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重拾改革的起点：与张木生先生商榷（下）

四 新的新民主主义又如何

张先生虽然没有提出新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在谈话和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些新的端倪。一、希望藉由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工农联盟，联合其他阶层，节制资产阶级，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二、经济上把我国的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变成一个基金，分给13亿人，有组织地解决民生问题。三、以上连个基础上，即张先生所说“先还债”后，再接着改革，全面改革。四、在文化上，张先生通过阅读李零先生的文章，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适价值观。

第一个问题症结在执政合法性。政权合法性通过两个途径获得，一是通过公认的民主规则，选举出执政党和领导人，从而获得合法性；二是政权未必通过选举，但由国家公民认同的世袭，或者获得政权时获得民众拥戴，以后其政策也获得人民认可，虽然没有选举，但国际上也默认其政权。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核心都为赢得民心，人民拥戴。我前文说过，民怨主要在官员腐败、特权阶层、贫富差距、民众权利和自由。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政权合法性自不成问题。那么依靠工农联盟、联合其他阶层、节制资产阶级可以反腐吗？腐败和特权的根源均在于绝对权力。中国有需要节制的资产阶级吗？是资本家或者用今天的话语——企业家、老板造成今天所有问题吗？民众不仇富!袁隆平二十辆私家车，民众为之叫好。民众恨少数人用手中权力来致富，并损害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中国需要节制的是权力，而不是其他。如果要重塑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也应该从这点着力，而不要重提什么工农联盟、节制资产阶级的梦呓!工农联盟无法恢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张先生的经济政策才是第一个问题答案的关键，才是真正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其政策简单概括如下：1)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2)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从某种程度有时反市场经济；3)将来把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变成解决民生的基金，“解决社保的基金，分给13亿人，不许变卖，不许出让，有组织的解决占人口70%的穷人的民生问题，这样的共产党谁也打不倒。在经济基础上解决了问题。”国有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后文会专门解析，这里不再赘述。对于第三点，我很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王炼利老师的博客中引用了一个科斯定律，产权无明晰，就没有市场。我们未来的基金的主体是什么？在证券交易中，民众购买某基金，自然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也就理应享有基金收益，这个交易市场的主体都很清晰。但如果这个基金变成全民所有时会如何呢？我斗胆设想下张先生的构想，国有资产、国有存款以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运作，每一个公民分到一份基金，并享受基金收益，从而解决财富分配，把蛋糕分好。理论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这个基金由谁来经营？他的劳务费如何？谁应多得？谁应该少拿？谁能监管这笔资金，保证其不被中饱私囊？如何保证每一份都如期发到民众手里？有这么多“萝卜”招聘先例在前，有那么多贪腐官员在前，还能相信现有体制能够管好这笔资金？其实这个理论只是穿了件“基金”新外衣，其精神无比陈旧，与当前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相比，不过新瓶装旧酒，唯一区别是这次全体国民参与了分红，但国企分配就很公平吗？就没有老鼠耗子了吗？同时，少数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会不会因为某些公民异议，剥夺其分得基金权利？在没有明确保护私人财产，没有明确保护少数人的前提下，公民分蛋糕的权利可能随时被取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得假设有这样一位上司，他大公无私、公正廉明，可以公平地分配蛋糕，而且每个公民心悦诚服。那这是否太乌托邦了？而在现实政治中，我更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另外所谓基金分红，其本质还是恩赐经济，每个公民分多少基金，没有掌握自己手里，由上级来分配，就像当年农村挣工分一样，收获多少与自己的能力和付出并无直接关系，张先生美其名曰：“还债”或“反哺农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中国弱势群体固然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帮助，但更需要在社会保障建立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被侵害。现在所谓弱势群体中有一部分是鳏寡孤独、残障残疾，这当然需要社会来保障来保护他们，同时帮助他们实现自理自立。但大多数弱势群体却并非如此，他们都是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劳动者，在一个法治、公正的环境中，他们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并可能致富。他们之所以被归入弱势群体，完全因法律和制度的障碍，农民工即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城市中做最辛苦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资，还没有任何社会保障。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并非他们弱，而完全因法律和制度限制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平等地选择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只要能在法律上真正第平等对待他们，从现在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逐步把农民纳入保障体系，取消歧视性的法律政策。我想以中国农民的勤劳、智慧，不会比任何一个阶层民众差。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也不是因为特权和腐败造成？比如拆迁户、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腐败和特权能有这些弱势群体吗？不从源头上解决产生弱势群体的根源，只在枝节上修补，能有用处吗？好比村里一个恶霸抢走了村民所有财物，村民成了弱势群体，政府过来了说，这样吧，我从国有资产中拿了一部分作基金，你们都加入，年终分红了，你们都会有一个最低保障，这不很荒唐吗？

