是1960年代安保运动（所谓“全共斗”世代）的思想导师之一；后者是新闻记者、评论家，对舆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问题和去核化问题上，是当仁不让的舆论重镇。前者沉寂多年，乃至近年几为世人所遗忘，却得享天年（87岁）；而后者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是“新闻记者的战死”（矢吹晋语），但过早的谢幕（58岁），令人扼腕。

清明节前后，跟几位日本学人记者朋友喝酒时，一位来自东京的朋友一上来就通报了清水先生的病况，说大约一周前，在学习会上，清水先生与另一位成员、前辈汉学家矢吹晋先生谈及重庆事件，为中国的前途深感忧虑，越说越激动，突然呼吸急促，当场晕倒。马上被送往医院抢救，现已脱险。我们虽然暂时松了口气，但内心仍很沉重，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可万万没想到，预感成谶竟如此之快：4月10日，清水美和先生病逝。享年58岁。

作为成长于7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水的思想“原点”始终是中国。以“全共斗”（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前辈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1960年代反安保运动，随着东大安田讲堂的陷落（1969年1月），结束了“牧歌式”的时期，走向低潮。与此同时，各主要大学及组织派别，开始了轮番整肃、分裂，有的发展为残酷血腥的内部清洗（如1972年2月的“浅间山庄事件”）；且“革命”视野已从国内革命升级为世界革命，发生了联合赤军分子劫机赴朝鲜，以期建立革命据点的“‘淀号’劫机事件”——被看成“后期新左翼运动”之一环的1970年代反安保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连锁反应下拉开了序幕。

在如此“峥嵘岁月”，清水进入京都大学，其就读的经济学部，是日本顶尖的西马研究学术重镇。大学时代，担任70年代反安保运动中重要的学生组织之一、“全学学生自治会”委员长，其活跃程度自不待言。但在革命理论与运动之间，清水似乎更偏重前者。京大时代，常携彼时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矢吹晋编译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等著作，在校园附近的吉田山上“磨砺思想武器”。后矢吹自嘲说，这是清水对自己的“奚落”与“逼迫”：“曾几何时翻译毛泽东的人，现在干嘛”，“如今以何教我？”而照矢吹的说法，在左翼组织聚散离合、改组分裂令外部人士目不暇给的时期，清水从属的组织所打出的“ML”的“Logo”，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而是“Mao-Lin”（毛、林）——70年代的左翼青年寄望于邻国的“文化大革命”、寻求自身精神支撑的焦虑可见一斑。唯其如此，“文革”的破产和林彪事件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他们的中国观，甚至人生道路便可想而知。清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京大继续钻研西马，而是进入《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社，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其选择以舆论为志业，从而更直接地观察中国，未尝不是大学时代深度涉足左翼社运后的失望与反思的结果。

80年代中期，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继而作为特派员，常驻香港、北京支局，从而得以在新闻现场近距离观察中国，既为其转型与经济发展而兴奋，也深刻体察到这个国家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及不确定性，为其发展方向而忧虑。尤其是80年代末的事件，对他的震动不亚于70年代。其后，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2001年，任《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中国总局长。翌年，出任《东京新闻》编辑委员，长期主导该报对中国问题及中日关系的基调，是日本自由主义媒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一路见证了两国关系从“蜜月”到“成熟”的全过程。

唯其自身早年的特殊经历，清水对中国的观察相当深度，却不乏热度，热度而不至于发烧，更不会丧失理性。尤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大报出身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观察中国并不囿于中国及中日关系的视角，更不受日本外交界、学界“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基于现实利益的捆绑，其超越性、前瞻性，与其说有利于日本的“国益”，毋宁说是有利于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譬如，早在十年前，他就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农民的反乱》，讲谈社，2002年7月版）；八年前，便关注到中国的“富人支配”问题（《中国“新富人”支配》，讲谈社，2004年9月版）；小泉内阁时期，鉴于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倒退，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使两国经贸蒙受损失的状况，清水主导的系列评论，以清晰的立场和理性、客观的分析阐明何谓真的国家利益；2007年8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巡回访问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三国，配合其所谓“美丽国家”论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维，大打“价值观外交”牌，从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的战略企图非常露骨。清水撰写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仅有“共同价值观”是不够的，奉劝安倍“价值观外交应适可而止”。

