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與劉夢熊

許多香港人可能已經忘記了誰是王立軍。王立軍是薄熙來的多年心腹，從遼寧追隨薄熙來到重慶出任公安局局長，協助薄熙來「打黑」，後來還升任副市長。去年二月六日，王立軍突然進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揭開了薄熙來倒台的序幕。當王立軍步出領事館，隨即被北京國安部解送首都，有報道指那一刻王立軍在場大叫：「我是薄熙來的犧牲品，薄熙來是野心家，我要與他魚死網破。」

「魚死網破」這四個字，很容易讓我聯想到去劉夢熊爆料這件事情。綜觀分析，大部份論者都認同劉夢熊所講，他應該不會打無把握的仗，既然膽敢向梁振英動手，總會有中央的勢力人士撐腰。我卻不是這般認為。因為劉夢熊若然只針對梁振英，實不用將那麼多人的名字都抖出來，當中包括港人毫不熟識、被喻為習近平「文膽」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劉夢熊這樣做，看來並沒有為中央的面子設想。如此讓中央難堪，只怕劉夢熊也沒打算留有後路，所以我認為那是王立軍「魚死網破」式的「攬炒」。

但除了「食住花生等睇戲」的心態，熊噬灰太狼這一幕對港人有何啟示？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在於劉夢熊教曉港人關於香港法治的現實情況。在劉夢熊向梁振英立下測謊戰書之後不久，就有「消息人士」向傳媒「報料」，指劉夢熊去信梁振英，明言廉署拘捕他，是梁振英的政治迫害，並以爆料要脅梁振英立即停止「迫害」。以劉夢熊如此資深的「愛國愛港」人士，卻並不認同廉署是「依法」對他進行調查，反而理解成那是梁振英採取內地官場的權鬥手段，指派執法部門按政治需要搜羅政敵之「不法罪證」，儼如明朝的東廠。不同的只是香港尚有新聞自由，所以劉夢熊可以向傳媒爆料，而不必喬裝潛入山頂纜車站對面的美國領事館。

這足以令所有香港人，尤其是一眾泛民議員深思。人人都說要捍衞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對於財大氣粗的「強國」，以及全面民主化的台灣，只有法治是港人仍然引以自豪的優勢。但不好意思，劉夢熊的行止恰恰證明，所謂的三權分立，執法機關的依法辦事，在梁振英上台那一刻已經「不存在」。試問法治一早已經沒有了，我們又能如何「捍衞法治」呢？其實梁振英奪權至今，香港有哪一項核心價值沒有被掏空？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格局，已經不可能以「捍衞現有權利」或「反倒退」作為主調，更不是單單祈求中央給予梁振英如同薄熙來的下場，而是必須要掀動一場推翻現政權的民主革命，方能重新建立香港曾經擁有的價值觀及運作模式。

楊繼昌
自由撰稿人

香港   蘋果日報

胡力漢：毛左與港獨，如出一轍

過去半年，跟內地友人聊天，話題大多離不開香港的所謂「港獨運動」，大部分人對這現象都咬牙切齒，滿口民族大義，認為有香港人高舉前港英旗幟，乃「大逆不道」行為。每次面對這類指摘，筆者只能一笑置之。

其實，奉行實用主義的香港人都認為，要港獨、甚至回復英國殖民地時期，不但不切實際，更是有點愚昧，但為何部分年輕人仍是樂此不疲，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對現狀極度不滿所產生的正常反射行為。

過去幾年，不論是曾蔭權，還是梁振英政府團隊，他們的表現，跟民情距離愈拉愈遠，很多人在體制內表達過不滿，亦參與過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可惜建制陣營與政府依然故我，年輕人和弱勢社群感到被欺壓和被忽略，在沮喪的情緒下，唯有選用一些最能激怒當權者的言語及行為，以達至發泄效果。

別對情緒化行為過敏反應

其實，類似的現象近年也在內地經常出現，在很多群眾活動裏，都見到一些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人走出來，他們大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怎樣和諧安定，但當被追問他們是否真的願意回到那時代生活時，幾乎每一個左派人士都是支吾以對。他們空談覑馬、列、毛的烏托邦式理想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情緒反應，表達對國家現時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化的不滿。

如果是一個虛懷若谷的領導人，在應對這種民眾情緒宣泄時，其實也十分簡單，只要細心聆聽他們背後的訴求，對症下藥，問題早晚可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在位者只看表面現象，用同樣原始的宣泄方式回應群眾，那下屬官員為了迎合上意，就會把民眾的情緒化言行上綱上線，動輒上升至國家民族統一層面，甚至套上境外分裂勢力標籤，這樣，矛盾只會進一步激化，把雙方都推進死胡同裏去。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香港  明報

重慶淫片第三季 仙人跳攻無不克

一顆淫彈，擊潰半個重慶官場。重慶淫片門進入第三季，繼雷政富被免職，以及其他十名廳局級官員因涉及不雅視頻被免職之後，又傳出還有更多更高級的官員涉案，其中甚至有兩女一男的香艷場面。

雷政富已是正廳級官員，比他更高級的官員只能是副部級以上，也就是說，涉案官員應該是重慶市的父母官。既然民間人士都已掌握了視頻，為何重慶當局至今仍然不公布結果呢？難道是為尊者諱，還是有其他難言之隱呢？

今次重慶淫片門事件，有諸多方面值得反思。第一，為何「久經考驗」、被各級黨組織「嚴格審查」的高級幹部們如此不堪一擊，面對幾個女子的色誘就輕易下水呢？假如這些女子是敵對國家專門組織的色情間諜，這些黨的幹部豈不是個個都要出賣國家機密？