我相信以中国政府目前的能力和财力，如果要实行这几项政策，短时间内可以立收效果，甚至可以在国际上吹嘘为新的“中国奇迹”。问题还是如何保证可以永久执行呢？如何保证不会异化呢？张先生认为新民主主义很好，那为何“创业未半，而中道崩猝”呢？缺少法治、宪政的保障，一切所谓惠民政策，最终都有可能成为官员手中压迫民众的工具，所谓兴一利，必生一弊。同时在张先生的理论中，我很不安地看到政府权力的扩张，民众越来越仰仗政府，这与有限制的政府、自治的公民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张先生说我们先还债，再改革，全面改革。还债？还什么债？把财富积累先还给没有获益的弱势群体，先让他们满意。不过我的感觉不太好，这更像收买。这样做民众可能会短期稍减怨气，但问题的根子还在，并没有得到根除。只是一帖止痛剂，而非除病的妙手。在许多访谈中，张先生都提到要恢复工农联盟这两颗星，否则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点都没有。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父母如果生病了，究竟给父母治病重要，还是几个孩子争夺继承人重要？拖延改革、不及时回应民众的呼声，其最终的代价远超早日启动改革的成本。

在文化上，张先生通过阅读李零先生的文章，提出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化观。现在文化历史观太混乱了，一定要改造。这点上面我更不以为然。李零先生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在他的文章中解析了封建、专制、民主、自由、集权在西方的演变、本义，包括我们的误读。比如专制，在今天它是一个坏词，但在欧洲与封建相比，这个词汇有其正当性，所以封建专制一气连读绝不正确。但我们喜欢一锅粥，不管本义如何，喜欢把所有舶来的名词，不做任何区分，就来个一锅烩。于是封建专制齐飞，民主自由一色，可谓蔚为大观。我们太需要学有专长的学者，把民主、自由、专制、封建、共和等概念厘清，把它的源流演变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或许也就明白这一百多年，我们问题出在哪了。在这方面，李零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有周舵先生、已故的王元化先生，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分野、法德和英美民主的区别、卢梭的公意说等重要理论概念，都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证，大有裨益于我们的思维。不过无论怎么解析，有些基本原则还应该要遵守。比如不能因为专制在欧洲起了正面历史作用，就认可专制；不能因为民主在古希腊杀死了苏格拉底，在现代选举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就认为民主一无是处。我赞同这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成熟民主国家制度也不尽相同，美国和英国不一样，韩国和日本也不一样。中国也应该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有西方民主、东方民主。民主只有一个：政府的权力来源为人民。至于采取何种方式，那就看各国国民的智慧。不过任何民主必须以法治、宪政、自由和人权为基础，否则就沦为王炼利老师常说的“空心汤团”。张先生可能痛感于当代中国文化历史观混乱，价值挂念颠倒，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不过我这里有两段历史，可以供大家参考。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孟子说“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和我们今天是否有些相像？但这结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后来到汉武时，董仲舒有感于要改造下“文化历史观”，于是百家争鸣时代结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又一个礼崩乐坏、纲常分裂的时代，但留下的是至今令人神往的六朝风度，一大批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诞生在这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化问题丛生，但究其根源在于文化专制。没有学术和言论自由，必然造成文化观和价值观的扭曲。不建立法治以保障学术自由，而仅仅奢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的文化只能建立在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之上，通过“百家争鸣，百花开放”，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任何自以为是的“改造”，都会沦为文化专制。同时，中国文化应对各国文化均持开放态度，适用自己的拿来就用，不适用自己的，以我中华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会被外来文化的些许病菌弄得气息奄奄、日薄西山？胃口强健的人对食物从不挑剔，他知道自己可以把毒素排解，吸收有用的养分，胃弱的人才会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

在阅读张先生及其朋友的访谈、讲话、文章时，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为什么他们这么推崇《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呢？从里面我看不出一丝一毫可以与现代政治文明衔接的地方。除了“民主”、“联合”、“共识”几个词汇，其内容和精神都已落后于时代，为什么这么多博学之人还趋之若鹜，视之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圣经？我只能说可能就是看重了“民主”、“联合”、“共识”这几个词汇：“民主”而新，不同于民主，可以回避政党选举问题；“联合”可以破解外界对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质疑，是“联合”而非一党专政；“共识”用以弥合现在阶层断裂、消解意识冲突的社会现实；改造文化历史观来统一思想，在重温历史回忆中，重塑执政合法性，重庆的唱红歌即其形式之一。用新民主义中的这几个名词做挡箭牌，从而消解民众对民主要求的压力。马克思说过：“一切伟大历史人物和事件均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新民主主义已经有一次悲剧，马克思是伟大预言家，希望历史不要被他言中!

