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悲惨世界”——读阎连科《丁庄梦》

在被称为“和谐社会”的中国，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悲惨的事件发生，每一天都有无数消逝的生命被淹没在太平盛世的莺歌燕舞之中。生命卑微如草，每一天，如契诃夫所描述的俄罗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是的，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对悲剧的麻木不仁、对悲剧的习以为常。在这个文明源远流长的国度里，悲剧已经被一种特殊的文化喜剧化了。
我越来越少地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了。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特征便是痞子化和闹剧化。在这个意义上，王朔和王蒙的人生哲学是一样的，余华和刘震云以同样的方式在“活着”，王安忆与池莉一雅一俗却共同实现了“雅俗共赏”。没有爱，也就没有眼泪；没有同情，也就没有安慰。这便是中国当代作家不被民众所尊敬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相当低下的核心缘由。在普遍帮闲化和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却是一位罕见的例外。当然，在其作品《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当中，仍然有某些油滑与夸张的成分，但到了写作《丁庄梦》的时期，阎连科已然“羽化成蝶”，这部鹤立鸡群的杰作亦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极为珍稀的悲剧性力量。


作为“艾滋病村”的丁庄和作为“艾滋病省”的河南

《丁庄梦》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它也是一部作家本人蘸着眼泪来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阎连科写得如此辛苦乃至痛苦。在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他“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地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对于像阎连科这样深怀悲悯和同情之心的作家来说，写作显然不是某种获取名誉的手段，写作乃是一场与黑暗力量之间的豪赌。阎连科的此种感受与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是如此相似——佩氏在《惶然录》中说：“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过，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到了沙滩上的浅池，浅池里的水被沙吸干，再也不会回到大海。”他们实现了某种“自我放逐”。这是所有伟大的作家都首先必须具备的品质。
《丁庄梦》中的“丁庄”，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活着，和死了一样”的普通的村庄，是作家从河南数千个艾滋病村中提炼出来的“虚幻之村”。但是，丁庄的故事和人物，大都有其真实的本源。一般读者茫然不知，像胡佳和曾金燕那样长期关注艾滋病问题的青年志愿者，则能够一下子从若干细节中发现其生活原型。阎连科在开篇之处这样描述丁庄：“日子如尸。平原上的草，它就枯了。平原上的树，它就干了。平原上的沙地和庄稼，血红之后，它就萎了。丁庄的人，他就锁在家里，不再出门了。”在关心艾滋病问题的志愿者们办的《爱援》杂志里，志愿者们在河南省上蔡县发现，“无垠的麦地上遍地树立着小土堆，长眠在这里的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响应了政府‘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脱贫致富新思路，踊跃卖血致富。然而致富的影子刚刚掠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艾滋病的幽灵开始在这里徘徊，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大地，贫穷随处可见。以志愿者到过的后杨村为例，全村共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八百多人，已经死亡三百多人，仅二零零五年就死亡二十八人。”两相对照，我发现，《丁庄梦》不是一个梦，而完全是一部写实之作。虽然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充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色彩，但它更具有报告文学式的震撼。