2010年9月，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相撞，中方船长被日方扣留，事态迅速发酵，升级为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并把美国卷入。针对刚结束日美外长会谈、从纽约回国的外相前原诚司对媒体发表的所谓“尖阁 适用安保 ”的“美方立场”，清水美和在《克林顿发言的真相》 一文中，用具体材料和数据说明了美方从小布什政权到奥巴马政权，在“尖阁”问题上立场的后退，指出是“前原外相误判了事实”。笔者回应清水的文章，在《新京报》上撰写了《美国为日本“背书”了吗》 一文，进一步指出“对万一哪天中日双方船只擦枪走火的情况下，驻日美军会不会出动的问题，日本内心其实没底，主流舆论对此更不‘乐观’”的事实，从而呼吁两国媒体的理性、克制，为事件的外交解决提供条件……对中国来说，既超越日本的国家战略本位立场，又不廉价地迎合他国，不失为一种客观而富于建设性的外部视角，诚弥足珍贵。就笔者个人而言，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是外媒中最到位、最“给力”者。得到噩耗的当天，我发了一条微博以表达缅怀之情——“再也读不到清水先生撰写的社论了”——实非场面话，而是内心的至憾。

日媒体、学界、外交界，从来不乏官方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作为硬币的反面，无疑意味着与现实利权的“粘连”，其言其行的真价便大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水是中国人民的诤友。对中国，他既不带傲慢与偏见，也不会阿谀谄媚、曲笔逢迎，是其是，非其非，“他以鸟的眼睛俯瞰美中关系的大局，却以虫的眼睛来观察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并为之流泪。清水是不世出的优秀记者，无可替代”（矢吹晋语）。而一向被他视为恩师的矢吹晋，恰恰是因“与中国交往逾半世纪，却与中国利权无缘”，才赢了他的尊重。2005年于香港付梓的拙著《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21世纪中日关系风云初记》（泰德时代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便是受了清水先生一次讲演的启发。六年前，他来京出差时，曾应我之约出席当时在京城媒体圈颇有名头的《纵横周刊》评报饭局，与中国年轻同行们觥筹交错之间，坦诚交锋，切磋琢磨。作为日本媒体的顶尖学者，他在东京长期主持一个由媒体和学界同人组成的中国问题学习会“老虎会”。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作家、记者，很多人都曾在访日之际，受邀与会，共同交流，受益匪浅。

清水常勉励青年记者的一个词是“独立”（Independent），这也是他自己生前不懈追求的价值之所在。3.11巨震后，面对空前的国难，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事故所引起的恐慌，在日本政治和媒体大都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作为《东京新闻》的“看板”——社论撰稿班子的核心（论说主干），清水镇定自若，举重若轻，力主全面弃核。在东京电力公司的“地盘”，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公然“叫板”，是日本全国性大报中最决绝、最彻底的反核电舆论重镇。可是，就在逝世的九天前，在与矢吹晋最后的病房谈话中，他坦言“确实有压力”，但“有支持我的社内体制”，“我所担心的，毋宁说是中国的走向”。毋庸讳言，3.11巨震，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核电产业的分水岭。作为最大市场的中国，对核电发展持何种方针，相当程度上左右，甚至决定了世界核电的存废。正是由于对“真实、公正、进步”（《东京新闻》社是）的独立性的坚守，清水荣获2007年度记者俱乐部奖（日本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勤奋著述，生前出版14种著作（含合著），论文、讲演无数。日本新闻界，特别是几家全国性和跨地区大报，历来有种“记而优则教”的传统。作为资深政治记者、评论员，清水已臻业界的“最高境界”，有崇高的专业荣誉和社会声望。可以想象，若天假以年的话，待记者生涯届满荣退后，几乎可以肯定，清水会出任某所名校新闻学院的教授，执鞭讲坛，从身份上实现从记者而学者的转身。