五 改革的起点就在今天

中国当前的问题就在于官员腐败，特权阶层，贫富差距扩大，人权和自由无法保障。俗语云看菜谱做菜，对症状施药。病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救治。中国改革的起点不在新民主主义，而在于解决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要解决腐败和特权，就要解决绝对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贫富差距、保障民众权力和自由都以解决绝对权力为前提。所以改革也以此为起点。

1 政府和执政党要真正以法治目标，明确政府的权限在哪，执政党在政权中的位置如何，不能再把所有权力都收入囊中，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这方面我认为温家宝总理已经说的很清楚，“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除了把“依法”改为“以法”就更为完美外，温总理已把改革的起点说得很清楚。腐败和特权均缘于权力集中，权力产生了腐败和特权。不解决权力集中的问题，则国无宁日。执政党和政府能不能自我限权？我认为有这个可能：1)执政党为自身生存，也要反腐、反特权，而反腐败、反特权的利器舍法治而无其他；2)党内有识之士要求改革的理论增加，如温家宝总理数度提到政治改革、法治建设，也包括张先生在内许多党员也不反对法治，认为要解决权力集中问题。3)这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民众自身权利的觉醒。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交流日益频繁，共产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早已打破。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的信息，在对比中思考，在思考中成熟。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可以说中国改革的进度最终由民众决定。以上三点，使得执政党要呼应民众呼声，启动政治改革。至于改革力度和速度，则由党内各方面力量、民众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有时我常想在对待权力方面，自1840年开始，晚清政府最了不起。以后统治阶层谁的权力有皇帝大？但晚清皇帝开始了立宪改革，从资料上看他们真心想立宪，他们真正开始想限制下自己的权力，虽然在覆灭前出现一个“皇族内阁”，但也是立宪前提下的内阁，在形式上皇帝的权限已不再无限。相比后世的统治阶层，满清皇帝不更高明吗？互联网时代了，今天的政治家难道还不如皇帝吗？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毛泽东主席已经做了精辟的阐述，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毛泽东主席的理论转化为法律，在制度上保证落实毛泽东思想。

2 政府财政公开、项目公开、支出公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这个政府刚开了头，但做的远远不够。1)公开的部门还太少，地方政府还没参与；2)里面的数据矛盾百出；3)没有事后监督。国务院各部委公开费用后，既没见哪个部门出来解释数据，也没见哪个监督部门去稽核、质询。只有一些网民叫了两声，然后就不了了之。政府公开透明是解决腐败、特权和消弭民怨的最好手段，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为什么在财政公开后，部委主管、地方政府负责人就不能到人大、政协接受代表、委员的质询？我们常看到台湾各部门负责人到立法院听证，被代表们钉得满头是包。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对现行制度做些改革，让政府官员也接受民众的质询？重大项目预算、支出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也会让耗子胆怯缩手。就因为现在所有均为秘密，黑箱作业，给不法贪官上下其手提供绝好机会。打造透明政府，也从另一方面分散了绝对权力，无形中也扩大了媒体、民众的监督权、质询权，一箭数雕，何乐而不为。以之反腐败、反特权，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效果最大。让所有权力寻租的地方，都暴露在阳光下，十目所视，千夫所指，腐败和特权无疾而终。在公开透明方面，政府只走了一小步，但先例既开，来日方长。