从一个死去的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小说的叙事者是一名已经死去的孩子，小说通过这名孩子的眼睛来观察这个荒诞的世界：孩子的父亲是最早依靠买卖血液来致富的“血头”，孩子的爷爷在艾滋病病毒肆虐丁庄之后，为了向乡亲们赎罪，狠心杀死了作为“始作俑者”的儿子。造成此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迄今为止让人类束手无策的艾滋病病毒，但在更深层面，罪魁祸首又不仅仅是艾滋病病毒，而是医疗行业的失序、政府部门的失职、地方官员的贪污、“血头”的凶残等原因，再往深处发掘，乃是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愚昧、贪婪、自私、怨毒与诡诈。小说中描写了集中在丁庄小学居住的一群艾滋病病人，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与关爱，相反充满着猜忌与仇恨，人人皆以邻为壑。其中，惟一的亮点便是：一对原来各自有丈夫或妻子的青年男女，在被家人抛弃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产生了如醉如痴的爱情。除此之外，人性的黑暗像风一样弥漫开去，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模糊了。写到这里，《丁庄梦》已经具备了鲁迅小说的冷峻与阴郁的风格——冷峻如《故乡》，阴郁如《药》。
因此，如果将《丁庄梦》仅仅阐释为一部关于艾滋病题材的作品，显然将其思想内涵大大地狭窄化了。我认为，这是一本讨论人类的愚昧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黑暗的作品，这又是一本讨论人类的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同情是否成为可能”的作品。《丁庄梦》是一部堪称“伟大”之作，它的“伟大”固然因为其对现实生活勇敢的揭示和尖锐的批判，更是因为其对人类命运形而上的深切思考——《丁庄梦》不仅仅是关于艾滋病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关于河南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人故事，它是关于所有深陷在罪恶之中的人类的故事。无论是形而下的批评立场还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两者在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中缺席了许久，焉能不让人耳目一新？
有以“爱国贼”自居的人居高临下地批评说，《丁庄梦》这样的作品渲染中国民众的愚昧与中国社会的落后，并以此为“卖点”吸引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我不得不反驳说，这样的指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民众的愚昧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并不会因为你掉过头去便不存在了。《丁庄梦》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情节，其实丝毫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在《爱援》中，我读到这样的描述：村子里有一名八十三岁的老人，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儿子和媳妇相继因为艾滋病去世。大学生们来探访的时候，老人询问说：“孩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回答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老人继续询问说：“可是毛主席派来的？”志愿者回答说：“爷爷，不是的，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于是，老人开始唠叨起来：“当年我也是吃过苦的人，解放前要过饭，那个时候苦呀，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还是毛主席好，解放了，定成分，分土地。我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你懂吗？”志愿者只好回答说：“我懂，爷爷。”老人继续诉苦说：“爷爷跟你们说，做人呀一定要实在，不能投机倒把，那是资产阶级干的，不得好下场。咱还是要本本分分。你看我，今年八十多了。当年，有些人卖血，我就是不卖，你看看一个个什么下场，挣那几个钱，命都搭了，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孩子，都没了。咋能靠卖血过呢！”说着说着，老人又嚎啕大哭起来。他在院子里放声哭喊着，一下子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那声音很响，很长，也很凄凉。在《丁庄梦》中，有诸多与之相似的场景，这些场景并非来自作家个人在书斋里的想象，而是来自于他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与体验。由此可见，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的不是想象力，乃是贴近大地的质朴的情感以及超越自身利益的胆识。


眼泪遮住天使的眼睛

苦难是如此深重。当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企图改变贫穷的努力，却换来死亡无处不在的阴影时，仇恨和暴戾的弥漫甚至比病毒还要快。如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所描述的情况一样，人们不是被病症所征服，乃是被恐惧所征服。只有在此种特殊的境遇之下，人的本相才会显示出来，“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丁庄里的那些艾滋病患者，既受到病痛的折磨，也受到他人的歧视与阻隔，他们真的成了“活死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失去了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他们之间也开始如同动物般撕咬起来。
你如何才能与他们一起生活并让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理由？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指出：“如果降临于某人并把他彻底摧垮的事件，是从社会、心理以及身体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伤及他，那才是真正的不幸。社会因素是主要因素。”是的，悲剧的根源在于，这些遭遇到不幸而倒地、就像一条被碾的虫子那样挣扎的人，无言表达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么，这些被迫上演这场悲剧的演员们，给予他们同情是否可能？帮助他们缓解不幸是否可能？这是作家必须思考的命题，即便作家无法承担“代言人”的责任，也应当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
阎连科便是这样做的，他付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沉重代价。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他比刚刚分娩的母亲还要难受：“我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一片摊着堆着的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奈。”那么，他的眼泪究竟为何而流？他的同情究竟指向哪里？他自己也陷入到巨大的迷惘之中——“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外的这个世界？再者是为河南——我的家乡，来自更多的省分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也或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丁庄梦》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阎连科在骨子里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他知道一部小说改变不了艾滋病患者们的现状，更知道这部书对娱乐化的、消遣化的文坛的“潜规则”将构成某种“冒犯”。同时，这本书也在挑战着作家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某种可怕的崩溃会不会不约而至呢？
梦可以醒来，并与之告别；而现实却无法回避，必须去面对。《丁庄梦》的结局，如同《红楼梦》的结局一样，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更像圣经《创始记》中大洪水的故事——大洪水之后，一个新的欢蹦乱跳的世界必将诞生，这是我们生活在此一“悲惨世界”中惟一的安慰。

余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