第二，這些官員為何在薄熙來當政期間未受懲罰，反而不斷獲提拔、受重用？根據案情，當年雷政富主動向薄熙來交代了陷入仙人跳陷阱的經過，薄熙來向王立軍交辦破案。但案件破獲之後，薄王非但沒有將案情向公眾交代，也沒有將涉案官員提交給紀委，反而將檔案封存，成為籠絡這些官員，使他們效忠的撒手鐧。

社會監督 反腐之本

現在看來，薄熙來到重慶之後很快打開局面，迅速贏得當地官員的支持，用的就是恩威並施的手段。一方面，薄熙來用打黑的手法震懾百官，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服從者都是黑後台，被公安局嚴辦；另一方面，他就是用這些問題官員解除政治隱患，並提拔他們到核心崗位，以換取他們對自己的忠心，如果他們敢背叛，就用這些淫片將他們拉下台。

清朝康熙年間諸王子爭嫡，其中皇八子允禩受百官推崇，有「八賢王」之稱，康熙幾次主持的「海選」中，皇八子都是名列前茅。之後，康熙發現，皇八子手中有一幫人馬，專門搜集百官貪污受賄的證據，並記錄在案，稱為「百官行錄」。有了這本秘密檔案，皇八子相當於掌握了百官的政治生命，使他們俯首稱臣，在太子之位的爭奪戰中一度佔據優勢。最終，皇八子事敗，被康熙摒棄。

當年，重慶奸商肖燁利用性彈，成功攻克了官員的褲襠，一度在商戰中佔得先機。不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肖燁手中掌握諸多官員的淫穢視頻，居然成為薄熙來控制運用這些官員的利器。隨着海伍德案逐漸浮上水面，薄熙來當年的馭官術又大白於天下，玩弄陰謀者終被陰謀玩。

隨着雷政富們的集體淫亂被免職，重慶「色」變逐漸達到高潮。然而，到底還有多少「老虎」、「蒼蠅」隱匿在幕後？又有多少即將現出原形？單靠性彈們「引蛇出洞」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要讓官員的施政在陽光之下運行，接受媒體與百姓的監督，惟有如此，反腐才能反到根子。

太陽報

中美星球大戰 誰是最後贏家

中美兩國周日同日進行中段反導試驗，較勁意味濃厚。這場翻版的星球大戰，是一場綜合國力與體制的較量，美國當年拖垮了蘇聯，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中國國防部在反導試驗成功後，迅速向外界公布，其實攔截過程盡在美國預料之中。早於本月初，美國媒體就引述美國軍方的消息稱，中國將進行中段反導試驗，並把日期定在一月十一日。美方之所以如此判斷，主要是過去幾年每逢一月十一日，中國軍方都會試驗新式武器。比如○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次進行打衞星試驗；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次進行中段反導試驗；一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國殲20隱形戰機第一次公開試飛。

正因如此，美國將今年一月十一日也定為試驗日。然而，由於天氣問題，解放軍延遲試驗時間，直到日前才準備就緒，而這並沒有瞞過美國衞星的眼睛，美方在中國進行試驗的同時也進行相關試驗，明顯是向世人證明美國不避中國的挑戰。

兩次試驗 百發百中

中美同日進行中段反導試驗，表面上是偶然，實際上是你來我往的政治博弈。中國亮劍是為了震懾美國以及周邊國家，希望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使周邊局勢趨於平靜，延長中國的戰略發展機遇期。至於美國反亮劍，則是給日本、菲律賓等國打氣撐腰，顯示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

美國當年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以龐大的國力為後盾拖垮蘇聯，使其亡黨亡國。如今中美的太空較量已超越美蘇星球大戰，中國近年不斷追加軍事投資，尤其是在太空軍力上的發展一日千里，從神舟飛船到天宮一號，從打衞星到打導彈，中國已經讓美國感受到咄咄逼人的氣勢。

相比之下，美國近年因金融海嘯經濟實力大減，軍費不斷被削，再加上伊拉克、阿富汗兩個戰爭泥潭以及重返亞洲的部署，美國航天部門的費用嚴重萎縮，太空船退役之後無以為繼。最令美國軍方吃驚的是，中國中段反導攔截試驗僅僅兩次，而且每次都成功，相當於百發百中；反觀美國進行相關試驗十幾次，成功率只有一半。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事實上已成為繼蘇聯之後，美國星球大戰的第二個對手。中國不僅有龐大的經濟實力，還有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更有深不可測的人才梯隊。隨着中國太空實力的快速進步，美國對華的戰爭敲詐優勢幾乎不復存在，今後將更加重視利用軟實力來剿殺中國。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隱患與其說是外患，不如說是內憂，尤其是體制轉型與民主制度的建立。如果中國轉型失敗，在新一輪的星球大戰中將不戰而潰。

東方日報

薄熙來鐵腕施政 習近平順勢而上

習近平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4）

　　唐末專稿


習近平成功秘訣在於藉勢
明白了薄熙來敗落的原因，對於習近平能夠為各大勢力接受順利上位，就不再難以理解。
　　習近平與薄熙來同為中共高層太子黨，他們的迅速崛起與父輩的餘蔭都脫不去關係。但兩人的家庭背景又有很大不同。在八十年代後期之前，薄一波和習仲勳的政治軌跡不相伯仲，他們都出生於北方共產黨組織，中共主力長征到達陝北之後，他們得到毛澤東的任用和器重，建國後身居高位，習仲勳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多年，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薄一波在陳雲領導下執掌國家經濟計劃工作，也曾任副總理，都是權重一時的人物。文革爆發後，他們兩人也無一倖免遭受到牽連和迫害，甚至殃及子女。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使他們得到翻身的機會，重新恢復工作。再次成為中共高層領導。