3 继续市场经济改革，扶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日本经济疲软了，美国经济快垮了，欧洲要被债务逼疯了，随着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些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疲态尽露，而新兴国家风光依旧。一时间市场经济失灵论甚嚣尘上，一些人又开始赞扬国有企业，甚至开始怀旧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从菜市场就可看出，菜市场是最简单的市场经济。当一个摊贩的价格贵时，顾客可以选择其他家，菜场摊贩联合起来抬高某种蔬菜价格，顾客可以用脚投票选择到其他市场，或选择其他蔬菜，在这个菜场内，由于自由交易，菜价总归可以保证动态平衡。中国自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迅猛。但必须承认，我们依然不是一个充分市场经济国家。在菜市场交易过程中，当然也有“看得见的手”干预，比如摊贩联合哄抬物价时，市场管理员就会出手。所以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应是立法者和执法者角色，它所有活动应该是保证市场秩序。但实际上，我国政府往往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典型球员就是国有垄断企业。国家资源垄断在100多个大型国企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国有经济论的支持者总用国有企业给国家上缴利税多少、产值多少，来为国有企业辩护。但他们往往没算这个账：他们少创造了多少价值？他们少多少创新？除了垄断外，国有企业还能拿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对内牛皮哄哄，真正又掌握多少技术、多少创新？能和美孚、壳牌抗衡吗？只怕国外断了你的设备、技术，海洋中一滴油都钻不出!几大钢厂又有多少核心竞争力、恐怕除了大，什么都不是；三大汽车公司，剔除你们旗下的合资品牌，你们还有哪个品牌能像吉利、BYD、奇瑞一样生机勃勃？近几年来真正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企业，都来自民间：华为、百度、阿里巴巴、新浪、新希望、国美、苏宁等等。国有企业占有国家大部分资源，但效率低下，创新乏术，仅仅靠着国家资源和资金，在国内颐指气使。必须更改这个局面，国家要扶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只有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了，国家的经济才能有序健康。现在是“国进民退”，如果在全球经济环境变好时，要开始“民进国退”，取消行业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在竞争性行业里，国有资本应该全部退出。但这个“民进国退”要吸取之前国企改造的教训，一定要在有法治和透明程序后，方可以实施，否则又会成为第二个侵占国有资本的狂欢盛宴。解决好国有垄断企业，也从经济上解决了部分分配不公问题。在上海的一期征婚节目，某小姐宣布非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不嫁。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行业工资高、福利好、干活轻松。而这最为民众诟病，既然社会主义国家资产全民所有，凭什么他们拿高工资、高福利、低油价、低电费，而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到月底就只好自我解嘲：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况且从统计数据上看，国有企业的贡献也远低于民营和中小企业。所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不仅要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更有效地配置国家和社会资源，更要用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使得收入分配更合理。

4 保障公民利用现有途径参政的权利，允许公民利用现有体制，以独立的方式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政务官员的竞选。前几个月浙江、河南都有公民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市长，据说这些公民被请去喝茶，约谈后都就此噤声。我想这不正常，这些公民通过现有途径参与政治，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时他们参选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并不反对现有体制，也没有挑战现有政治秩序。如果把这个途径也断了，是否要把所有理性力量推向街头？我认为改革人大和政协选举方式、议事和监督方式很有必要。除了一部分按原有方式选举代表、委员外，各级人大和政协必须增加一定比例的直选代表、委员。这部分代表委员或有志于政治，如那位下岗女工；或有条件干净参政，如那位亿万富豪。中国政府权力结构的问题在于：行政官员本来是老鼠，人大和政协两只猫应该盯紧老鼠。但实际上老鼠是专业的，一个位子几年不动，但猫却是业余的，两会召开后，就各回各家，工作挣钱。如果部分代表、委员其职业就是政治，有自己的办公室、电话，他每天就是盯紧老鼠，同时与民众联系，反应民众的问题，这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权力？改善了人大和政协“橡皮图章”的形象？人大和政协中充斥了太多的官员和行业精英，但政治也是一个行业，需要专业素养，在这个领域他们未必合格。没有合格专业的“政治从业人员”，又怎么指望专业提案？怎么有政治进步？同时这些官员和行业精英大多数只能代表自己行业利益，制药厂厂长肯定反对医改，中石油、中石化一定说油价很低，官员会坚持认为他的财产属于个人隐私，所以很难指望他们能代表人民的呼声。而职业政治家和民众独立参选或许是化解此矛盾的一剂良方。保障公民独立参选现有体制下的职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参政的要求，给社会冲击又小。也许运作几年、十几年会有新的问题，但我相信那时的人们会有新的政治智慧解决。

