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五週年檢討 揭開香港十大矛盾

陳競新、張倩燁

香港回歸十五週年，卻迎來數以十萬計市民遊行示威，新任特首梁振英甫上台就被要求下台，反映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湧現出十大矛盾，包括地產霸權與社會公平正義、香港民主化訴求與中共一黨專政、平反六四與中共迴避歷史問題、殖民懷舊與中國人身份認同等矛盾。


煙 火璀璨，綻放維港。七月一日晚上八點，香港趁回歸十五週年紀念日，舉行盛大的煙花匯演，二十三分鐘之內，共發放了五萬枚煙花彈，讓維多利亞港上空滿布慶賀 的光芒。可是正在同一個時刻，數以萬計的七一遊行隊伍，陸續到達位於港島中區添馬艦的政府總部，一聲聲「梁振英下台」的不滿聲浪，與煙火的隆隆聲響，共譜 一首極不協調的七一奏鳴曲。

作為才剛宣誓就職的新任特首，梁振英滿腹大計，早已密鑼緊鼓，準備一上場便全力推出新政，展現新氣象，無奈回 歸十五年，香港社會久經凝聚的怨氣驟然爆發，颱風後的酷熱天氣下，仍湧現了密麻麻的遊行人潮，讓今年參與「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創出歷來第三高，主辦方聲稱 達四十萬。雖然警方估計的數字為六萬三千人，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推算為十一萬左右，均比主辦單位民陣宣稱的四十萬人為少，不同的數字都代表著社會對於 香港現況或前景，充滿不滿、焦慮，和矛盾的情緒，也意味梁振英剛剛上場，便要迎來這股澎湃的民情，預示新政府將面對嚴峻考驗。

香港回歸十 五年，共有三位特首，董建華與曾蔭權都是在高民望中上任，卻在罵聲中下台，梁振英原本是首位來自基層，但選戰儼如全民競選的姿態，經過千錘百鍊而產生的新 任特首，加上他比較熟悉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備受各方期盼，帶領香港走出長年停滯不前的社經困局，卻由於香港特區政府身帶「原罪」││由於特首仍然是一千 二百人的選委會小圈子選出，並由中南海任命，民主認受性不斷受到質疑，梁上任前突然被爆出住宅的僭建問題，更讓他一上任，便帶著「雙重原罪」的重擔。

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梁振英剛上台便面對遊行群眾高呼要求他下台的口號，主因在於回歸十五年來，香港正處於一國兩制深層次矛盾的風眼裏。他向亞洲週 刊說：「大陸近年發生多起敏感的政治事件，觸動到港人敏感的神經，但梁振英又說過一些港人不中聽的話，像說鄧小平應該拿諾貝爾和平獎，被問及對李旺陽事件 的看法又十幾次不回答，到最近還陷入僭建引發的誠信問題，他就成為反對派（泛民主派）的箭靶，不斷抨擊他損害香港核心價值，讓他的管治交織著兩制之間的深 層次矛盾，使港人對內地的不滿，統統都發洩在他身上。」

遊行自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走出天后地鐵站，經過電器道轉入興發街走進維園的 一段路程，儼如走在各大泛民立法會選舉前哨戰的擂台上，多位民主派政黨準備參與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的準候選人都在借機宣傳。至於遊行沿著軒尼詩道走經金鐘 道轉進政府總部，沿途有人舉起抗議標語，或別出心裁的自製道具，反映眾多的訴求；除了「向港共政權說不」、「李旺陽浩氣長存」等政治訴求外，還有售賣有機 蔬果的、反對地產霸權、保護動物、支持本土農業、爭取街頭使用權利等。

這正反映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湧現出眾多深層次的矛盾。亞洲週刊發 現共有十項矛盾，這包括：一、地產霸權與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矛盾；二、貧富懸殊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矛盾；三、香港民主化訴求與中共一黨專政之間的矛盾； 四、自由人權法治與北京推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法之間的矛盾；五、平反六四與中共迴避歷史問題之間的矛盾；六、支持大陸維權與大陸法治滯後；七、殖民懷舊與 中國人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八、產業轉型與政府介入之間的矛盾；九、綠色理念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十、年輕一代與既成體制的矛盾。