　　但是自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們仕途的走向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習仲勳因為在八七年學運引發的中共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為備受攻擊引咎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仗義執言，並在不久後發生的六四事件中堅決反對出兵鎮壓，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的觀點，得罪了佔據權力優勢的強硬派勢力，在排擠和打壓中很快被邊緣化，並於九三年徹底退出政壇。

而薄一波因為在這兩次政治風潮中以極左強硬面目出現，站在了勝利者的隊伍中，六四之後屹立不倒，更因與第三代領導核心結成政治聯盟而權勢滔天，其子薄熙來則朝中有人好做官，在這種高層權力的關照下，利用中央財政的傾斜，創造了風光無限的大連奇跡，並借此政聲，一路陞遷，從大連市長，市委書記，遼寧省長，直至風光入京，執掌商務部，大有乘十七大東風，問鼎副總理之位的勢頭。

習近平與薄熙來同為中共高層太子黨（照片：《新快報》）

與薄熙來相比，習近平早期的陞遷之路雖然默默無聞，卻也頗為順暢，在薄熙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習近平在福建也無波無瀾陞遷到省長一職，之後又調任經濟大省浙江任省委書記。看起來，他的官運似乎並沒有因父親的失勢而停頓。但是若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兩人的為官之道卻是大相逕庭。

       薄熙來在政壇高歌猛進，能量在於借力。也就是其父在中共高層的權力和對第三代領導人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力量直接，有形，強勢。令薄熙來習慣了說一不二，呼風喚雨。

而習近平似乎深諳黃老之道，性情低調，謹慎，他的仕途秘訣在於藉勢。這個勢，來自其父長期坦蕩耿直的性格在政壇高層中留下的良好口碑和人脈，尤其是得到一些同樣在「六四」期間反對開槍鎮壓學生的軍中老帥的同情和關照。雖然與有形的力相比，這種勢的作用不是那麼直接和強大，但卻溫和長久，如同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令其仕途春光無限。

如果說薄熙來慣於利用強大的權力後盾鐵腕施政，對於攔路之敵毫不留情，習近平則是以其平和謙恭贏得不少老輩的讚賞，並在同輩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同盟，平時無為無求，必要之時，順勢而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內幕》第11期）

小習須證明自己不是癡迷維穩的呆板官僚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每當新的一年到來，人們總會許下很多新願望，但對中國新領導人而言，如果他們想繼續統治下去，不能光是許願，還得腳踏實地去實現才行。2012年恐怕是令共產黨永遠難忘的一年，而2013年的挑戰不會比較少，來自國內外的壓力與日俱增，社交媒體之發達讓過去很多好控制的事情變得複雜，呼籲改革的聲浪越來越強烈，腐敗猖獗已達亡黨亡國的程度。儘管中國看起來像個強權，但實際上她還有很多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改進，長期觀察中國的外國學者不約而同地於新年伊始提出建議與看法，範圍涵蓋互聯網、外交政策、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司法改革等5方面。

        2013年挑戰即將蜂擁而至，新領導人準備好了嗎？


    中國網絡政策改採兩面手法

    首先最吸引人目光的，自然是獨領2012年風騷的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在這個虛擬世界裡，有著數不盡的精采故事，不管是諷刺政治時事、批評地方領導或揭發腐敗官員都少不了它。美國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史國力（Adam Segal）關注互聯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它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性已不容小覷。

    十八大前，大家紛紛臆測接班過程中是否內鬥不斷，又是哪些幸運兒出任常委，而如今結果底定，焦點轉向新領導班底的改革計畫，即使確切作為尚未浮現，當中卻不乏有趣信號，像是國內方面，習近平造訪深圳，被視為強化經濟改革的表徵，他也大力譴責腐敗，呼籲更簡單、更貼近人民的治理。史國力認為，習上任之初就想表現得跟胡錦濤不一樣，至少在象徵性水平；此外，互聯網看似正逐步解除限制，中國網民可以通過微博或其他社交媒體搜索習近平和李克強等高層領導人的名字。

    然而，史國力卻對中國網絡政策的變化不感到樂觀。十八大期間，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幾乎已達偏執瘋狂的地步，說明獨裁政權最害怕這種開放性和自由性之下潛在的顛覆危機，權力過渡後，中共開始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維持傳統，繼續過濾和屏蔽信息﹔另一方面，官員也了解到互聯網是引導輿論的重要工具，因此有超過6萬個政府官員和機構擁有微博帳戶。換句話說，當局在處理如洪水般的互聯網上，疏通與堵塞並進，一來堵塞不利消息，二來疏通大眾意見至政府想要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工作報告中對互聯網的評述是：“加強和改進網絡內容建設，唱響網上主旋律。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範有序運行”，領導人既要唱響主旋律，也要加強管理，印證習近平不論是一個“真改革者”或只是作作樣子的跳樑小丑，互聯網無疑在新的一年仍是政府與人民拉鋸的戰場，而對外部信息的限制也將持續（如封鎖《紐時》和彭博社等網站）。


