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小兵的家庭回憶：從祖母棺材講到中國變遷

清明前，黃文廣在父親墳前點燃了自己的書以表祭奠。他說，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美國讀者更瞭解中國——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害怕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演繹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獨特的題材：祖母的棺材

對大部分人來說，童年時陪伴自己入眠的，不外乎是父母親、童話書或布娃娃，但黃文廣早在10歲時，就有一樣特別的“床伴”——祖母的棺材，一放就是16年。《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就從黃文廣祖母朱秀英要求土葬說起。
短短三頁，黃文廣已將祖母的個性與形象生動呈現。1902年出生的朱秀英有老腦筋，又帶著迷信。老人相信墓地的好風水能為黃家帶來幾世繁榮，這份對風水的堅信，造就了她對入土為安的執著，朱秀英甚至認真考慮如何成為回族人，以實現她的土葬願望。

對於祖母的要求，黃家歷經多次爭執，但爭執中，仍一步步地準備祖母的後事，有一日，棺材終於出現在黃家，從此陪伴黃文廣入睡，“新成員”來到的第一晚，黃文廣輾轉難眠；當時的黃文廣心想，身為一名紅小兵，他應該守護毛主席的革命部署，而非守護祖母的棺材。
黃文廣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回憶起祖母，笑道：“她身體健康時，會說自己怎樣怎樣死，當她身體開始衰弱時，突然怕死了。地震時，我們說最不怕死的應該是她了，因為她有棺材，但她很害怕，叫我一定要背著她。”

朱秀英凡事以兒子為重心。當肺結核奪走丈夫生命後，她從此守寡。從小受紅色教育的黃文廣問祖母，是否覺得自己是孔子思想的受害者、被迫守寡時，黃文廣原本期盼祖母咒罵封建制度，但祖母卻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答道：“管什麽孔子？我只是不想讓兒子受後爹虐待。”

朱 秀英的人生道路充滿挑戰，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她展現出過人的韌性。丈夫逝世後，大兒子也遭死神眷顧，於是朱秀英將所有心力都放在小兒子黃志有，亦即黃 文廣的父親身上。她帶著小兒子逃過長江洪水，逃過日本侵略，也逃過盜賊肆虐，到了山西，又抵達陝西，做過乞丐，也當過幫傭，直到中共接管中國。
“文革”時，政府打出“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口號，禁止土葬，祖母的願望成了黃文廣家庭的爭執焦點，祖母的傳統、父親的矛盾、母親的現實思考，衝撞出一次次的火花，家庭成員見證著彼此的內心掙扎、見證了每個人的成長，也見證了生活如何跟著時代變遷而改變。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其實，一開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只是個短篇。黃文廣總覺得自己身在一個最平凡的家庭，到美國後才突然發現原來他的家庭故事很奇特、有著許許多多的插曲，因而興起了寫短篇集的念頭，寫了一陣後，他發覺應該先觀察美國讀者是否對這樣的故事感興趣。
於是黃文廣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以祖母棺材為題材的短篇，一個多月內，竟收到30多封美國讀者的電子郵件，許多人說，從黃的祖母的身上看到自己祖母的影子，雜誌編輯甚至讀得落淚，“我想，也許真能找到一種共鳴？”黃文廣於是決定將故事寫成長篇。


夾縫中的父親

黃文廣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故事獻給父親。黃文廣的父親黃志有在聽到母親的要求後陷入兩難，一來擔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二來又覺得有義務完成母親的願望。
1942年飢荒歲月之後，黃志有成了共產黨的忠實支持者。1959年開始，黨的書記鼓勵年輕人對官員提意見，改進黨的領導，黃志有照辦了，被批評的書記從此對他態度冷淡，之後又以黃志有回家照顧摔傷腿的母親為由，說他將家庭擺在革命的前面，將黃志有革職。
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孩子的生活，黃志有仍交出了入黨的申請表，1972年真當上了黨員。但是當聽聞朱秀英要求土葬，黃志有兩難極了。最終，盡孝道的義務佔了上風，黃志有從此背負起規劃母親後事的使命。

在黃家，朱秀英代表傳統，黃文廣象徵現代，夾在中間的父親，既有傳統精神，又有現代思維，處處透露出矛盾情緒。原先追隨共產黨、當上文化局幹部，因說了真話被革職，從此變得小心翼翼；雖然自己加入中共，但對兒子“要求進步”卻又警告再三。
從小學到高中，黃文廣都是紅小兵和共青團的幹部，但當黃文廣在政治活動上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時，黃志有擔心了，他提醒：“政治像浮雲，重要的是學習真正的本事，能終生不忘、終生受益的本事。”在父親督促下，黃文廣學了各式各樣本事：書法、針灸、太極拳、小提琴……

對 於在共產黨教育中成長的黃文廣來說，不只祖母的觀念老舊，父親也被他歸在老一代裡，當時的黃文廣，一點也不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但隨著年齡增長，他越漸發 現自己身上有父親的影子。黃文廣對《新史記》回憶，當時中國處在“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父親代表老一代，他代表新一代，所以有點瞧不起父親，覺得父 親一輩子活得很沒價值，如今回想起來感到愧疚。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加入聯合國、尼克松訪問中國後，毛澤東指示幾所學校恢復教授英文課，才能 幫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與“帝國主義對抗”。1964年出生的黃文廣，是進入西安外語學校的第一批小學生，在該校一路升到高中，他所聽到的第一個英文單字是 socialism（社會主義），第二個單字是revolution（革命）。
進入青春期後，黃文廣總希望遠離家庭、遠離西安，考上復旦大學英語 系後，黃文廣的願望實現了，在新環境、新思想的洗禮下，黃文廣的眼界也越來越開闊。他告訴《新史記》，從小，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下，他一方面聽從父母的指 示，但另一方面卻想找機會逃離父母的管教，“文革”後，他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也進入了中國一流大學，更覺得父母的觀念老掉牙，產生叛逆心理。
但父親多次的諄諄告誡，最後被證實是明智的決定——包括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那一年，黃文廣正在復旦大學求學，學潮開始時，復旦的學生都不再上課，許多人自發上街，黃文廣回憶，感覺就像爆發了革命。

帶著滿腔熱血，黃文廣從上海趕到北京，但父親生前要黃文廣別出風頭的告誡在耳邊響起，6月4日前，黃文廣回到上海，躲過了北京的鎮壓。黃文廣對《新史記》說，若當時沒聽父親的話回上海，在那樣的激情氣氛下，他6月4日當天肯定會在天安門廣場。
黃 文廣解釋，他想從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觀點來看“六四”。“我現在會從另一種角度看‘六四’。當年我們確實富有激情，但不是民主鬥士，沒有西方講的那樣崇高， 也不是中國政府說的‘動亂份子’。我不覺得當時我們有多大的理想抱負，我只是一個積極、普通的參與者，參加‘六四’並非純粹為了政治，是覺得反腐敗是很愛 國的行為，同時也因為大家都上街，有一種好玩、衝動、好奇的情緒。”
黃文廣說，“六四”對他來說是個成長轉折點，“六四”後他真正開始成熟、開始思考中國的出路。（《新史記》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