地產霸權VS社會公平正義

地 產霸權，早已是香港的流行用語，指出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已升到歷史新高點，早已和中產階級的購買力脫鹇，數大地產商賺取暴利，讓香港生活成本茘升，居住品質 惡化，讓香港中產階級居於兩岸三地之末，加上到港買房的陸客不斷，需求茘升，以至房價持續攀升，今年價位更超越一九九七年的水平，創歷史新高，按中原指數 的數字，十年內茘升接近三倍之譜，備受詬病，讓不少年輕人望樓興嘆，地產霸權成為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代名詞。

然而，香港地產霸權也在很多 市民心中，香港居於私人樓宇的住戶，有超過一半自行置業，這些業主的利益都被地產商綁架，與地產霸權形成利益一體的關係，他們往往為房價茘升而大樂；這些 業主一般相信：若有公共房屋建在同一區內，他們的房價就會應聲下跌，他們就會群起抗議，反對在私人房屋集中的市區地段興建公共房屋。

香港社會一直存在高房價讓市民發憤圖強，加強城市競爭力的迷思。梁振英去年初遠在宣布參選前已在報章上撰文反駁，批評這種紅蘿蔔理論必須有個大前提，就是不能把紅蘿蔔吊在遙不可及的地方，否則紅蘿蔔就沒有吸引力。

梁振英高度關注房價，認為是重要的民生問題，並曾清晰表示會加速興建公共房屋，改善國際上臭名遠播的「ṃ房」。

香港還有另一種買房子的迷思：買房子，被視為坐上有產階級的列車，首次買房，被視為「上車」，房價越漲，代表資產升值，獲得換房的機會，社會地位改善；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王于漸去年便曾指，隨著房價茘升，有樓者與無樓者之間的分化越趨嚴重。

貧富懸殊VS城市競爭力

香港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據港府統計處六月中公布的數字，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四十年新高的零點五三七水平，不但對比零六年上升零點零零四，對外比較，比正陷入歐債危機的意大利和葡萄牙，以及部分貧富懸殊情況一向舉世矚目的南美洲國家像墨西哥和智利都要高。

這 與香港連續第十七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形成對比，也顯示香港正陷入貧富懸殊與維持城市競爭力之間的矛盾。香港傳統智慧認為，在 法治原則下，堅守經濟自由開放的體系，是提升城市競爭的最佳途徑，也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原則；同樣在對內經濟，也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 （Neo-liberalism），追逐國民生產收入上揚，透過滴漏效應，讓中低下階層同時受惠。

香港過去幾年被定義為貧困人口的數字大 幅茘升至一百二十六萬人，戳破新自由主義畫皮，富者蒸蒸日上、貧者每況愈下。但更嚴重的是，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第四代就是八十後年輕人，淪為新貧階層，曾 經的橄欖型社會日漸向葫蘆型轉變，兩極分化抽走了社會流動的階梯，而且房價急升租金茘漲，像政黨民協主席馮檢基年初參與特首選舉泛民主派初選時所說：「香 港迷失在社會發展的十字路口。」

香港貧民瑟縮於籠屋、ṃ房問題，也引起國際關注，梁振英矢志改善這都市的醜態，近日探訪草根階層時說，他最關注貧富差距的問題，且繼上任特區政府通過最低工資法後，也正考慮訂立最低工時法，提高對勞工的保障。種種方案，將挑戰高舉放任經濟大旗的既得利益。

香港民主化訴求VS中共一黨專政

北京人大常委會在二零零七年底通過決定，香港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選特首，二零二零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為香港「雙普選」定下時間表和路線圖，是一項極重要突破。

但 港人對於北京的承諾，始終抱持高度不信任，尤其是中共仍是一黨專政，對於選舉，始終未能揮去牢牢操控結果的思維。社會仍然廣泛抱持多項質疑：未來特首選舉 是否會設立高門尷，要求參選人必須在提名委員會取得大量提名，變相封殺民主派的候選人？至於香港的內部立法，到底何時才會進行？下屆立法會即九月選舉後， 是否應該盡快開始整個諮詢過程，確保內部立法過程能充分反映港人的民主訴求？還有立法會普選，是否將會全面廢除功能組別？

此外北京駐港中 聯辦的角色也非常敏感；七一遊行當天，二十八歲的胡浩堂自製道具，在豎起中指的紙板手掌上寫著「中聯辦，滾蛋吧」！在他眼中，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包括選 舉協調和種票等，早有聽聞，但近幾年「更是登堂入室，明目張膽」。他說出遊行當天不少參與者的感受：「站在香港角度，不是誰當特首的問題，而是一國兩制正 在遭一步步侵蝕。」

