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 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 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
到总后勤部工作
父：1955 年，全国行政区和军队的编制进行了调整，中南军区分为广州和武汉两个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陶铸任政委；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任重任政委。 这一方案实行前后，对原来那里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一部分人调到了北京。中南军区政委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我任总后 副部长兼副政委。
子：我转学到了北京十一学校读书，我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学样和同学，感到很突然。
父： 早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想到我要调到总后。1952年10月，黄克诚从湖南省委书记职务上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部长，上任时路过武汉，我正好在那里检 查部队学文化，我们不期而遇。长征后期，黄克诚带着红三军团部分精简出来的人到了中央纵队，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黄克诚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领导职务，他就和军委三科吃、住、行军在一起，我们就熟悉了。长征最后几天我病了，当时对重病号是留下来寄放，名为“潜伏等待革命胜利”，其实就 是扔下不管了。黄克诚“舍命”陪了我两天怕我掉队，直到我们被敌人冲散了。我们一别就是十多年没在一起好好说说话，这次见面格外亲切。黄克诚诙谐地说： “我年纪大了，到总后去，在那先为你去占个位子，以我看，总后的主帅你最合适。你一定会来的，跑不掉！”我认为他在对我说鼓励话，根本没当真。
子：那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彭德怀，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后为总参谋长），他说话是算数的。
父：我到总后之前，洪学智已经从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职务上调到总后当副部长。此外，总后领导还有副部长张令彬，副部长兼副政委周纯全。我到的时候，周纯全免去了总后的职务调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我 到北京向黄克诚报到，说：“奉黄老之命而来！”他说：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建议是我提的，是我力争，才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同意。这次你到总后可是唱“主 角”的，我的精力不在这。为此，任命时我特地向中央和彭总建议，叫你担任副部长兼副政委，还要兼后勤学院院长。眼明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为我这个部长兼政 委管事的。
不久，彭德怀找我去谈了一次，是我担任新职务时他代表中央和组织对我的个人谈话。彭德怀明确了，我在总后协助黄克诚，主管党委日常工作。
那次谈话后，黄克诚召开总后党委会，对我作了简单介绍后说：“我在军委的事多，以后你们要支持老邱主持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若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任。”
子：力主你调到北京工作的周恩来没有和你谈？
父：1955 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叫我到他那去谈了很久，他说：1951年我就打算调你来搞工业，但中南军区说你暂时离不开。这几年我听到不少人在打你的主意， 就没有考虑动你了。去年中央讨论撤消六大区，我提出调你到公安部，当罗瑞卿的主要助手。没想到这下引起麻烦了，听说你可以动了，陶铸要你到广西去主持省委 工作，罗瑞卿抓住你不放。毛主席最后定了，你还是留在军队。黄老向我诉苦说，他既管总参，又管总后，管不过来，一定要把你给他。我支持了他。黄老要把总后 的担子放在你的肩上，你挑得起来。
子：这次你重到后勤机关工作，是从哪儿入手？
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总后五年的工作进行了解和分析。
新中国成立时，杨立三奉命重新组建了军委后勤统帅机关，是对我军建设的一大贡献。但是受条件所限，也有一些缺憾。我在总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深深感到，有三个问题对以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工作方针有待明确。总后勤部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在组建时就应当明确，但是看不到曾提出过它。军队机关建设，方向方针是首要的，后勤工作很多是同物资打交道，更要有明确的方针，否则就会成为见物不见人的事务主义者。
第 二、干部配置老龄化。总后二级部副部长以上清一色是红军干部，处长大部分是红军。在其他的总部或部队里，不少抗战时期的干部已是军以上职务了。总后机关和 各级领导班子“老化”，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低。总后干部主要成分是老红军和解放后入伍的中学生，中年干部少。有人形象地说“总后有老爷爷和小孙子，缺 少能撑起家的儿子”。
第三、规章制度问题。总后组建不久，我军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红军，几乎把他们那一套全盘照搬来了。有的条例是从苏军俄文翻译过来就用，它对我军后勤工作的影响很大。
子： 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个时期他对总后很关注。1951年12月14日，杨立三为准备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在回信中严肃指 出：“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 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其严重……”此后不久，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向毛主席写信揭发了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毛 泽东批示：“军队卫生部，既不问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当官做老爷……”
父：毛主席的批评很严肃，但却中肯。由于种种原因，总后在几个军委统帅部门中处于落后状态。那时杨立三重病在身，不能正常工作了，不久去世，他不能负太多的责任。
对1952年“三反”中暴露出来的后勤系统的问题，林彪向中央提出，“要下本钱调一批优秀干部到后勤系统充实为领导骨干”。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采纳，选调了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是红军三军团的创建者之一，有“二彭”的称呼（“彭德怀第二”之意），逐步成为红三军团中仅次于彭德怀的代表人物。黄克诚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历来担任要职。（《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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