清水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了整个生命。其最后一篇文字是发表在《东京新闻》（3月27日）上的“亚洲观望“专栏，距辞世仅有二十天。在
 这篇于温家宝总理3月14日两会新闻发布会之后撰写的、题为《文化大革命还会发生吗》的文章中，对重庆事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立场：

如果像重庆那样，出现把民众动员到唱追求绝对平等之梦的毛泽东时代革命歌曲的运动之中，并利用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愤怒而增加自身凝聚力的领导人的话，文革的重演便不是单纯的幻想。

矢吹晋把清水的一生用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Journalist（新闻记者）、China Watcher（中国观察者）和Justice Advocate（正义倡导者）。出于保守主义者对人的有限性的警惕，“对最后一个关键词虽然多少有所不安，但在政治风疾雨骤的时代并未左顾右盼，而是旗帜鲜明地一路狂走——这，不正是清水美和生涯的写照吗”？

刘柠，《纵览中国》

台湾庆祝驻港机构更名一周年 港府仍看北京脸色

台湾政府官员与港台协进会代表同台祝贺

 

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 - 台湾政府驻港机构举行酒会，庆祝更名一周年，并期待加强与香港的关系。不过在发展台港两地官方关系上，香港政府的动作依然慢了半拍。

星期天晚上，台湾政府驻香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大型酒会，邀请几百名香港各界精英庆祝办事处更名一周年。

在去年更名之前的四十五年中，台湾政府驻港机构的名称一直是香港中华旅行社。听起来它不象是台湾政府驻外的一个官方办事机构，但履行的职责却是一个外国政府在驻外领事机构通常会履行的职能，包括签证和跨境司法合作。

*台湾官员：驻港机构地位提升*

驻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曦在致欢迎辞的时候说，更名后的过去一年来，台湾政府驻港机构在地位与实质功能方面都有所提升，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都有显著进展，并期待在两地空运安排、银行保险监理、海关与税务以及民事商事法律等方面扩大合作。

参加酒会的商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台港两地之间的经贸往来一向相当畅通，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驻港机构更名后双方的官方往来是否有所提升。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港澳处处长严重光在酒会上说，两地政府正积极展开官方层面的讨论与合作。

严重光说：“台港之间在官方、在民间已经开始非常融洽的相处。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所谓的‘策协平台’，我跟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也经过了几次的工作会议，就是为了促进官方的关系，促进民间的活动。”

*港府处理港台关系小心翼翼*

不过，香港政府在港台之间的官方往来上显然慢了半拍。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去年7月在香港正式挂牌，几个月后香港政府才在去年12月在台北设立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今年5月才举行办事处开幕酒会。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和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过去都访问过台湾，但他们访台使用的头衔分别是名义上非官方的港台经济文化协进会荣誉主席和常任副主席，而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去年以她的正式官职身份访问香港。

在星期天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的酒会上，台湾政府主管香港事务的主要官员都出席并上台致辞，但香港方面只派出协进会主席李业广上台发言。

经常往来两岸三地的香港金银手饰工商总会副主席蒋伟康对美国之音说，在发展官方关系方面，香港政府显然比台北更加谨慎，在台湾的正式名称以及特首访问台湾等问题上都有很多的顾忌。

蒋伟康说：“目前来讲，不管怎么说都存在两个国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大家尽量避免(麻烦)，要台湾不用这个名字。而且暂时未必需要特首访问台湾。”

依照香港基本法，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国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对外事务则由中央政府授权香港自行处理，但基本法没有对特区政府如何处理对台关系做出明确规 范。1995年，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发表了有关《香港涉台问题基本原则与政策》的七点政策，其中第六条规定，香港与台湾的任何官方往来都必须经北 京中央政府批准。

此间的观察人士说，香港新特首梁振英与他的前任曾荫权一样会看北京的脸色处理对台关系，但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进一步缓和，台港关系，包括官方之间的交往会比以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解读万达收购美国影业巨头AMC背后的玄机

万达集团收购AMC公司签约仪式

 

