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平反六四”究竟能靠谁？

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如同往年，在六月四日前后，世界各地华人和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士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中共暴政的声讨和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思。也如同往年，在纪念“六四”之际，海内外的维权、异议和民运人士们也再次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至今未能完全回答的问题：如何解决“六四”问题？问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为“六四”平反或正名到底得靠谁或靠什么？是靠北京的“开明派”？还是靠体制外反对派自身的力量和努力？


北京的“开明派”不可靠

据报道，5月27和28日，在贵阳市，有民众连续两天公开悼念“六四运动”。当场，国保和公安都没有阻止、干涉和抓人。5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成功地组织了20多人聚会，纪念“六四”。5月29日，维权人士范燕琼与十多名上访者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法院拉起支持温家宝政改和“平反六四”的横额，并在街上游行约两个小时。当时，在场保安人员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竟退走了。另据报道，“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在北京也举办了纪念“六四”的演唱会，呼吁中共平反“六四”。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把北京这种对民众纪念活动的空前容忍，视为中共开明派意图对“六四”进行平反的一个信号。为了支持这一看法，他们还列举了如下的几个事例：一、近年来，温家宝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要为“八九民运”平反，甚至提出应该“让六四人士回国”；二、不久前，互联网曾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没有再封杀“六四”等敏感词；三、陈希同出书为自己开脱其在“六四”问题上的责任，这被看作是“中共高层知道六四问题不能再回避”和民心不可违的坦白；等等。外界不少人都把这些事例看作是北京高层即将为“六四”平反的征兆。六月一日，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甚至还表示，“他个人对六四在短期得到平反持乐观态度，有可能今年就能做到”。

但是，近日却又传出了一些负面的消息。据报道，参加贵州纪念“六四”活动的发起人糜崇标和李克珍夫妇已遭警方绑架和非法抄家。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杜和平也已遭到了当地国保的非法监控。据该研讨会成员吴玉琴透露，“目前已有大量维权人士遭到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压，有的甚至被抄家，至今下落不明”，就连一些没有参与这次“六四”纪念活动的成员也被警方监视居住。另据报道，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附近气氛紧张，广场上出现了很多警察、便衣和武警。他们四处巡逻，对行人搜身搜包，“甚至强行带走”。这些负面消息却给人们对北京近期平反六四的“热切期望”泼上了一桶冰凉的水，又让人们再次体验到了中共“六四”期间惯用的“维稳”措施。看来，近期内，北京可能“平反六四”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外界的一厢情愿罢了。

要想 “平反六四”或解决“六四问题”，民主力量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北京高层身上，因为：一、中共高层不止一个中央，各个中央在“六四”和政改等问题上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二、中共党内“开明派”不能独揽大权和完全做到令行禁止，即使温家宝想“平反六四”也力不从心；三、中共“开明派”未能、未敢或还不愿意跟民间的自由力量直接联手或公开结成联盟，朝野开明和自由力量之间还没有互动互信的可能和基础。也就是说，在近期解决“六四”问题上，北京的“开明派”还缺乏实力、诚意和行动等“资源”，还没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这个问题。


体制外草根运作应是主导
         
要解决“六四问题”，还得靠体制外反对派力量自己。正如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人们的那样，中国大陆现在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和起来向中共要权利和讨公道，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百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心和重视，之所以中共高层“开明派”逐渐地向民意倾斜和时表其政改之意，这些就是因为海内外人权、异议、民运和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士或团体，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和坚持不解地工作与努力的结果。平反六四一直是中国反对派和民间诉求和关心的事，而不是北京所关心的事。中共除了打压“平反六四”的声音，就是努力让人们忘记“六四”。解决“六四”问题，怎么能寄希望于中共高层呢？要想让北京“平反六四”，就只有一个办法：给它施压，施压，再施压，以持续的高压促其生变。靠祈求或期望，北京是不会动容的。跟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样，解决“六四问题”得走从下到上的路，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政治变革只能从民间开始，只能从草根做起。否者，就会永远成为泡沫。


信息和人权捍卫战是最切实的方略

对体制外的反对派力量来说，最实际、最有效和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事，就是跟北京打一场长期的信息和维权攻坚战。控制信息、制造谣言和掌控唯一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是中共成功地统治和愚弄人民的最有力与最有效的利器和法宝。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公理就是，谁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谁就能“得人心”和得天下，谁就是统治者。反之，则将沦为阶下囚。

因此，打破中共对信息和资讯的封锁，传播真实的消息和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理念，便是在野的反对派动摇中共政权和逼其变革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手段。而要更有效和更迅速地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各种网络通讯技术。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对大陆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花样也越来越多，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领域，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各种反制和反控措施防不胜防，网民最终总会找到一些方法去对付官方的。所以，在支持和协助大陆网民翻墙获得资讯等方面，体制外力量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用武之地的。目前，很多大陆网民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外界和中国内部的讯息的。譬如，发起“在京访民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演唱会”的聂丽娜女士在谈到她为什么参加纪念“六四”时就说：“原来我对‘六四’的真相不清楚，到北京上访之后，我通过网络才知道真相”。另外，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各种途径，对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和民众的关心、声援和支持亦是削弱中共统治合法性和减少其民意支持度的有效措施。如近期的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间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地逃脱中共的监控和出走美国，是在道义、法理和国际声誉上对北京政权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伤。而在这件事上，海内外各反对派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决“六四平反”问题，不能指望北京高层开恩，只能靠民间反对派力量自身的推动。这是历史和经验的告诫。

“六四”终会平反！“同志”仍需努力！

彭涛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