北京對選舉結果若沒有辦法「預知」，會產生高度焦慮。這也是北京至今拒絕讓香港落實政黨政治的重要原因。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今年二月底特首選舉峰迴路轉之際，毅然挺身參選，期望整合建制派，籌組執政黨，被北京否決，正因北京對於政黨政治仍然「未作好準備」。

北京一黨專政下，壟斷權力，對開放選舉充滿焦慮，港人的政黨選舉政治已孕育了接近三十年，對於北京在雙普選的承諾，則是充滿疑慮。

自由人權法治VS北京推動23條國家安全法

香 港在零三年首次舉行「七一大遊行」，五十餘萬人上街，聲勢浩大，正是源於當年特區政府強推國家安全條例。根據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 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體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信任和放心。但在港人看來，這卻嚴重損害既有集會、言論、結社自由，並使香港最珍重的法治受損，成為觸動京港 之間最敏感神經的矛盾點。

尤其是當年特區政府推出條例的過程，並沒有作出充份諮詢，部分內容遭到法律界強烈抨擊，像有條文規定大陸如有組 織被中央政府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遭禁制，港府有權查禁該組織的香港分支而無需經任何調查，變相讓香港法治「一國化」。結果強大的民意踏出腳步，迫使 建制派議員在投票的關鍵時刻倒戈，讓港府需撤回條例，之後並迫使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成為香港社會重要的集體記憶，使「基本法二十三條」幾個字， 每次提起，就會牽動港人最敏感的神經。

從多數歐洲國家的經驗，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普遍設有國家安全法，北京期望香港能訂立相關條例，也非 常自然，像董建華當年強調的，立法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也是市民應該履行的公民義務。然而港人已將基本法二十三條視為破壞一國 兩制、摧毀港人自由法治環境的惡魔，梁振英上任前已多次強調，沒有考慮制訂相關法例，但依然備受質疑，正源於有關法例在北京和香港之間高度矛盾和敏感性。

平反六四VS中共迴避歷史問題

從二十三年前的黃雀行動到十八萬人共點燭光的維多利亞公園，對中國人的六四記憶來說，香港是不可繞過的城市。而當中國內地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被禁言、六四人士在過去二十三年中不斷遭受迫害，香港因其自由的空間也成為承載中國六四記憶、要求平反六四的陣地。

可 以想像的是，當胡錦濤站在位於灣仔君悅酒店窗前，看到樓下抗議民眾舉起碩大的「冤」字、當他被香港記者當面質問六四問題、當他在會展中心發表演講，被席上 高呼「平反六四」的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挑戰時，「六四」與「香港」在胡錦濤的心中又形成了新的聯繫。這也是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戰 的原因：一個擁抱法治與民主精神的香港，很難接受屠殺自己人民的政黨端坐台上，並且以「一國兩制」的名義在香港行使主權。

而對中共來說， 六四問題是整個政黨的尷尬，儘管曾有消息透露總理溫家寶曾提議解決六四問題，但目前仍看不到任何跡象。一個廣受矚目的發展是，無論是李鵬的六四日記還是陳 希同最新出版的對話錄，兩人都拒絕接受「屠城」的罪名，說明這個向來拒絕向人民道歉的政黨，私下裏也開始擔心有朝一日被歷史與人民清算，說明他們已開始看 到平反六四是勢在必行、無可迴避的。但平反六四的議題會在黨內引起激烈討論、乃至分化政黨，因此，就像擊鼓傳花一樣，本屆中共領導人顯然不願意六四這隻燙 手的歷史山芋停在自己手上。

支持大陸維權VS大陸法治滯後

每年遊行，港人少不了的訴求就是要求釋放內地維權與民主人士，他們聲援陳光誠、支持艾未未、要求釋放譚作人、給劉曉波、劉霞夫婦自由，為胡佳、曾金燕夫婦籌款。如今，他們要求徹查李旺陽死因、還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人身自由。

