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继吉本隆明之后，又一名反安保运动的宿将——《东京新闻》编辑委员、论说主干清水美和（Yoshikazu Shimizu，1953～2012）凋谢。前者是诗人、哲学家，是1960年代安保运动（所谓“全共斗”世代）的思想导师之一；后者是新闻记者、评论家，对舆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问题和去核化问题上，是当仁不让的舆论重镇。前者沉寂多年，乃至近年几为世人所遗忘，却得享天年（87岁）；而后者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是“新闻记者的战死”（矢吹晋语），但过早的谢幕（58岁），令人扼腕。

清明节前后，跟几位日本学人记者朋友喝酒时，一位来自东京的朋友一上来就通报了清水先生的病况，说大约一周前，在学习会上，清水先生与另一位成员、前辈汉学家矢吹晋先生谈及重庆事件，为中国的前途深感忧虑，越说越激动，突然呼吸急促，当场晕倒。马上被送往医院抢救，现已脱险。我们虽然暂时松了口气，但内心仍很沉重，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可万万没想到，预感成谶竟如此之快：4月10日，清水美和先生病逝。享年58岁。

作为成长于7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水的思想“原点”始终是中国。以“全共斗”（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前辈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1960年代反安保运动，随着东大安田讲堂的陷落（1969年1月），结束了“牧歌式”的时期，走向低潮。与此同时，各主要大学及组织派别，开始了轮番整肃、分裂，有的发展为残酷血腥的内部清洗（如1972年2月的“浅间山庄事件”）；且“革命”视野已从国内革命升级为世界革命，发生了联合赤军分子劫机赴朝鲜，以期建立革命据点的“‘淀号’劫机事件”——被看成“后期新左翼运动”之一环的1970年代反安保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连锁反应下拉开了序幕。

在如此“峥嵘岁月”，清水进入京都大学，其就读的经济学部，是日本顶尖的西马研究学术重镇。大学时代，担任70年代反安保运动中重要的学生组织之一、“全学学生自治会”委员长，其活跃程度自不待言。但在革命理论与运动之间，清水似乎更偏重前者。京大时代，常携彼时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矢吹晋编译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等著作，在校园附近的吉田山上“磨砺思想武器”。后矢吹自嘲说，这是清水对自己的“奚落”与“逼迫”：“曾几何时翻译毛泽东的人，现在干嘛”，“如今以何教我？”而照矢吹的说法，在左翼组织聚散离合、改组分裂令外部人士目不暇给的时期，清水从属的组织所打出的“ML”的“Logo”，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而是“Mao-Lin”（毛、林）——70年代的左翼青年寄望于邻国的“文化大革命”、寻求自身精神支撑的焦虑可见一斑。唯其如此，“文革”的破产和林彪事件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他们的中国观，甚至人生道路便可想而知。清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京大继续钻研西马，而是进入《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社，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其选择以舆论为志业，从而更直接地观察中国，未尝不是大学时代深度涉足左翼社运后的失望与反思的结果。

80年代中期，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继而作为特派员，常驻香港、北京支局，从而得以在新闻现场近距离观察中国，既为其转型与经济发展而兴奋，也深刻体察到这个国家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及不确定性，为其发展方向而忧虑。尤其是80年代末的事件，对他的震动不亚于70年代。其后，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2001年，任《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中国总局长。翌年，出任《东京新闻》编辑委员，长期主导该报对中国问题及中日关系的基调，是日本自由主义媒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一路见证了两国关系从“蜜月”到“成熟”的全过程。

唯其自身早年的特殊经历，清水对中国的观察相当深度，却不乏热度，热度而不至于发烧，更不会丧失理性。尤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大报出身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观察中国并不囿于中国及中日关系的视角，更不受日本外交界、学界“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基于现实利益的捆绑，其超越性、前瞻性，与其说有利于日本的“国益”，毋宁说是有利于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譬如，早在十年前，他就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农民的反乱》，讲谈社，2002年7月版）；八年前，便关注到中国的“富人支配”问题（《中国“新富人”支配》，讲谈社，2004年9月版）；小泉内阁时期，鉴于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倒退，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使两国经贸蒙受损失的状况，清水主导的系列评论，以清晰的立场和理性、客观的分析阐明何谓真的国家利益；2007年8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巡回访问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三国，配合其所谓“美丽国家”论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维，大打“价值观外交”牌，从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的战略企图非常露骨。清水撰写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仅有“共同价值观”是不够的，奉劝安倍“价值观外交应适可而止”。

