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被認為代表著大陸沿海和內陸近來形塑出來的兩種不同發展路徑，表現的不只是發展路線之爭，背後亦隱含著汪洋和薄熙來兩位封疆大吏，在今秋中共十八大誰能擠進政治局常委的權位之爭，因此格外受人矚目。
中共改革開放30年，依循的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指示，背後實際的精神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耗子的就是好貓。這條務實的發展路徑走出一個「中國模式」，讓大陸在今天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受到全球的讚賞。但是，這條路徑走了30年似乎已碰到瓶頸，貪腐及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民怨及社會問題叢生，民眾抗爭事層出不窮。「中國模式」下一步怎麼走，全世界都在關注。
就在中國改革開放面臨下一步怎麼走的當口，兩位當紅的封疆大吏薄熙來和汪洋在當地的作為被形塑成所謂的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兩種模式的目標一樣，皆標榜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但路徑和手段不同。外界都在關注，這兩種模式中的哪一個會成為下一步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標竿，而在其他地方複製開來？抑或是另有改良的第三種模式出現，來帶領下階段大陸的改革開放大業。
若要以左右路線來分，重慶模式偏左，略帶毛式風格，強調照顧廣大農民，幫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鬆綁，放寬農民工進城的限制。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薄熙來大力「唱紅打黑」，唱紅歌以重拾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和情操，打黑在掃除地方惡勢力及貪腐，並清除資本主義的精神汙染，做大政府的角色。在大陸貪腐成風，道德淪喪，社會問題叢生，民怨不斷的氣氛下，薄熙來這套重慶模式，得到不少喝采。
廣東模式則明顯偏右，略帶鄧式風格。汪洋在廣東圍繞著「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這一主題，提出了一些行政體制上的改革，朝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目標邁進，以建立注重公民權利的現代社會，縮小政府的角色。尤其是在處理群眾事件上，廣東的「烏坎模式」受到海外及大陸內部倡導政改等開明人士的肯定，有人希望這一廣東模式能成為未來中共處理群眾事件的標竿。
汪洋和簿熙來這兩位當紅的中共政治明星，為了擠進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核心，在施政上互相較勁當中，也有互相學習之處。重慶在學習廣東如何吸引外資，廣東也在學習重慶讓農民自土地鬆綁。更難得的是，大陸的官媒和中共黨內，對這兩個模式都熱烈議論，這種開明理性作風在中共歷史上很少見，這兩種模式對中共十八的路線會有何影響，值得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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