可 以說，正是內地不斷倒退的法治環境製造成了人權事件，給港人遊行不斷增添新的題材。今年七一的遊行中，許多港人表示，激勵他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的直接原 因就是李旺陽事件。港人要求徹查李旺陽事件、聲援維權人士，表達對非正義與違法、侵犯人權的中共政權的最大不滿，這既是香港對內地的關切，也是內地頻發的 侵犯人權事件對香港造成的投射心理使然：當曾經向人民莊嚴承諾實行民主、如今口口聲聲「代表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共可以向自己的民眾犯下罪 刑，那個同樣被信誓旦旦承諾的「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不再可信。無怪港人質疑：「五十年不變？說變就變了！」

而 對中共而言，侵犯人權事件已成為這個政黨積重難返的惡疾：一個案例的平反就會引發更多的要求平反的聲音，這已然是中共難以接受的條件，何況在這些維權人士 中，許多人挾帶著要求反腐、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政治訴求。當維權事件與國家改革的體制性瓶頸捆綁在一起，任何維權案件都可能變成觸動政權穩定的敏感神經。高 層裝聾作啞，基層剛性維穩，就成了中共維持統治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殖民懷舊VS中國人身份認同

七月一日清晨，當胡錦濤參加香港特區政府的升旗儀式，面對五星紅旗與紫荊旗時，他或許不會想到，就在同一座城市，幾個小時後，將有一些人拿著港英旗幟。

在 主權移交十五年後，香港有少部分人燃起對殖民地時期的懷舊。儘管在英女王統治下的香港，媒體沒有很多空間批評女王，總督也不會像今日的梁振英一樣，被公開 痛罵「仆街」、「下台」，但擴大的自由空間顯然不能令早已心向自由的港人滿足。當被問及為何懷念港英時期，一些港人的心理頗為複雜，他們大多因為拒共，而 寧願擁抱殖民社會的想像，和某些人對那個時期的特權。有人懷念那個年代的社會秩序，有人懷念一個有保障的法治環境，還有人高舉港英旗，僅僅是出於對七八十 年代低樓價的懷念。

看上去，今天的香港仍是一個擁有良好秩序與法治的社會，殖民地時期好在哪裏，這些舉旗的人也說不清，但就是對現狀深感不安。

除港英旗外，還有許多年輕人打出了「城邦自治」的旗幟，相比「港英時期」這一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事實，「城邦自治」更虛幻，但這卻是不少年輕人的認同所在。

港 大最新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願意稱自己是「中國人」的受訪者比例已降至百分之九以下。當內地不斷爆出侵犯人權的案例、大大小小的群體性事件被暴力鎮壓、食 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在國際上縱容獨裁國家鎮壓國民……「中國」的形象被一再踐踏，一個在「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面前的選擇題看上去也不再是艱難的選擇 了。

產業轉型VS政府介入

香港的經濟格局長年被批評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綁架，走不出單元化格局，早在回歸 之初，首任特首董建華已著力改善，力促香港產業多元化，減輕香港對固有經濟支柱的依賴，一方面是分散風險，一方面則是提供更全面的就業機會，然而由於政府 在傳統開放性經濟體制下無法準確拿捏角色，引起社會強烈批判，像在港島南區原想建立科技園，結果卻變成了地產項目。

上任特首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檢測和認證產業、醫療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產業，表示會提供稅項等優惠措施，卻廣泛被批評是「雷聲大、雨點小」。

曾 蔭權作為港英時期培育的官僚，因循港英時期的做法，強調政府在市場上的監管及被動角色，然而純市場導向下，新興產業回報期長，而且不確定因素高，從多國經 驗像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依靠政府的直接參與。像前任科技大學校長、國際知名科學家朱經武二零零九年離任前，便高調炮轟港府忽略科研發展，支持力度 不足。結果曾蔭權七年任期後，香港產業更呈集中化，地產業和金融業始終一枝獨秀，毫無突破，中小企業生存更呈艱難。

梁振英多次強調未來會 先提高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推動系列產業政策，推動政府、產業界、研究單位和學校四者配合，不但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也能改善底層的年輕人有向上「流動」 的機會。不過由於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社會高度重視公平的營商環境，政府介入，必須小心翼翼，否則又會挑起社會矛盾。

環保綠色理念VS經濟繁榮發展

粵港區域經濟融合，已成為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港府近年也發展多項相關的大型基建，加速粵港區域融合的趨勢。不過隨著香港社會的環保意識不斷加強，綠色理念越趨深入民心，已成為經濟發展過程必須斟酌的因素。