美国之音林枫, 任禺阳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5月份宣布，将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影院公司AMC。这笔交易不仅将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影院公司，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最大 一笔并购交易。不过此间有不少分析认为，万达并购AMC几乎不可能在中短期为万达带来商业利益。这就让人们对这笔并购交易背后的真正目的产生遐想。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5月份宣布，将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影院公司AMC。这笔交易不仅将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影院公司，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最大 一笔并购交易。不过此间有不少分析认为，万达并购AMC几乎不可能在中短期内为万达带来任何商业利益。这就让人们对万达收购AMC的动机感到不解。

*北美票房低迷、好莱坞目光投向东方*

全球票房收入

​​对于多数北美影院来说，2011年是业绩惨淡的一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票房收入较2010年下降了4亿美元，跌幅达4%。但在地球的另一侧，中国的电影 市场却一路高奏凯歌，票房收入去年却猛增35%，达到20亿美元，成为除美、加之外，国际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电影市场。

在北美票房市场继续面临严峻考验的前景下，好莱坞各大制片厂商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迪士尼公司和漫威影业公司（Marvel Studios）正在中国制作《钢铁人3》，著名的动画片制作公司梦工厂今年2月在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洛杉矶期间宣布与中国两家媒体公司合作成立“东方 梦工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今年5月份买下中国知名民营影视业企业博纳影业集团19.9%的股权。中国还在2月份宣布把每年从好莱坞进口的电影数量从原来 的20部增加到34部，同时美国片商得到的票房分账比例将从13%提高到25%。

*王健林独钟北美*

2011年胡润百富榜前十位

​​​​但此时却有一名中国人愿意把赌注投在北美电影市场。他就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57岁的王健林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房地产大亨之一。他以71亿美元身价排在2011年胡润百富榜的第六位。他一手创建的万达商业帝国涉足房地产、高级酒店、旅游度假村、影视娱乐以及连锁百货等五大产业，集团总资产达到345亿美元，年收入165亿美元。

万达并购AMC影院公司的交易价值26亿美元，包括收购AMC100%的股权，以及承担AMC债务两部分。此外，万达还将在并购后向AMC注资5亿美元， 用于减少AMC债务以及改善AMC影院设施，例如加装可播放iMAX电影和3-D电影的设施，以及增加影院内的餐饮设施。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司最大一桩对美收购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看你怎么去计算，这是中国在美投资的最大一笔，绝对规模不是最大，但因为这笔交易属于真正意义的收购、全面收购，不是合作，所以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最大 一笔全面直接的收购案。”

*全美影院业界士气大振*

2011年十大国际电影市场

​​这桩并购交易显然令仍处在低迷期的美国影院业感到欢欣鼓舞。全美电影上座率已连续两年大幅下跌。2011年，美国观影人数下滑至12.8亿人次，比2010年下降4.2%，为1995年以来观影人数最少的一年。

全美影院协会主席约翰·费西安(John Fithian)说： “在我们得知万达集团将收购AMC的消息后，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我认为这显示了影院行业正在全球化。就像在中国开影院一样，在美国开影院也大同小 异，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另外，对于我们代表美国影院行业的人士来说，我们认为万达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重要参与者在美国投资显示了万达对美国影院业的信心和 美国影院业雄厚的实力。所以，我们这个并购案感到高兴。”

*美国影院业整体业绩欠佳*

AMC是美国第二大连锁影院公司，公司旗下拥有346家影院，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的荧幕数量超过5000块。AMC的影院一般都建在美、加大中城市的繁华的商业闹市区。

然而，这家有着92年历史的老店目前的业绩并不理想，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影院内卖爆米花和碳酸饮料维持。AMC在过去三年 一直亏损。截至去年12月，AMC净亏损8300万美元，收入下降1.8%。

这就令很多业界人士对这笔并购交易感到困惑，因为如果从纯商业角度他们几乎看不到收购AMC能给万达带来任何利润提升的空间。

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说：“美国的电影院境况不是很好，去影院看电影的人数不多。人们倾向于呆在家里。他们在电视上和电脑上看电影。这基本上是个趋势。所 以，万达在美国收购一个并不是欣欣向荣的公司这样一个决定是很有趣的。或许影院业能在另外一个环境中有所发展。但影院业不算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域。AMC的 卖价不高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现在不景气。”

*王健林放眼世界还是迎合政府？*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与AMC首席执行长兼总裁洛佩兹

