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凯文
如果说，文革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那么重庆这场“小文革”的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权威、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却依旧未变。
2011年6月，在薄熙来还没有显露败相的时候，本台即发表文章《中国会出现一位布朗热将军吗？》，将薄熙来的仕途命运同法国19世纪末的狂热民族主义明星布朗热将军相对比。二者同样都发迹于地方、跃升到中央，又被放逐到地方操弄民粹情绪，最终无力回天。
所不同的是，布朗热将军最终在情妇墓前自杀身亡，而薄熙来现在还在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处所等待命运裁决。虽然有追随者为他鸣冤叫屈，甚至期待效仿邓小平“三落三起”，然而目前看来，这场中国版本的“布朗热运动”正在接近落幕。
随着政治强人的倒掉，重庆正在出现一场“去薄化”和“去王化”的运动。在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亮相之际，原先薄熙来的“亲密战友”、市长黄奇帆就表态要“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同志的工作。”由此开始，重庆从上到下各级重新表态站队，38个区县各自召开党委会议和党员干部大会，“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有“市民代表”称“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重庆有福了”。
这种“坚决拥护”在王立军的任免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王立军曾以54票全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而时隔十个月之后，同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又全票通过了何挺担任副市长、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人事案。从全票上台到全票下台，中国政治“协商一致”的僵化和虚伪暴露无遗。
然而这种人人表态过关的行动，仍然无法避免多米诺骨牌的选择性倒掉。3月21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被带走调查，原因不详。26日重庆华龙网透露，人大主任兼组织部长陈存根被免去市委常委职务，宁夏省委常委徐松南调任重庆，接替前者的党内位置。
这种“去薄化”和“去王化”的风潮还体现在铲除各种细节痕迹上。3月15日，重庆大礼堂广场一度张贴告示，称广场唱歌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要求“加强管理”。这一告示普遍被解读为禁止继续唱红，但在引起舆论关注后，这块绿色告示牌又一夜消失。在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院内，由王立军题词的石雕已被铲掉。大楼内薄熙来“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警句及王立军的语录被取下。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打黑展览，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与此同时，市民生活也在不可遏止地“还俗”。 曾经拒绝商业广告、打造“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上，“诗仙太白酒”于3月15日以冠名赞助方式悄然露面。随后，重庆卫视以“观众需求和电视频道运行规律”的名义再度改版，曾经被逐出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回归原位，《天天红歌汇》缩水至《周末红歌汇》，部分无人问津的节目将被取消。甚至在重庆各大宾馆住宿的客人们最近都发现，客房的门缝下，不时被悄悄塞进有美女照片和电话号码的卡片。在严刑峻法的高调运动过后，人的欲望和需求正在报复性地复苏。
长久以来，重庆“唱红打黑”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强烈的左倾色彩。温家宝在两会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更提高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高度，将重庆原当局的做法暗喻为路线之争。能够印证这一表态的，是薄熙来被撤职后，曾经风起云涌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民间毛左网站紧急关闭，在清理挺薄文章后重新开放。但是没有人能说清究竟是被强迫关站，还是非常时期的自保措施。蔚成气候的新老左派原本以重庆为中心形成合流，奉薄熙来为“共主”，却被一纸撤职令打乱阵脚。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曾经被重庆奉为座上宾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正在尴尬的沉默中等待。
自由派历史学者朱学勤曾针对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事件”指出，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换句话说，当年中共高层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这就给后来的改革进程投下了阴影。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手法上更是镇压1976年“四五”运动的升级版本，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戡乱的思维定势。对毛泽东和文革讳莫如深、划定禁区的做法，也助长了今天充满矛盾的历史观。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观察历史规律称，近二十年来曾经受命“空降”的政治局委员们（朱镕基、尉健行、吴仪）由于都面临乱局，因此普遍施展铁腕政策。张德江面临的重庆乱局足够复杂，想必更加清楚这一点。然而，用威权手段整顿重庆的副作用是，在强制压服的表面下，反而激起了左派民众幻想的悲情意识。学院派沉默不言，而孔庆东、司马南等“民粹左派”正力图把薄熙来塑造成悲剧英雄的形象，是“反革命政变”和“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文革余孽”这个词正刻意地从左派嘴里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说出来，以便“去政治化”，消解它的真正含义。而对于反感重庆模式的自由派来说，胜利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注意力，针对失败者的党内“双规”被法律学者批评，在媒体的幸灾乐祸中反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强化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文革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那么重庆这场“小文革”的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权威、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却依旧未变。在这种路径下，政治强人的神话会始终阴魂不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所不同的是，布朗热将军最终在情妇墓前自杀身亡，而薄熙来现在还在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处所等待命运裁决。虽然有追随者为他鸣冤叫屈，甚至期待效仿邓小平“三落三起”，然而目前看来，这场中国版本的“布朗热运动”正在接近落幕。