    中國想成為什麼樣的強權

    美國對外關係協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選擇從外交政策切入分析。她說，2013年習近平的重心大部分將放在國內事務上，清理腐敗、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再平衡中國放緩的經濟都僅是冰山一角，儘管如此，因著國際情勢瞬息萬變，習被迫在焦頭爛額之餘好好思考外交政策。

    胡錦濤於2002年接班之際，中國的外交局面一片大好，剛剛慶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以及首次承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可說風光無比，但習近平沒有同樣條件，他接手一個自負的中國，與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的領土爭端越演越烈，長期合作夥伴緬甸在民主化後也漸行漸遠，朝鮮難以控制，加上美國對中國這個急速崛起的國家充滿猜忌，均使得中國的外交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因此，易明認為，習近平最緊迫的挑戰是平息鄰國逐漸高漲的反中情緒，特別是視其為北京後院的東南亞國家。目前來看，一些舉措正進行中，像是具溫和形象的溫家寶出來強調創造“雙贏”關係，並提倡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增長引擎﹔而暫且擱置具爭議的政治困境，中國也逐步推進與日本和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最大的問題在於，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什麼樣的強權？是如同蒙古通過武力征服、迫使他人稱臣的大帝國？還是以豐富的文化力和經濟力佔據全球領袖地位讓人信服？2013年，我們將從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以及處理區域紛爭上觀察，這個號稱“和平崛起”的龐大國家是否願意遵守現有國際規範，抑或是創造自己的新規則？就拿仍在發展中的“網絡安全”領域來說，中國是否有興趣承擔領導角色，與各國制定共同標準？世界需要真正的理由相信習近平所帶領的中國能邁向雙贏，誠如習也說過：“空談誤國”，行動永遠是最佳證明。


    中共反腐戰爭著重控制媒體

    一般關心中國的人都知道，新領導的施政重點將是恢復經濟增長和改革，政治分析家裴敏欣（Minxin Pei）認為這個結論是對的也是錯的，因為習近平將盡最大努力維持中國經濟成長，於此同時，他不可能採取冒險的政治改革開放。

    這並不難明白。1980年代以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一直維繫在經濟發展上，就是因為中共讓人民脫離貧困，他們才得以延續命脈。但即使如此，中共也很可能在創造一黨執政的最長紀錄後，瀕臨在一夕之間垮台的危機，因此，政治改革的空間漸趨狹窄，態度也越來越保守，深怕一個不慎，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裴敏欣指出，這將形成兩難，習近平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胡錦濤那種癡迷穩定的呆板官僚，同時他也不得不回應中國社會各階層要求更大政治開放的聲音，保持黨內派系微妙平衡亦是重要無比，每一件事皆是巨大考驗。

    就現階段而言，反腐鬥爭不會停止，而這便是2013年習近平最有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在中國武俠小說中，一旦有弟子心懷不軌，掌門人多以“清理門戶”來挽救門派信譽，現今轟轟烈烈上演的反腐風暴就帶有一點清理門戶的意味，尤其如果這些貪官汙吏剛好是對手親信，那更沒有什麼理由好不趕盡殺絕，是故，裴敏欣發現，每一任新領導團隊接班的第一年，被控腐敗的官員數目通常是平常的兩倍，而第二年就回復正常，換言之，既能一邊反腐一邊清除政敵，一石二鳥，何樂而不為？

    裴敏欣提醒，在這場反腐戰爭中，可以特別注意黨怎麼去控制媒體。現在中國通過微博打擊腐敗蔚為風潮，但保守官員可能不樂見此一情況，他們擔心若媒體擁有更大程度的開放，將催生更多異議人士。於是，這可能形成一種循環，新政府試圖利用媒體優勢達成目的，當情況變得激進時，他們又會將韁繩拉緊。十八大落幕後，網絡控管似乎稍有放鬆，但當局很快地推出實名制度，即是這種不穩定模式的證明。


    勞教和計畫生育應被終止

    另外還有兩項習近平能嘗試的政治改革，一者結束計畫生育，另一者廢除勞教制度。計畫生育起初立意良好，用以控制中國急遽膨脹的人口，但長期實行下來已適得其反，矯枉過正，強制墮胎和虐殺女嬰等不人道行為層出不窮，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小說《蛙》正是描繪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生育史；而勞教更是臭名遠播，該制度允許公安部門可以不經司法程序將人監禁長達3年，導致被地方政府濫用，變成懲罰異議人士和請願百姓的工具。裴敏欣指出，如果習近平願意終止勞教，他勢必將獲得大量政治資本和人民敬仰。

    廢除勞教將會習近平積累政治資本。

    裴敏欣並不期望習近平學習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estroika），不過要是他願意承擔風險，完成上述事項，才有資格自詡為“改革的戰鬥者”，縱使這些事情比起不鋪紅地毯或不擺設鮮花困難許多。


    習近平極力塑造領導人形象

    談到不鋪紅地毯和不擺設鮮花，是習近平意圖展現出的新氣象，然而，這會不會只是另一種國王的新衣？童話故事家安徒生寫道，愛打扮的國王每天都要穿新衣裳，城中卻沒有設計師能滿足他，有一天來了兩個騙子，偽裝成織工並對國王保證能織出最奇特美麗的布料並做成衣裳，凡是愚蠢的人都看不見。國王上當後穿上這件根本不存在的衣服，還在大街上遊行，出盡洋相，結果被天真的小孩揭穿國王沒有穿衣服，淪為眾人笑柄。

