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敬之還和胡啟立詳細談了文藝界領導層中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複雜矛盾，談到自己瞭解事實真相和辨清是非的曲折過程，特別是在現實矛盾中按中央方針辦事的困難……
說 起京西賓館會議，確實可用“一言難盡”一詞，因為它包藏著太為豐富的內涵。而且更應該用“欲說還休”一詞，因為它還有著難以言說的外延。人們說，共產黨的 會多。共產黨的許多重大事件，都需要通過會議解決。會議是政治集中表現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中國共產黨上演了無以數計的驚心動魄的連本大戲。不過，這不 是這本傳記所能涵蓋。京西賓館會議，其中的戲劇性爭執，完全可以與歷史上發生於1946年10月25日，劍橋大學道德俱樂部、吉布斯樓H樓梯3號房間裏， 維特根斯坦、卡爾·波普、伯特蘭·羅素，三星會聚的那場論爭相提並論。論爭已然超越了純學術觀點，而摻揉進政治、個性、現實地位、歷史背景等眾多因素。完 全可以構成新的一部《撥火棍》存照後世。
賀敬之在我對他的訪談中，頗為感慨地對我說：
“四次作代會的時候，張光年他們就直接和中央書記處發生關係了。和習仲勛。作代會的報告起草好送給我一份。那時候，我正在開另一個會，全國宣傳工作會。報告看了以後，我 表示同意。因為裏邊基本觀點還是一致的。這裏邊我要給你講一下，我和張光年同志，和馮牧同志，在文藝觀點上沒有大的差別。……
“後來，十二屆二中全會了，明確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這一時期，喬木同志很活躍。批了很多的文章。打電話，而且親自批。在這個會議不久，召開了各省省長會議。會議上專門請他講了清除精神污染。喬木同志有這麼個特點，他有什麼事也不同我們中宣部商量。來回地變，越級指揮。
結果我們根本不知道，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個，所以我對喬木同志也是有意見。不過有意見歸有意見，我對喬木同志還是很尊重的。
“…… 後來，我說這個上頭的複雜性。開始，我也沒感覺到耀邦同志會和小平同志不一致。也沒想到喬木同志忽而這樣忽而那樣。我什麼時候才知道喬木同志點了那麼多的 名，到省長會上講得聲色俱厲，在全國造成那麼大的影響，喬木同志突然給中央寫個檢討。我們在第一線的同志，有時候講些話，做些工作，跟不上中央的精神。 （無奈地笑著搖頭）只好根據我們自己的判斷。如果我不同意的話，當然也不能盲從了。喬木同志是忽左忽右的，造成了一度時期左的表現。上面下來的主要是喬木 同志，幾個批語，又不屬實，上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時就有人提出來，在批黑龍江的那個材料上，完全不是鄧力群的問題。他們往鄧力群身上推。文藝界麼， 當然歸到了我的頭上。……沒多久，他們就說，鄧力群搞極左，中宣部搞極左，中宣部要整人，他很快就站到那麼個立場上。……從一定的渠道，他們知道耀邦是不 贊成搞清除精神污染的。他們知道，喬木同志是沒準頭的，一會兒可以這樣，一會兒可以那樣。因為喬木同志馬上作了自我批評。他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他講的這 個不確實，那個也不確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無所適從。
“……喬木先通過我們幹部局，說現在清除精神污染，作 協文聯那兒問題比較多，作協這面，丁玲一些老同志提了意見的，怎麼辦呢？你們中宣部派兩個聯絡組下去，要提出兩個聯絡組的名單。以幹部局為主。幹部局當然 找我商量了，我也補充了幾個人選，大約是這樣，現在我記不太準確了。
“有一天，胡喬木來了，說我們商量一下，看怎麼 派聯絡組去工作。結果我一看，把張光年也請來了。張光年來了麼，我也沒說什麼，嘿嘿，本來說是喬木同志的指示，我想聽聽他有什麼意見，結果張光年來了。幹 部局就把打印的名單給與會的每人發一份。後來，說著說著，幹部局問喬木同志，這個名單怎麼樣？喬木說，什麼這個名單怎麼樣？要什麼名單呀！因為這個之前， 請張光年發了一個言，張光年很帶情緒的，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清楚，我發什麼言？很帶情緒的。什麼名單麼，光年同志剛才講了麼，沒有什麼必要吧。你們怎麼 看法呀？至於丁玲同志反映些情況，這個問題不大麼，就像馬路上的小石子一樣，腳一踢，就踢到旁邊去了嘛。這個時候我心想，我們這些在下面工作的同志真難 呀。
“……到京西賓館會議這個時候，前往中央送材料，這個是馮牧同志送的。連夜的趕，很辛苦的。他給劉朝蘭同志說， 我們那時候的辛苦你們都不知道。在光年那兒，連夜地趕，就像當年搞秘密地下工作。我們給齊心同志講，齊心同志是習仲勛同志的夫人，實際上是帶材料給習仲勛 同志送去。他跟劉朝蘭講，劉朝蘭就很奇怪。劉朝蘭是烈士子女，後來是彭真同志養女。
“中宣部的人還往耀邦同志那兒反 映，張光年他們也反映，說我跟不上形勢，所以耀邦同志還講，你要跟得上喲，不要跟不上。我說，我怎麼跟得上呢？你們上邊一會這麼說一會那麼說，我當然不是 這樣說了，我是說，我這個人反應比較慢。我得下去好好琢磨琢磨。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作協的這些人，絕對是搞政治的，這個很明瞭。而且他們不僅是思想上， 在組織上也很有一套。這邊是通過習仲勛，《人民日報》的秦川，天天在習仲勛那裏。秦川是《人民日報》社長、總編。還有胡績偉。這可厲害。（苦笑了兩聲）張 光年還聯繫到李銳。每個會上都罵毛主席。還有黎之，社科院的。這些都是張光年聯繫的。所以到作協四大的時候，張光年到中央書記處彙報，說哪些同志不同意。
“按 說這是不對的，但是他們這個判斷又是有道理的。符合客觀的情況。反右，清除精神污染，中央，至少是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同志，是不會較真地抓這種事。再加上 後來小平同志講話，左右嘛，主要是反左。儘管這些具體事情是不對的，但我講，他們是搞政治的，不是從實際這些事情出發，是非應該怎麼看，不是的，一個是從 個人的利害關係出發，再一個是對基本形勢做出猜測推斷，這跟國際的整個趨勢也有關係。
“唐達成在這種環境下他有一個選擇，這個選擇的過程可能很痛苦，後來他覺得，或者那些人告訴他，可能他們選擇的路是對的。要從紅頭文件，中央的正式表態，本來是毫不成問題的。但是並不是那麼簡單。”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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