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
（续前）12月4日，国务院军转办指示江苏。“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调整到无锡市工作，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并将意见电话告我们。”
12月8日，江苏省回复国务院军转办：“……我们又研究了下，并报告省委领导，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调整。”
为 什么江苏省会持如此强硬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原来是江苏认为，当初军队把这个“包袱”压给了江苏，事先没有商量，令他们为难，现在胡耀邦的批示让他们承担 了“违反政策”的责任，再次叫他们为难，而军队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苏改正错误落实政策。他们不吃这个哑巴亏，要想重新安排，那就叫人离开江苏。
12 月13日，国务院军转办向中央综合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我们曾向江苏省建议将程光同志调整到无锡市安排，江苏省军转办多次研究并请示省委，认为对程光 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调整。据此，仍请军队动员程光同志去江都县工作。”在这个请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说明江苏这么作，是为了当事人好，是“关 怀爱护”。
毕竟，我只是个人，他们代表组织，掌握着向上汇报的话语权。
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2]
我急忙回北京赶到国务院军转办，他们说，江苏认为那样安排是对我最大的照顾。这话让我震惊，命运让我一生中接触了不少受过冤屈的人，他们都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诬陷时，办案人对他们总有一句话，“这是组织对你的爱护。”
我把情况告诉了德平和安黎，他们非常吃惊，叫我再写信申诉。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3]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我搞株连。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批示了别人的申诉，都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对我，没有想到就这么难。
5
我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显然这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很多转业干部对安排不满意，就写信或到相关部门通融，一些有关系的或是理由充分的，进行变动的不少。
我刚回到部队就被监视了起来，不许乱走乱动，准备听从处理，首先是在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让其他人看一看，不服从组织分配会是什么下场。
对 我是什么组织处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评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难道我向领导干部写了信就是有罪？我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给我定 的“罪名”叫我大吃一惊，说是我不到越南参战，拒不上战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我被羁押在了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有如一个等待宣判 的囚犯。之前，在我们这一批转业干部办理手续之际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事，我和所有转业干部一起向上写了决心书，要打好这一战再离队，但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上级 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转业干部一律不去越南参战。对我加上这个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很快，这条罪状被军里的纪检部门否定，说没有依据。于是他们又抓 我不请假久不归队，可是发现我的请假有人证明。他们又说我六个月没有交党费，自动脱党。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队领取工资后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们强调那是补交 的，强行退回了我交的党费。
部队里召开大会小会对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也过不了关，一定要逼我承认自己是故意 违反军纪犯法。这哪里还让我说话？只有认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条死路了。我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 中的女儿，和她们诀别。就在这一刹间，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她了，但是女儿长大以后，别人问起她，父亲是谁？ 她要整日遭受别人的冷眼，该多么可怜！谁也不能代替她亲生父亲的责任，为了幼小的生灵不受儿时丧父的委屈，我纵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人 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先找了团里的领导，他们面有难色不吭气。我找到了师政委，办公室不叫我进，我就在他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后他接待客人 回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过我吧，我还有不满周岁的女儿。”他酒气冲天地骂了一句，“你比你的父亲还坏！”
我为了找条生 路，只好再写信申诉，从师纪检委一直写到军，写到军区，还大胆地写给了中央军委。我发出信的三天后，师、军、军区的纪检部门陆续回复了，均称“你的申诉我 们收到了，已交给你所在的部队党委处理。”此时我才发现，党的那么多检察机构没有自己的作为，只是为党委的行为作背书。
最后的时刻来了，部队召开了大会，说让我再当众作一次深刻检讨，就可以放过我，至少是可以结束这个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有正义感的同志们也好帮帮我，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为了她们，要逆来顺受。
我在大会上那样作了，流下了眼泪，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对这些年来我受到的种种迫害而感到无比悲愤。
团长是我办转业手续后新上任的，和我没有什么恩怨，他在会上总结说，“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组织只有对的，永远没有错的。”他宣布了上级要求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心。原来是先引诱你作了“反面教员”，之后再置你于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处的政治处的同事战友们，却不这样看，会后他们反应强烈，没有他们在支部大会上表决，不可能开除我出党。但他们无力阻止，因为师党委根据党章的“上级可以直接处分下级党组织的党员”的规定，直接做出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6
对我的处分下达了，团里通知，已经把我的工资和供给关系结算了，已转到了地方，这等于是强逼我立即离队。就在这个我走投无路的时刻，我爱人来信了，说在农村就在农村吧，以前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我们只要人有口气，就克服困难活下去。
我 打好了行装要走的时候，部队突然叫我暂缓。第二天，两名军区来的干部找我谈了话，问我对转业安排上有什么意见？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条生路。当天 晚上，一个战友偷偷找来，说军区来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只听领导谈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离队去北京办事的原来的团政委（他已调离了），看了同意 我在京继续办事的副团长（已转业离队）留下的证明，还找了退了我党费的我的党小组长。
几天之后，军区来人又找我了，说，你向军委领导申诉的事实和对你处分决定的依据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学习，听候组织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军委领导知道了，很关心。
我 急忙写信给北京我的同学耿志远，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看到了我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 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4] 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5]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我还得知，我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 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
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江苏省委和军区发来让我到无锡市报到的通知时，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队 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 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销。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 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
7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阅胡耀邦等领导对我的批示抄件时，还十分动情。在胡耀邦参与中央工作的六年里，可谓日理万机，却在百忙当中批示申诉冤情的部分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其中就有我的两次申诉。
我 要感谢胡耀邦，他不仅是关怀过我，更是关怀过无数的受冤屈的人。他不仅平反了冤假错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当年“公审”之前的特殊气氛下， 对我们这样受牵连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谁敢为之说话，但胡耀邦的批示让我们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
文 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渊中挣扎，深感纠正文革错误长期而又艰巨。历史常延续着原有的惯性，专案制度陋习更是如此！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有些 乱，他拨不动，纠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倒陷入了冤案。那时虽然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文革的方法却被又用来对待了 党的总书记。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此时却重新拾起他们曾经痛恨的文革手段，对待的正是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 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甚至他的名字 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淡化或是删除了，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然而，当年他离开我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北 京街头，排成数十里“人街”为他送行，之前这样的情境，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才有过。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各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能把胡耀邦总书 记的影像和当年人们送别他的历史瞬间还给人民，让敬爱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壮的一幕。
我要一生感谢胡耀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他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应有的位置上，但他在人民心中那崇高的地位，谁也无法抹去。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于2009年
注释：
[1] 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2]、[3] 同注释[1]。
[4] 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5] 习秘书即习近平，时为军委秘书长耿飚同志办公室秘书。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 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 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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