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申东赫：体制缔造者应承担全部责任

申东赫(Shin Dong-hyuk)，出生于朝鲜一个劳改营的脱北者，现住首尔。眼下的他正在努力在工作之余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并通过适当的努力引起人们对朝鲜的关注。

申东赫最近和朋友一起开始制作视频，并每周在互联网上播放，每次他都邀请一两个脱北者作为嘉宾，讲述他们的故事。和他一起主持的还有两个搭档，他们没有为嘉宾设定时间限制，谈话常常会持续一小时到90分钟。

申东赫（音）出生在朝鲜政治犯劳改营，20多年来一直过着囚禁生活，直到几年前从第14号劳改营中逃出。他目前住在韩国首尔，每周参与制作一期访问其他朝鲜脱北者的网络节目。《华尔街日报》Evan Ramstad 报道。

申东赫2005年逃出朝鲜，之后的两年里，他在中国有关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否则会遭遣返）躲在中国的农场里劳动。之后他去了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在上海见到了一名韩国记者，这名记者将他带到了韩国领事馆，他从此获得了自由。

领事馆安排他去了首尔，但适应韩国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参加了韩国政府为脱北者提供的培训项目，学习如何在一个需要人们自力更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由于经常做噩梦，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在此期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并将其出版。但这本书只卖出了几百本。

在记者哈登(Blaine Harden)2008年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文报道了申东赫的故事后，一对夫妇在看到文章后将申东赫带到了美国。在美国，申东赫虽然也要为过上稳定的生活拼尽全力，但他开始慢慢地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并且与人权活动人士合作。他决定回到首尔，他说，因为首尔是有关朝鲜的人权活动的中心。他说，在韩国能听到更多关于朝鲜的消息，获得信息的速度也更快。

申东赫最终同意接受哈登更多的采访，哈登已经在《逃离14号劳改营》(Escape from Camp 14)一书中记录了他的故事。在与哈登的交谈中，申东赫披露了一些他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到内容：他将母亲和哥哥的越狱计划告诉了劳改营的看守，而正是他的告密使得两人被处决。

在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申东赫描述了他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焦虑，他为什么仍然选择这么做，以及朝鲜目前的状况。以下是采访内容的节选：

《华尔街日报》：你怎样看待这本用英语写成的书为你带来的关注？

申东赫：坦率地讲，我感到不自在。在韩国，人们已经通过新闻报道认识了我，知道我是从朝鲜劳改营里逃出的那个人。我没有想以这种方式出名。老实说，我感到有些压力。

《华尔街日报》：尽管如此地不安，你仍然决定说出你的故事。为什么？

申东赫：我第一次抵达韩国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会发表演讲并参加有关朝鲜的活动，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有义务这么做。我只是在别人询问的时候告诉他们我的故事。这并不容易。这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我常常做噩梦。

但是，当我和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交谈时，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有助于让朝鲜的劳改营消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讲述，让人们认识到朝鲜的现实。当然，我并不认为朝鲜会在短期发生剧烈的变化。

《华尔街日报》：你为什么认为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申东赫：我曾经以为，如果金正日(Kim Jong Il)去世，朝鲜的形势会有所改善。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希望落空了。相反，朝鲜政权正在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朝鲜人民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所以我们应该提高全球对朝鲜的关注，共同努力向朝鲜施压，减轻朝鲜人承受的苦难。我认为我的故事可以为这一努力播下种子。

《华尔街日报》：你认为一本用英语出版的书会对此有怎样的帮助？

申东赫：起初，我并不想让哈登先生写关于我的书。把这些痛苦的回忆写成书，这让我感到紧张。哈登先生劝我说，我应该让世界知道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和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书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带来改变。

《华尔街日报》：你曾向哈登先生讲述了你母亲的死，显然你为此感到内疚。那你为什么还决定把这件事说出来？

申东赫：我在写自己的朝鲜的经历那本书时，我想要隐瞒我母亲和哥哥的死因，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写在书里。而当我开始与哈登先生交谈时，我同时也有机会见到了另外一些人，包括外国人，并与他们交谈。这让我想改变自己。以前，我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劳改营里的犯人，对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无法理解，比如说友谊和家庭。回头看看这些事，我会感到很沮丧，但是真正战胜它们的方法是把这些事说出来，而不是隐瞒。我开始感到自己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并认为这是我的罪。我想向她道歉，虽然她已经不在了。我坦白了这个故事，我想得到她的原谅。

《华尔街日报》：你对自己在朝鲜的生活的看法还有哪些改变？

申东赫：过去，我对那段生活感到厌恶和愤怒，劳改营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当我开始为这本书付出更多心血，并且说出我内心深处的故事时，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当我想到我的母亲是如何被抓捕和折磨时，我感到的只有对看守强烈的仇恨和厌恶。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些看守也是恐怖体制下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可怕的事都是朝鲜的体制造成的。我认为缔造了这个体制的人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我有时为这些狱警感到担忧。有一天他们将会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痛苦。我希望他们早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获得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最大的变化是，现在我能原谅他们了。

EVAN RAMSTAD / SOO-AH 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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