2010年9月，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相撞，中方船长被日方扣留，事态迅速发酵，升级为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并把美国卷入。针对刚结束日美外长会谈、从纽约回国的外相前原诚司对媒体发表的所谓“尖阁 适用安保 ”的“美方立场”，清水美和在《克林顿发言的真相》 一文中，用具体材料和数据说明了美方从小布什政权到奥巴马政权，在“尖阁”问题上立场的后退，指出是“前原外相误判了事实”。笔者回应清水的文章，在《新京报》上撰写了《美国为日本“背书”了吗》 一文，进一步指出“对万一哪天中日双方船只擦枪走火的情况下，驻日美军会不会出动的问题，日本内心其实没底，主流舆论对此更不‘乐观’”的事实，从而呼吁两国媒体的理性、克制，为事件的外交解决提供条件……对中国来说，既超越日本的国家战略本位立场，又不廉价地迎合他国，不失为一种客观而富于建设性的外部视角，诚弥足珍贵。就笔者个人而言，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是外媒中最到位、最“给力”者。得到噩耗的当天，我发了一条微博以表达缅怀之情——“再也读不到清水先生撰写的社论了”——实非场面话，而是内心的至憾。

日媒体、学界、外交界，从来不乏官方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作为硬币的反面，无疑意味着与现实利权的“粘连”，其言其行的真价便大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水是中国人民的诤友。对中国，他既不带傲慢与偏见，也不会阿谀谄媚、曲笔逢迎，是其是，非其非，“他以鸟的眼睛俯瞰美中关系的大局，却以虫的眼睛来观察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并为之流泪。清水是不世出的优秀记者，无可替代”（矢吹晋语）。而一向被他视为恩师的矢吹晋，恰恰是因“与中国交往逾半世纪，却与中国利权无缘”，才赢了他的尊重。2005年于香港付梓的拙著《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21世纪中日关系风云初记》（泰德时代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便是受了清水先生一次讲演的启发。六年前，他来京出差时，曾应我之约出席当时在京城媒体圈颇有名头的《纵横周刊》评报饭局，与中国年轻同行们觥筹交错之间，坦诚交锋，切磋琢磨。作为日本媒体的顶尖学者，他在东京长期主持一个由媒体和学界同人组成的中国问题学习会“老虎会”。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作家、记者，很多人都曾在访日之际，受邀与会，共同交流，受益匪浅。

清水常勉励青年记者的一个词是“独立”（Independent），这也是他自己生前不懈追求的价值之所在。3.11巨震后，面对空前的国难，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事故所引起的恐慌，在日本政治和媒体大都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作为《东京新闻》的“看板”——社论撰稿班子的核心（论说主干），清水镇定自若，举重若轻，力主全面弃核。在东京电力公司的“地盘”，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公然“叫板”，是日本全国性大报中最决绝、最彻底的反核电舆论重镇。可是，就在逝世的九天前，在与矢吹晋最后的病房谈话中，他坦言“确实有压力”，但“有支持我的社内体制”，“我所担心的，毋宁说是中国的走向”。毋庸讳言，3.11巨震，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核电产业的分水岭。作为最大市场的中国，对核电发展持何种方针，相当程度上左右，甚至决定了世界核电的存废。正是由于对“真实、公正、进步”（《东京新闻》社是）的独立性的坚守，清水荣获2007年度记者俱乐部奖（日本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勤奋著述，生前出版14种著作（含合著），论文、讲演无数。日本新闻界，特别是几家全国性和跨地区大报，历来有种“记而优则教”的传统。作为资深政治记者、评论员，清水已臻业界的“最高境界”，有崇高的专业荣誉和社会声望。可以想象，若天假以年的话，待记者生涯届满荣退后，几乎可以肯定，清水会出任某所名校新闻学院的教授，执鞭讲坛，从身份上实现从记者而学者的转身。

清水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了整个生命。其最后一篇文字是发表在《东京新闻》（3月27日）上的“亚洲观望“专栏，距辞世仅有二十天。在
 这篇于温家宝总理3月14日两会新闻发布会之后撰写的、题为《文化大革命还会发生吗》的文章中，对重庆事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立场：

如果像重庆那样，出现把民众动员到唱追求绝对平等之梦的毛泽东时代革命歌曲的运动之中，并利用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愤怒而增加自身凝聚力的领导人的话，文革的重演便不是单纯的幻想。

矢吹晋把清水的一生用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Journalist（新闻记者）、China Watcher（中国观察者）和Justice Advocate（正义倡导者）。出于保守主义者对人的有限性的警惕，“对最后一个关键词虽然多少有所不安，但在政治风疾雨骤的时代并未左顾右盼，而是旗帜鲜明地一路狂走——这，不正是清水美和生涯的写照吗”？

刘柠，《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