随着政治强人的倒掉，重庆正在出现一场“去薄化”和“去王化”的运动。在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亮相之际，原先薄熙来的“亲密战友”、市长黄奇帆就表态要“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同志的工作。”由此开始，重庆从上到下各级重新表态站队，38个区县各自召开党委会议和党员干部大会，“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有“市民代表”称“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重庆有福了”。
这种“坚决拥护”在王立军的任免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王立军曾以54票全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而时隔十个月之后，同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又全票通过了何挺担任副市长、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人事案。从全票上台到全票下台，中国政治“协商一致”的僵化和虚伪暴露无遗。
然而这种人人表态过关的行动，仍然无法避免多米诺骨牌的选择性倒掉。3月21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被带走调查，原因不详。26日重庆华龙网透露，人大主任兼组织部长陈存根被免去市委常委职务，宁夏省委常委徐松南调任重庆，接替前者的党内位置。
这种“去薄化”和“去王化”的风潮还体现在铲除各种细节痕迹上。3月15日，重庆大礼堂广场一度张贴告示，称广场唱歌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要求“加强管理”。这一告示普遍被解读为禁止继续唱红，但在引起舆论关注后，这块绿色告示牌又一夜消失。在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院内，由王立军题词的石雕已被铲掉。大楼内薄熙来“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警句及王立军的语录被取下。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打黑展览，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除。
与此同时，市民生活也在不可遏止地“还俗”。 曾经拒绝商业广告、打造“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上，“诗仙太白酒”于3月15日以冠名赞助方式悄然露面。随后，重庆卫视以“观众需求和电视频道运行规律”的名义再度改版，曾经被逐出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回归原位，《天天红歌汇》缩水至《周末红歌汇》，部分无人问津的节目将被取消。甚至在重庆各大宾馆住宿的客人们最近都发现，客房的门缝下，不时被悄悄塞进有美女照片和电话号码的卡片。在严刑峻法的高调运动过后，人的欲望和需求正在报复性地复苏。
长久以来，重庆“唱红打黑”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强烈的左倾色彩。温家宝在两会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更提高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高度，将重庆原当局的做法暗喻为路线之争。能够印证这一表态的，是薄熙来被撤职后，曾经风起云涌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民间毛左网站紧急关闭，在清理挺薄文章后重新开放。但是没有人能说清究竟是被强迫关站，还是非常时期的自保措施。蔚成气候的新老左派原本以重庆为中心形成合流，奉薄熙来为“共主”，却被一纸撤职令打乱阵脚。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曾经被重庆奉为座上宾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正在尴尬的沉默中等待。
自由派历史学者朱学勤曾针对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事件”指出，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换句话说，当年中共高层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这就给后来的改革进程投下了阴影。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手法上更是镇压1976年“四五”运动的升级版本，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戡乱的思维定势。对毛泽东和文革讳莫如深、划定禁区的做法，也助长了今天充满矛盾的历史观。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观察历史规律称，近二十年来曾经受命“空降”的政治局委员们（朱镕基、尉健行、吴仪）由于都面临乱局，因此普遍施展铁腕政策。张德江面临的重庆乱局足够复杂，想必更加清楚这一点。然而，用威权手段整顿重庆的副作用是，在强制压服的表面下，反而激起了左派民众幻想的悲情意识。学院派沉默不言，而孔庆东、司马南等“民粹左派”正力图把薄熙来塑造成悲剧英雄的形象，是“反革命政变”和“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文革余孽”这个词正刻意地从左派嘴里用讽刺和戏谑的方式说出来，以便“去政治化”，消解它的真正含义。而对于反感重庆模式的自由派来说，胜利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注意力，针对失败者的党内“双规”被法律学者批评，在媒体的幸灾乐祸中反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强化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文革是以类似政变的文革方式结束的，那么重庆这场“小文革”的运动，也正在被一种空降最高权威、人人表态过关、竭力清除痕迹、却避免正面辩论的威权方式强行压制，这种威权在程度上当然大为减弱，但其“路径锁定”的本质却依旧未变。在这种路径下，政治强人的神话会始终阴魂不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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