    習近平不是那位愚蠢國王，反之，他是聰明的騙子，試圖營造一種氣氛，彷彿官員變得節儉又親民，家裡的豪華汽車和手錶以及每晚陪伴的情婦不存在一般，而這波風潮也延伸到食物上頭。《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的河北阜平縣之行，令“四菜一湯”成為官媒最新熱詞。該文提到，中國官員和商界人士對美食的龐大需求導致鯊魚數量銳減，習此舉明顯傳遞厲行節約之意。

       四菜一湯是中國官員新一波的節儉運動。

    新華社還詳細地發布了晚餐菜單，包含紅燒雞塊、阜平燉菜和豬肉丸子冬瓜湯等家常菜，在新浪微博廣受網民好評，有人希望低階官員也能效仿，畢竟中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仍相當貧困，且社會不公一天比一天加劇。習近平不是第一個走入鄉村的領導人，在他之前還有極力表現親民的溫家寶，他一件羽絨服穿10年，一雙旅遊鞋粘合多次捨不得丟棄，還深入井下與工人同吃盒飯，姑且不論這一切是不是“影帝”的精湛演技，《華爾街日報》認為，黨試圖說服普通中國人，強調政府一直在為窮人謀求利益，與窮人站在同一邊。

    事實上，社會上富人與窮人間的鴻溝正是於胡溫主政期間加深加大，而習近平上任後極力扭轉形象，儘管尚不知他的努力是否有助於恢復人民對黨的信賴及解決腐敗問題，但風行草偃，各地方政府甚至軍方都積極回應，致力於杜絕過度奢侈和官僚作風。　

    此外，訪問河北之前，習先視訪南方的經濟重鎮廣東，一趟被分析家視為重啟經濟改革之旅。過程中他與軍方將領會晤，並共同進餐，通過國營電視台，我們還能看見習近平自己拿著餐盤在自助餐前排隊。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習近平顯然比胡錦濤懂得塑造領導人形象，胡常被批評說話呆板、不帶表情﹔習的風格輕鬆自在，其魅力迅速擄獲人心。然而，國王的新衣不只是童話故事，也是寓言故事，在習真正有具體作為之前，都應認真考慮他是不是一個編織不存在衣服的騙子。


    藉司法改革制衡官方權力

    所謂具體作為中，有一項是至關重要的“司法改革”。《南華早報》提到，過去一年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為當局敲響警鐘，深化改革，加強法治才是國家健全發展之正途。
    王立軍為權力強大的公安局長，陳光誠是遭到軟禁的草根法律工作者，兩人身分背景差異如此之大，卻有志一同尋求外國庇護，不正顯示出中國的法治基礎薄弱，且對官方權力進行制衡的機制不足。

    陳光誠向美國求助，說明中國法治不足。

    《南華早報》建議，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是提升司法人員專業性。中國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曾致力於改善司法系統，於基層法院多次試點，他還推動司法人員參與同律師和檢察官的專業考試，不過就在“三個至上”原則下，改革面臨停滯。2007年，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法官和檢察官“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三個至上遂成為黨對人民法院的新要求。

.    第二，專家希望能見到更多加強司法機構獨立性的舉措，如降低政法委員會的影響力和消除黨對法院和律師事務所那隻看不見的黑手，習近平也曾於講話中強調憲法的重要性。理論上而言，憲法作為一國之最高法律，效力高於其他法律和法規，但現實中憲法不是在所有國家都具有權威性，需要相應的一套體系來確保它沒有被違背，而在非民主國家如中國，憲法的最高效力經常不能得到有效維護，以至於成為一紙空文。

    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允許信仰自由，但篤信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藏傳佛教的藏人的困境淺顯易見，憲法也未賦予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權力，可是至今仍未有足以挑戰中共的在野黨出現。中國最大的問題便是黨國不分，憲法於是無法理順黨和國家的關係，而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是為無產階級服務，中國看樣子也不屬於此一範疇。最後，憲政的基礎要素像是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和權力制衡等，中國不只沒有，甚至還拒絕之。

    因此，《南華早報》認為，2012年的風風雨雨應給予中共不小教訓，國內的問題（如人權侵犯和權力濫用）很容易就演變成國際問題，追求法治無疑是長期目標，但最少新的領導班底必須出示深化改革的決心。當今官員無視法律、踐踏法律的情況再普遍不過，想解決如此現象只有兩條路，要麼可憐兮兮地等待官員變得更守法，要麼建立完善的權力制衡制度，而司法改革正是實現後者的途徑之一，其他還包含加強公眾諮詢與參與和提升政府透明度等。先進國家無不擁有良善的法治系統，中國要真正崛起不可能只仰賴經濟或軍事，法治同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研究受限減緩經濟發展力

    經濟力向來是中國引以為傲的項目，自1978年來，每年經濟都有顯著增長，但時至2012年，如此態勢能否保持下去似乎機會渺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在該校雜誌《科技創業》（Technology Review）寫道，中國每年投資於基礎設施的總額達國內生產總值一半，比起任何和平時期的國家都還要高，因此，既然中國已完成十年一度的權力過渡，領導人應準備好，改變大量國家投資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快速增長模式，讓中國產業升級，促進全球競爭力。

    但這並不容易，尤其在研發這一塊。黃亞生指出，由於教育部高度嚴格控制，中國的教授就像公司員工，進行由上而下的研究項目，與西方完全獨立又自發性的學者大異其趣，而研究結果也往往必須符合政治需求，所有可能破壞“穩定”的報告都被禁止。
    於是乎形成一個矛盾問題。領導人希望以創新技術來推行新一波的經濟增長，但研究的自由被限制住，中國還缺乏對知識產權的尊重、批判思考和挑戰權威等重要的研究態度。胡錦濤曾說：“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但西方科學之所以蓬勃發展，必有足以借鑑之處，一味排外或抗拒西化只會讓自己走進死胡同。黃亞生懷疑，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轉型需要上位者的遠見和政治勇氣，習近平是否已領悟到了呢？(  《內幕》第13期)