5 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周舵先生把公民人权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指人身安全(主要是指非经宪政和法治下的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任何人不受逮捕和其它人身自由的限制)、私有财产保障、经营、择业、创业、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每个人都享有的自由权利，但不包括平等政治权利，此时的政治权利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第二代人权，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主要是所有成年公民平等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代人权，则是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主要体现为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尽快大幅度落实第一代人权，同时把第三代人权提前，第二代人权则放到最后。主要理由在于，第二代人权的“涉他”(涉及他人)性最强，一旦行使，立即从“权利”变为“权力”(“权力”和“权利”切不可混淆，“权力”是“我施加于他人的”，“权利”是“我享有的”。或者说，权力是涉他的，权利是不涉他的)，所以对于公民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需要自下而上逐级递进。第一代人权中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也带有类似的涉他性质，只不过程度稍逊。”我认为他不仅把人权阐述的很清楚，而且指出了实施时的顺序，我没有必要再加赘语，所以照抄于此。保护人权和自由不仅在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当前诸多社会问题，无论是腐败、特权，还是分配不公，其根源都在于法律并没有真正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诸多腐败案件，其本质都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被践踏和剥夺。譬如安徽有位横行乡里二十年的公安局长，他嫖宿幼女、收取保护费、强制动迁，鱼肉百姓，侵犯的其实是人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我们的法律在人民权利遭受迫害时，可曾发出声音保护？任何一件腐败团伙其最终都会归结到对其管辖范围内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迫害。而人民知道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就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与权力的一个博弈过程，如果法律再切实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对权力是一个更大的制约。同时，人民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是国家的主人，领导干部是公仆，主人还不能了解下仆人的活动，还不能查查仆人做了哪些对不起主人的勾当？官员如果生活在“十目所视”环境下，他还敢贪污吗？美国和印度均为民主国家，但两国的腐败指数相差很大，原因即在于美国人的自由远超过印度，他们不仅可以选举领导人，同时相信自己是纳税人，不允许随便挥霍他们的钱，更何况贪污腐败。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更是美国人心灵基础，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更是美国人民的忌讳，美国历史唯一被迫辞职的尼克松，罪名之一即有侵犯私人隐私和滥用公权。而印度除了有表象的选举外，随意侵犯公民权利并不罕见。而且，人民除了在选举时，其他时间并没有美国人随时可见的“主人”意识。只有在公民意识、公民权利高涨的国家，其腐败和特权才能得到最有效遏制：官员可以被收买，制度可以异化，媒体可以成为权势附庸，但唯有公民群体不可能永远被收买，他们是法治和民主最坚实的屏障。如果新的改革不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那这场改革依然在沙上聚塔、水中捞月，不过在重复清末立宪、辛亥共和、1949年共产主义等社会变革的故事。

6 建立公民团体、各类独立协会、社团组织。虽然国家对社团组织不支持甚至打压，但独立的社团组织是未来民主的强力支撑。这些社团组织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非政治的，但一定要用民主、自由、自治的原则来组织，对选择负责人、会议议事、决策等，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程序，让人们藉由社团组织得到初步民主训练，习于自治，安于自治，熟谙民主、自治的种种原则和程序。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回忆刚到美国，就被美国大学众多的学生组织吸引，认为就是在这里，美国学生上了民主第一课，得到了民主洗礼和锻炼。中国古代治国遵循“国犹家也。”、“君父、臣子”的原则，国是家的大而化之，君是父在政治上的化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家和宗族里的雍容揖让、洒扫茶饭中得到未来的政治训练。在现代社会中，各类社团组织是公民学习民主、自由、自治的最好学堂，而且广泛的社团组织是民主自由政治最坚固的堡垒。中国社团组织现状具体如何，我不清楚，以前在网上也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只知道和了解过两件与社团组织相关的事，但给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一次在网上看到某协会离任和继任负责人的谈话，完全是私相授予职位和利益交换。另外一次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速拦狗新闻。协会负责人怎么能以违法方式，阻止另外一个只是涉嫌违法的行为呢？后来在电视直播上，看到两个协会志愿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盛气凌人地指责司机，还把司机的电话、身份证号码都贴在网上。我认为这样的社团组织，不能提高国人的民主素质。社团组织在中国繁盛是必然趋势，尤其在学生中应推广社团组织，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步入社会前，就可以得到一些初步训练。当然，就如独立参选一样，社团组织也会遭到政府的压制，但正如公民参选一样，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总之，我认为中国改革新的起点就在当前主要矛盾，从民众权利和自由入手，解决权力独大问题，以法治维护民众权利和自由，然后逐渐过渡到民主。

