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没有明确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改革就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


　　以下是发言实录：

　　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而对外开放以后，净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支撑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们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缩小了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们经济的效益。所有这些，就在两个方面使得我们能够高速的增长，一个方面就是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高。

　　这里说的都是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即市场化改革所为增长提供的动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动员资源的功能、协调的功能也发挥了作用，这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的作用。

　　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离十四次次党代会，1992年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什么叫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这样要求来看，我们在20世纪末期形成起来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有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特点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即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这里不能够详细分析。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难度，第三因为上个世纪改革很成功，日子过得很好，官员一方面要很喜欢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于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就出现了两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不过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了，特别是在1995年制定第9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把它写进了五年规划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九五”计划因为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情况下推进的，所以在改革上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之初，放慢了，改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加上21世纪最先开启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我们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后，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各个地方都要求走产业的重型化，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转过来。所以“十二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要求上。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十二五”的主线。连续了这么多个五年计划，但是执行得不好。

　　旧增长模式造成的问题，已经到了没有空间给我们了。我们资源匮乏的状况，环境的破坏的状况，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直到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上午干预，对于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庞大寻租的蔓延，这个腐败的蔓延，当然就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甚至变成了政治上的问题。

　　所以最近几年，经济上的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到处出问题。这种形势，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压力下近些年个的，大家上下一心采取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这种矛盾的激化、问题的到处发生，就使得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我们改革的前进。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这个主线能起作用，它的动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全面的推进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十二五”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今年要开始党政领导换届，在换届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促进改革的新形势。

　　现在大家都很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它好像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建议里面说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要更加重视呢？我想是针对性，这是我的一种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其实过去有顶层设计的，那时候不叫顶层设计，那个时候用的词叫做改革的目标模式。大家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经过多年的讨论，到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就是顶层设计。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忘了，我看到报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口号，这个是80年代上半期的口号，80年代下半期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最后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这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但是现在因为中国这几年不大讲改革了，或者是也讲改革，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从来就有一种数典忘祖的不好习惯。一个口号、一个提法经过讨论，或者是经过党政领导的决定，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它的内容就不知道了。比如说市场经济，十四大给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的价格其作用。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说，这个市场经济进入是可以管制的，价格是可以管制的，只要是买卖就是叫市场经济，就变了。什么事情方便，那就叫改革，比如说管制价格也叫改革。所以有明确目标，或者是有明确的顶层设计的这种改革，就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所以需要有针对这个来提出明确这个目标，已经有顶层设计了。

　　第二个针对性就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各种毛病出现了，甚至看病贵，看病难，上学的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的问题，说是我们的改革被经济学家所误导了、方向错了。应有什么正确的方向呢？这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北京共识，后来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十四代表大会以来的模式，它不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

　　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的一本经济杂志里有一个专辑，说有一个世界潮流，叫国家资本主义，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中国的，所以说我想这个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要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另起炉灶，而是继续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它确定下来顶层设计。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实践，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进步。另外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有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制的支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突破。

　　现在大家正在议论，在这个顶层设计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机会，一个就是矛盾，各种矛盾，改革停步会造成什么问题？另外这种新模式的一些典刑的事例，比如说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叫做“高铁奇迹”，因为高铁这个问题，它的真相，它的后果，用这样一种模式来，我不是说不要发展高铁，而是高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应该达到共识。达成了共识，就做自己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下，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设计出互相互动的各方面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

　　说到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就否定整个改革，并不否定我们基层的，从下到上的各种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刚才几位部长的讲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因为他们的顶层设计上没有违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以在外汇体制上，刚才易纲做了非常清楚的发言，在他这个行业里，改革已经在按照这个顶层设计进行。还有刚才肖部长讲的，这个改革就是从上海市启动的，它很快就得到了响应。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顶层设计得到了共识，然后有个从上到下的响应，我们就可以推进，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改革上采取主动的行动，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动来进行推进。我讲一讲广东在这两年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吴敬琏，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