《內幕》(第13期): 李克強步溫家寶朱鎔基後塵

內容提要：

南周測試胡春華   炎黃試水劉雲山

小習亮出新政底線 

南周被非禮一回   新京報遭強姦一宿

伊能靜姚晨戲政

 李克強步溫家寶朱鎔基後塵

開春部委又洗牌

利益派系換個牌坊照樣分錢

做新政反對派還是同盟黨

用邪惡勢力支持歷史野心： 自由派克制合作

《內幕》(第13期) (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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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可以推论的人：写在《许良英文集》出版之际

胡平来稿：旧文悼念刚刚于2013年1月28日逝世的许良英先生



今年（2002年）一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良英文集。这部文集精选出许良英先生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发表的四十二篇文字，按内容分爲六个方面：1、科学史探讨，2、爱因斯坦研究，3、哲学思考，4、爲民主自由和人权呼喊，5、念师友，6、忆往事。全书共395页。文集取名《科学、民主、理性》，这个书名既概括了许良英先生的毕生追求，也反映出这部文集的内容和风格。

许良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科学思想史学者，杰出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少年时代，许良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又参加了中共地下斗争，既是老革命，又是专家；然而在五七年却被打成“极右”，回农村劳动二十年，“四人帮”垮台后，许良英先生一方面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一方面爲自由民主大声呼吁，在“六四”之后的高压下毫不退缩，发表文章，参与公民上书，以“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自命，成爲不倦地呼吁“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坚强斗士，成爲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

我第一次知道许良英的名字是在一九七七年买到有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认识许先生本人则是在一九八二年。那时，我从北大毕业已经一年多，由于在读书期间参加过竞选活动鼓吹言论自由，当局甚感恼火，很想整治一番，却又苦于师出无名，因而只好在分配工作时给我制造麻烦。当局不敢公开宣布不给我分配工作，但又暗地里责令有关单位不得收留录用。当时在中科院科学史所的许良英先生(还有赵中立先生)得知我这个人民代表竟然没单位肯收留，立马拔刀相助，打算把我要到他们科学史所。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毕业论文写的是休谟因果学说，对科学哲学略知一二，若分到科学史所也还算专业对口。许先生这次帮忙虽然没有成功，不过我却由此结识了许先生。

八七年一月我来到美国，当时国内正在开始反自由化，据说这次反自由化的起因之一是方励之、刘宾雁和许良英等三人计划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讨论会，踩到了邓小平的痛脚。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许良英的儿子、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许成钢，谈起他的父亲，谈起许良英在自由化运动与反自由化运动中的非凡之举。许成钢说，其实，我爸爸做的事都是事前可以料到的，我爸爸的行爲是可以推论的。

说得妙极了！这就是许良英之爲许良英。出了一件大事，许良英会作何反应，你不知道吗？你用不著去打听，你只消推论就行了。许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从不躲闪，该怎麽做就一定怎麽做。这就叫信誉，这就叫刚直方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风云多变，人心莫测，多少英雄好汉，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踌躇犹豫，权衡算计的。象许先生这样直来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或曰可推论性，实在少见。

文如其人，读许良英先生的文章，除了文字上的简洁明快使人联想到许先生爲人的质朴与方正外，还有两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虽九死其未悔”的理想主义追求，一是“觉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

如许良英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最终回到民主与科学的立场上。早年，许良英热情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五七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后仍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直到八七年反自由化之前，许良英还对共产党抱一线希望。也许，在老一代知识份子中间，许良英并不算特别的先知先觉，然而，由于他的真诚，他不断地自我超越；又由于他那永不熄灭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旦从谎言中觉悟，不是堕入虚无，不是变成犬儒，而是更顽强、更清醒地抗争，从而成爲老一代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并爲那一代知识份子充满曲折艰辛的生命历程树立了一个人格典范。

2002年4月5日

候補中委得票倒數第一的李小鵬要當省長了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子威

山西人代會正在進行，儘管“不准告狀”的八不准規定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如無意外，副省長、代省長李小鵬，將會正式“當選”省長。耄耋之年的李鵬夫婦，和李小鵬、李小琳，都會感到如願以償。難怪李小鵬在人代會上對代表們九十度鞠躬。

 


　　11月14日，十八大中央委員會選舉結束後，新華社公佈了按得票多少為序的171名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其中李鵬之子、現任山西副省長李小鵬得票倒數第一。

　　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海外有消息透露，前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家族正在準備逃離中國。李鵬的兒子李小鵬、李小勇和女兒李小琳正在積極將財產轉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由於金額過大，引起澳大利亞防範洗錢的政府機構──澳洲交易報告及分析中心的注意，而將消息反饋給中國，從而暴露。

　　公開資料顯示，李小鵬1982年畢業於華北電力學院發電廠及電力系統專業，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電力科學研究院電力系統研究所工程師、計劃經營處副處長和電力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1991年至1999年，李小鵬先後任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華能國際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總經理、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董事、副董事長、董事長。

　　1999年起，李小鵬出任華能集團董事、總經理、黨組書記，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華能國際董事長、黨組書記。