二 零零七年在新界西北部落成的落馬洲支線、二零一一年開始動工的高鐵香港段、還有預計二零一六年落成的港珠澳大橋等重要的跨境或邊境工程，在正式動工前，都 遇上重大的社會環保抗爭。環保署署長並一度拒絕給落馬洲支線發出環境許可證，終於到負責興建的九鐵（現在的香港鐵路）承諾額外建造三公頃永久濕地作為補 償，並以鑽挖隧道的方式興建，終於才能動工。

至於港珠澳大橋被北京列入「十二五」規劃粵港澳合作七個重大項目的首位，從經濟發展角度，加 速香港與珠三角及鄰近省市的經濟融合；然而一位沿線居民以空氣受污染、環評報告未完善為由，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停工，導致延期一年至去年底才正式動 工，協助有關居民打官司的政黨公民黨備受陰謀批評，指延宕工程，但公民黨則強調經濟發展必須顧及環境保護及生活素質，並呼籲應考慮完善環評報告。

大型工程牽涉經濟發展與綠色理念的爭議外，本土農業也成為潮流，高鐵興建過程中，以八十後為主組成的土地正義聯盟，便以鐵路規劃沿線將破壞以務農為主的菜園村為由，發起大型的抗議行動；該聯盟並正制訂多項農地保育政策意見。

梁振英上任前也多次強調支持本土農業，隨著環保意識高漲，政府的環保評審將會更加嚴謹，也將是考慮經濟發展的重要變數。

年輕一代VS既成體制

一 旦「年輕人上街」，這個城市或社會一定是出了問題。革命年代的中國、六十年代的東歐無不如此。香港的年輕人，懷著多元的訴求，也加入了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 中。他們當中，有出身名校卻擇業艱難的畢業生，有面對高房價望樓興嘆的情侶，也有主權移交十五年間，伴隨著屢次金融危機與內部產業結構的問題，香港這座國 際化城市帶給年輕人的向上流動的可能越來越少，「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成為新一代的迷茫。大學畢業文憑不再是進入中產階級及上層社會的入場券，香港出現了一 代年輕人比父輩的生活更差的前景。這些迷茫的年輕人或許有一個群像：終日閒坐在家，在長輩的馴養式教育中滿足於現有的生活，手指在鍵盤上敲出幾封求職信， 石沉大海後就此放棄，點擊開另外的網頁，開始刺激卻並不真實的網絡生活。

經歷過六十年代香港生活的老人中有人認為，在二戰後首次出現了這 樣的現象：下一代的生活過得不如上一代的好。雖然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自己的迷茫，並且這些迷茫也並非僅憑政府之力就可妥善解決，但這關乎香港城市的未 來。一個迷失未來方向的城市不免悲情，而出現這種迷失，年輕人自得於網絡生活，卻因此受到上一代的重視並被當作議題討論，這樣的現象也自證了代際的矛盾。 或許這種「矛盾」更多只是一個「現象」，一個難以快速解開的謎團，卻值得整個城市投來關切的目光。

胡錦濤七月一日在梁振英正式就任的大會 上，提出對梁政府四項希望，首項正是「把握社情民意，積極穩妥解決民生問題和其他社會矛盾」，顯示北京也高度了解特區政府正面對多項矛盾，有待解開特區社 會的深層糾葛，排除推行新政的障礙。他七一就任以來，已成立扶貧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金融發展局等專案小組，並聯同多位局級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走進民 眾，與社會脈動互動，展現積極姿態，在香港面對的十大矛盾中，地產霸權、產業轉型、環保政策等社經方面的問題，熟悉梁振英班子的政商圈人士都認為，梁有足 夠的誠意和擔當，妥當處理。

唯面對六四問題、李旺陽事件、法治與二十三條等政治深層次問題，卻涉及黨國體制的深層次改革，已經超過梁政府 的權限。要予以解決，更多時候要寄望於香港與中國大陸改革派的結合，使「李旺陽們」不再被自殺、「陳光誠們」不再出逃美使館、「艾未未們」和「胡佳們」不 再被鎮壓，讓七百萬港人和十三億內地人民，都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同時也寄望於中共十八大之後，能超越胡溫體制多年的局限。

香港的公民社會力量、非政府組織、媒體權力都會對梁政府與北京形成巨大的制衡作用，只要經濟的動力強勁，追求一個自由、法治及公義社會的激情不減，十四億全球華人和七百萬港人，都沒有理由對香港前途感到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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