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佈戒嚴令，引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民眾強烈不滿。
今年，是「六四」死難者離世二十三周年。今年秋天，中共將要召開十八大。
回顧十年前，在中共的十六大上，確立了所謂「胡溫新政」。我們作為「天安門母親」，曾鄭重地向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過如下的呼籲：
「我們真誠呼籲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平復民怨，化解危機，達成民間與政府的和解，從制度上防止大規模社會動亂的發生。
「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現代文明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那麼，我們作為中國公民就有理由期待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拿出對國家、民族長遠利益負責的膽識和魄力，重新評價『六四』，果斷地結束一黨專制的陳舊體制，以此推動並着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改革。」
可惜！時過境遷，十年一場南柯夢。
十年前，民主、人權至少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頭上還承認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而在今天，國內的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已把「普世價值」掃進了垃圾堆，更不用說把民主、人權視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也變得遙遙無期。人們對於未來感到極度的無奈和迷茫。
人們還發現，當年「天安門母親」所提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減少，反而迅速地遞增、激化了。中國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的貧富懸殊急劇拉大，中國的制度性腐敗一發不可收拾，人們的道德底線幾近崩潰，社會的突發性群體事件此起彼伏……。「維穩」成了中國當前保持執政黨政權穩固的第一要務。這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制度性傷害無法估量。
在胡溫任期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本來可以為啟動政治制度改革、公正解決「六四」遺留問題提供大好時機。但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因循守舊僵化官僚白白放過了這十年和平轉型的歷史機遇。
在如此沉悶、停滯的時局背景下，溫家寶獨自一人，重提政改要求，說改革只能前進，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他甚至重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今年兩代會期間他又說：中國假如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會付諸東流，中國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動亂的覆轍。其言鑿鑿，其情切切，既令國人敬佩，又讓人感到重言輕諾。
好像是故意「背書」。英國《金融時報》3月20日接着又報道：說近年來，溫家寶已在中共高層的秘密會議上，於三個不同的場合表示過「平反六四」的建議，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們的封堵。此類傳言也令人頓生疑竇。
溫家寶關於「平反六四」的談話無從證實，但願像他政改的要求一樣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又能實行得了甚麼呢？
現行的政治體制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不是憑任何一個大人物可以動搖得了的。這個集團的利益已經最大化、凝固化、網路化。就像《紅樓夢》裏的《護官符》所說的四大家族一樣，這四「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在人們眼裏，即使溫家寶真的提出「平反六四」的建議，一碰到這樣一道《護官符》，也只能退而卻步，充其量只是圖個身後不壞的名聲而已。
不出人們之所料，在今年兩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哀嘆改革之艱難：「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們的支持、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這無異於告訴民眾，改革靠共產黨的上層靠不住，靠黨內個把青天大老爺也靠不住，只有靠廣大的民間力量，靠民間的壓力和推動。歷史的經驗早已表明，中國民間曾經經歷過1989年暴風雨般的覺醒，天安門廣場上百萬民眾顯示出的史無前例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業已載入史冊。凡是當年的親歷者，對於那時的情景都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事實是民眾的覺醒、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都被強權者的坦克、機槍碾得粉碎，隨後又迫使民眾淡忘，漸漸從記憶中抹去。我們認為，今日的執政者唯有救贖與彌補以往的罪錯，除此別無他途。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一如既往。只要這個群體存在，我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只要有抗爭，「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理念，就依然存在，不會放棄，也不會改變。
願「六四」死難者的亡靈早日得到安息！
天安門母親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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