　　2008年六四事件19周年剛過，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於6月13日發出如下報導： 李小鵬同志現任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成員。在12日舉行的山西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李小鵬被任命為為山西省副省長。

　　新華社還發表了李小鵬簡歷，儘管新華社沒提李小鵬的父親是誰，但看完報導的人幾乎都知道李鵬的長子棄商從政了。李小鵬任命消息公佈後，遭到大陸網民的聲討。中央下令禁止議論此事，可禁而不絕。有評論說，新華社竭盡文筆所能，僅能羅列出李小鵬在華能各公司內一長串經歷，卻沒有一條能顯示出這位太子黨有何政績。


　　李鵬積極讓兒子回歸政治圈

　　還有網上文章指出，如果官方公開李小鵬赫赫業績，足以顯示出其賢能卓越，即便以後接他父親的班當上人大委員長，又何不可？有何不可？“從商是為了取得，從政是為了保護取得的。對六四一代，這是公然的挑釁！”

　　海外媒體披露說，李小鵬辭去華能老總職務，走馬上任山西省副省長一職，這一決定是李鵬2008年初提出的，並且在其一再要求下，經過政治局決定達成的。據知情人透露，李鵬要求政治局要把李小鵬當“自己人培養”，意思就是要培養成中國第五代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更有分析和網評指出，發生六四屠殺後，雖然李鵬一直表面上對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但內心深處實則非常恐慌。六四後不久，他開始傾向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遲早要來到中國，所以，他和老婆商量，讓兒女們遠離政治，最好能夠每人都有外國護照和身份證（後來都有了），並且要兒女抓緊時間積累資產，等到共產黨倒台後可以繼續當大資本家。

　　所以，發生了中國最大四家電力公司就有兩家是李鵬的子女掌管的奇特現象。然而，李鵬也有損失，當他看到其他領導人的子女都在政界如魚得水，輕易升到高位，李鵬非常後悔當初做出的讓子女遠離政治的決定，決定立即讓大兒子李小鵬棄商從政。

　　但棄商從政後，李小鵬在山西並沒有任何政績可言，只是靠著父親李鵬的老面子，從剛開始的排在最後的副省長，在2011年11月當上了省委常委，和常務副省長。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對《明鏡月刊》指出，正因為父親李鵬的名聲太差，加上李鵬家族霸占了中國電力系統，再加上兒子工作能力實在一般，最後導致李小鵬在十八大中委選舉中差點出局的尷尬局面，“多虧李小鵬排在中央候補委員最後一位，否則李鵬都沒臉再公開露面了，”北京消息人士稱。(《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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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憋著氣斷斷續續學了一輩子英語也沒長進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6）

《新史記》康正果

毛 所不滿的新式學堂是從西方拿來的教育體制，在當時尚屬新生事物，篳路藍縷中，需要提高和改進的方面肯定不少，不盡如人意者自然在所難免。但校方和師資的問 題不管多麽嚴重，恐怕也不至於像毛澤東貶斥的那麽低劣。我在網上讀到賴景瑚的一篇文章，題爲《民初時代的湖南青年》。賴與毛同時同地在中學讀書，雖非同 學，經歷的時代氛圍與毛並無兩樣。他也是先讀私塾，後入學堂，經過努力追趕，各門功課還都學得不錯。在他的記憶中，湖南教育界的情況便與毛的負面反應截然 不同。他說：

【那時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滿了這一類年富力強而又富有朝氣的教師。他們有的在留日時期，就已約定不求名 利，不做官吏，只以全力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黃克強先生合辦明德中學的胡子靖先生。由於這班熱心人士的倡導，長沙一個小小省會， 居然到處都是學校，滿街都是學生。美國教會在那裡辦了一個雅禮大學。同時還有一個高等實業學校，主持的是留德的賓步程；一個商業專科學校，主持的是留美的 湯松。也有一兩個留日學生所辦的體育學校。此外幾乎盡是小學和四年舊制的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以辦學認眞出名的，爲岳雲、楚怡、修業和兌澤學校，還有第一師 範和長沙師範。女校則以周南和福湘比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注32）】

對比 賴文的描述，不難看出毛澤東偏狹的反知識精英情緒。當時的新式學堂既發揮著普及教育的作用，同時也有部分學校學習西方名校的建制，在課程設置、師資和生源 上力求維持知識精英的水準。特別是像長沙這樣有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開風氣之先的城市，教會學校所樹立的精英標準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賴景瑚回憶的片段便是這一辦學盛況的如實反映。他比較幸 運的是，後來考入雅禮大學預科班，在那裏完成四年舊制中學課程，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國文基礎。他說他曾找過毛澤東聯繫去法國勤工儉學事宜，因不巧未找到毛 而放棄了留法的打算，遂改爲留學美國，最後走了完全與毛不同的人生道路。

必須指出，在前現代中國，城鄉之間的文化界 線並不分明，城市也不擁有絕對優於鄉村的地位，山林或田園甚至被抒寫得比市井和朝廷更富有詩意。西方的資產階級文明正好與之相反，它的現代性特徵正體現於 被中國傳統貶斥為“奇技淫巧”的世界性城市文明，與鄉土中國的田園景觀形成強烈的對比。毛這根“曲木”的問題是，他極端厭棄落後保守的農村環境，滿懷求上 進的志向來到城市就讀新式學堂，但卻因自己一身頑固的農村習氣，對他尚不完全適應的城市化文明，不但不屑付出與時俱進的努力，反累積了太多的憤懣。