六 还是要“反革命”，还是要渐进式改革

看了我写了这么长，可能有些人开始泄气，你写了这么多，有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提：共产党的领导权。实在不是我不愿意提，也不是不敢提，而是认为暂时没有必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力量，他既是民主宪政的问题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他握有解决中国自由民主的钥匙。有两种方式摆在人们面前：一是以街头政治的方式；二是以渐进的方式，联合各方面的改革力量，缓慢释放社会压力，逐步实现民主。前一种方式在中国很不现实，有人以中东变革为例，来参照中国，希望中国也有类似运动。不过这些人只看到表象，并没有看到中国与他们的不同。三十年的改革确实积累了不少民怨，但不可否认的是主流民意没有否定改革，民众在改革中也受益。只是腐败、特权和贫富差距，降低了民众幸福感，使得民众产生怨气。共产党自身也坚持改革，目前还在实施符合民意的政策，只是在某些领域落后中国现实。但和中东统治者只顾自己享受，罔顾民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渴望移植中东革命到中国的人要失望的。其次，中东几个国家再怎么乱，最终都会碰到一个底线，届时乱象结束，中东和欧美国家为此买单。埃及如此，阿尔及利亚如此，突尼斯如此，利比亚更是欧美国家亲自操刀。中国如果乱了，你指望哪个国家拔刀相助，让中国很快恢复稳定？没有!倒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人心思稳也让街头政治难有作为。最后，街头政治引发的暴力，最终可能让中国陷入暴力循环。张木生先生说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广场政治”，这个论断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认为起点不在于新民主主义，而是从现有矛盾出发，先开始法治、自由，藉由法治和自由，训练人民习于法治，安于自由，然后再民主，走渐进的民主改革道路，也就是周舵先生在《渐进式民主文集》中提出的渐进式民主。在文集序言中，周先生直言自己就是个“反革命”，他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反对“运用暴力手段，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作全面、彻底、急剧的变革。”革命和专制是孪生子，革命自身催生不了民主。有人在评论中东变革时说：“有人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乱象”深感忧虑。对此，我的回答是：杞人忧天!——纵然是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民主之路也是从艰难坎坷走过来的。美国建国之后不久，甚至发生过长达四年、死亡人数超达六十多万人的南北战争!”我不知在他心目中，究竟是人命重要，还是他的理念重要？六十几万的人头换来就是“杞人忧天”？你凭什么就认为“砍人头”的革命可以换来“数人头”的民主？如果是这样，辛亥革命后民主就应该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实际状况如何呢？二十几年的南北混战，换来了以党治国。再就是三年内战换来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换来了什么？为了民主我们献祭的人头还少吗？为什么不思考下代价和？专制社会就好比充满的气球，如果强力冲击，气球必然爆裂；如果缓慢放气，则气球尚可保持完好。周舵先生在评论狂热革命分子时说：“以英勇无畏为最高价值，信奉:目标的神圣就是一切，代价是算不了什么的!”他说的革命狂热分子既有极左派，也有极右派。共产主义革命以此为价值，被人们批判。那为什么“民主”的神圣目标，就可以不考虑代价呢？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波普、哈耶克不离口，但一分析起中国问题，立刻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动辄就历史必然要如何，认为自己可以把握未来历史脉搏，敢叫日月换新天，或许这就是真正的“致命自负”。我也自认自己是“反革命”，反对把任何目标神圣化，并以此诉诸暴力、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

张先生对文革的批判、对现实的洞察、忧国忧民之心都让晚辈佩服，先生提出的“超越左右”我更举双手赞成。但新民主主义绝不是起点，而是已经过去时代的终点。为什么今日共产主义理论家就不能创新，突破列宁、毛泽东的窠臼，自我作古？马克思没有告诉列宁，怎么在一个落后的农奴专制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没告诉过毛泽东，可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民为主力，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中也没有改革开放，但邓小平毅然打开了中国国门。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你们就不可以？马列主义中也没有新民主主义论，所以，为什么中国要作茧自缚，就不能超越新民主主义，提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或者，大胆吸收当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欧美国家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岂不更好!

我坚定相信，如果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能以法治、民众权利和自由为核心，一定会有一个新中国磅礴而出，就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附记：终于把这篇文章写完了，首先要感谢那位前辈老师和子河给我提供的资料。没有他们孜孜努力以求改革社会的努力精神，我这个懒人也不会在这一年这么勤于笔耕。凌晨修改完，突然发现明天就国庆了。那么就以此文庆祝下国庆吧!

2011-9-30

作者：路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