​​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或许有不同的想法。他在万达并购AMC的签约仪式上说：“今年初，万达集团制定了十年的战略规划，就是实施跨国管理，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今天的签约标志万达向这个目标迈进了实质性的一步。”

不过，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认为，万达收购AMC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品牌，以及建立与好莱坞的关系网络。他预计，万达将借助AMC的品牌地位和AMC与好莱坞的关系扩大其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市场。

万达集团2005年开始涉足电影业，目前在中国共经营86家影院。在收购AMC后，万达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

有分析认为，虽然万达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在一个大型国企林立的经济体制内，万达要想取得目前这样辉煌的成绩势必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万达老总王健林本人是中共十七大代表、政协常委委员。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特别是传媒和文化企业“走出去”。北京的决策者们希望通过加强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万达收购AMC恰好与北京的政策吻合。

*好莱坞希望借万达之力扩大中国市场*

无论万达收购AMC是否从纯商业角度考量，好莱坞都希望把这笔并购交易当作是扩大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契机。

全美影院协会主席费西安表示，美国影院界希望借助万达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通过这笔交易帮助美国电影厂商打开在中国的市场。

“好莱坞希望能在中国有所作为。万达是一家大型中国公司，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拓展（中国）政府的视线，让中国政府看到电影业这样一个自由竞争的行业是适用于 各地的。”他说，“我们乐见中国进一步放宽对每年引进好莱坞电影配额的限制以及对外国片商控股比例的限制。就像万达能够完全在美国买下AMC一样，我们也 同时希望中国也能同理对待美国企业，这样我们就可以到中国投资。”

*万达收购AMC的真正挑战在今后*

与前段时间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频繁受阻相比，万达收购AMC应该不会遭遇来自美国监管部门的类似阻力，因为电影院几乎不涉及敏感的国家安全领域。

但传统基金会德史剑道指出，万达收购AMC的真正挑战在于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怎样在美国人已改变去影院看电影的习惯的背景下重新给AMC定位，让AMC扭亏为盈。

他说：“美国人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们可以完全在家里看电影。他们在家里的屏幕上看电影，就是这样。人们不必非得去影院。所以说在这 个领域，美国没有需求。这对万达来说是一个风险。我觉得万达必须要改变AMC，必须要尽快改革AMC。AMC目前的经营模式在美国行不通。如果万达不改革 AMC的话，这就是在浪费时间。”史剑道说：“这不是一个中国企业出很高的价钱去买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这是中国投资者出不算高的价钱收购一个不太成功的 企业，并不是因为这家企业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市场已经改变了。所以，万达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对AMC进行改革。”

万达集团目前还没有公布改善AMC运作方式的具体方案。但董事长王健林表示，万达今后还可能会收购一个全球知名酒店连锁，或者是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另外，万达对收购美国的百货公司也有浓厚的兴趣。

日本不满驻华大使丹羽传达“不正确”的立场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2012年7月

DR net

法广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周日(7月15日)应召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周日傍晚神态严峻地抵达外务省，与当天也刚从越南回到东京的外相玄叶光一郎会谈了一个多小时。会谈后丹羽表情明显轻松地走出外务省。丹羽预定周一返回北京，不过非常低调。

玄叶事后说明，他要求丹羽“正确地向中国传达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的日方立场。玄叶的话显示，日本不满丹羽迄今为止不正确地向中国传达的钓鱼岛问题立场，不过玄叶对记者们追问是否更迭丹羽说：“这次没提人事问题”。

日本有议论说，6月份丹羽公开批评东京都购买钓鱼岛引起国内重大风波，后来被外务省警告，丹羽本该自己辞职。
不过日本共同社周一引述当天中国各报发表日本召回丹羽的评论和分析，其中《新京报》说，野田政权中能解开中日误解的只有丹羽这个“中国通”，如果丹羽地位动摇，将是中日关系的新考验。

在日本看来，中国赞赏正好验证丹羽对中国软弱、甚至出卖日本利益的嫌疑，右派报纸《产经新闻》日前刊登文章的标题《丹羽大使，你到底是哪国人》，周一在网络上被部分网民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