楊昌濟教授。他希望毛入讀北大。但毛澤東積累了偏狹的反知識精英情緒。

毛 澤東言行的顛覆性在於他除了懷有反知識精英的情緒，還進而試圖樹立其反知識精英的精英立場（anti-elitist elitism）。他首先瞄準了沒有文化的勞苦大衆，要肩負起給他們當啓蒙老師的神聖職責。由此他得到在他感到鬱懷難伸的學校之外另辟園地的機會，乍一享 “捨己田而耘人田”的快感。就這樣，他在一師學友會附設的夜校内打起義工，並在此實踐活動中發表他自己的教育主張。他認爲“現時學校之大弊，在與社會打成 兩截，猶鴻溝之分東西。一入學校，俯視社會猶如登天；社會之於學校，亦視爲一種神聖不可捉摸之物。”他理想的教育是打通學校與社會的分隔，以校外之校的陣 地挑戰既有的學校，最後造成“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注33）這種看似為勞苦大衆受教育呐 喊的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圖取消學校這一教育機構相對的獨立性和專門性，最後造成教育的無政府狀態。撫今追昔，拿我們經歷的災難對號毛在那時所發的論 述，即可從中看出毛在文革前夕發表“五七指示”的端倪。在那個“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的年代，教育與生産均陷於停頓，中國社會在他率領的胡鬧下被 辦成工農商學兵一體的毛澤東思想革命鬥爭大學校，結果荒廢了好幾屆學生寶貴的韶光。對比一下西方，之所以造就了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礎，辦成了哈 佛、耶魯、牛津、劍橋等頂尖大學，以及今日中國有錢人送子女去就讀的那一大批私立中學，就是人家幾百年來全力維護知識精英的辦學方向，為學校教育提供了相 對獨立的空間，並沒強迫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更沒以政府的強權壓迫學校去做分外事務的緣故。

毛的反知識精英的精英立 場再進一步發展，就是邀集他新民學會的成員辦自修大學，設工讀學會，準備從事半工半讀，試圖效顰周作人傳播的日本新村生活藍圖，建設以新家庭、新學校、新 社會為一體的烏托邦園地。所有這些設想其實均非毛自己的獨創，多為他在失意的躁動中為趨時求新，照搬來報刊上誘人的文字描述，拿到他的小圈子内部傳閲，聊 作聚會中的幾聲鼓吹。這種中西合璧的田園耕讀生活設計根本就沒跳出從文本到文本的轉抄，不過發表出來，求得口頭或文字上一時的興奮而已。他們頂多能做到煮 蠶豆當飯吃，窮浪漫幾天實驗性的群居，很快就因拿不出資金而難以為繼。另外，也是受到了當時“勞工神聖”之類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毛澤東更提出“以神聖視 工作焉，則為新生活矣”的説法，與他新民學會的成員相約去體驗“用勞動得來的生活真是快樂”的托爾斯泰式道德自我完成。毛此類一時興起，標新立異的提議均 與他無意老實做學問的不安分脾性有關，因爲他熬不下去坐冷板凳的書齋生活，才逆向選擇，作出了此類偏離生活正軌的實驗。在致羅學瓚的信中，他明確表示說： “我現在頗感覺專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我想總有一時期專用體力去做工就好。”1920年毛在上海送別蕭三一行人赴法之後，即與彭璜等人留滯當 地，租房居住，試驗起互助工團的生活。毛做了幾天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算是過了過“以神聖視工作”的小癮，但同時也深感勞其筋骨，服務他人的工作並不輕 鬆。他於是隨即寫信向黎錦熙通報，“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可見毛當時的反知識精英情緒還是站在另類精英的立場上説話，他仍在以他所說的“君 子”自詡，一直在尋思如何把他的“小我”擴張成包攬他人差事的“大我”。

在這封致黎錦熙信中，他還提到各種嘗試碰壁 後的迷惘，很想另尋出路，打算儘快去蘇俄留學。在另一封致陶毅的信中，毛更以探索對方意願的口氣招徠和開導，描繪了極富有前景的留俄計劃，向那位他很想親 近的女士發出共赴蘇俄的提議。（注34）但毛澤東所有的留學計劃一直都懸置在緩後再定的括弧中，他熱心投入的社會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在事件的追尾行動中越 捲越深，後來似乎再也沒碰到抽身出洋的機會。當然，過不了外語關這一大障礙，不能說不是他沒能下決心走出國門的原因之一。毛對蘇俄的青春型向往很快即化爲 過眼雲煙，他曾打算學習俄語，但從未真正開始。越到後來，他越深入參與共產國際主導下的中共革命，越喪失對莫斯科曾經有過的理想期待。毛澤東模糊思慕的國 家其實是美國，那個叫做美利堅的“合衆國”在當初正是他“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理念所欲效仿的樣板。只可惜他那種讀報刊的認知水平僅看中了美國各州實行自 治的表象，卻很難仔細了解到民主政治深廣的民德基礎，再加上受其急功近利本性的主導，毛轉眼間便與那時潮翻滾中燦然一閃的政治信念失之交臂，在人生選擇的 轉彎處拐上了蘇俄引導的邪路。不過，對於他那門成績很差的英語課，毛似乎一直都憋著不太服氣的頑勁，竟斷斷續續學了它一輩子，直至晚年，猶招去章士釗的女 兒御前侍讀，學得興趣盎然，儘管他最終仍是在初級英語課範圍内從容盤桓，就像他天天在專有的游泳池内逍遙仰泳，從不變換姿勢，也從無速度上的長進。（《新 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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