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獨特的題材：祖母的棺材
對大部分人來說，童年時陪伴自己入眠的，不外乎是父母親、童話書或布偶，但黃文廣早在10歲時，就有一樣特別的“床伴”——祖母的棺材，且一放就是16年。《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就從黃文廣祖母朱秀英要求土葬說起。
短短三頁，黃文廣已將祖母的個性與形象生動呈現。1902年出生的朱秀英觀念傳統，這樣的傳統，又往往帶點迷信。朱秀英相信墓地的好風水能為黃家帶來幾世的繁榮，這份對風水的堅信，造就了她對入土為安的執著，朱秀英甚至認真考慮如何成為回族人，以實現她的土葬願望。
對於祖母的要求，黃家歷經多次爭執，但爭執中，仍一步步地準備祖母的後事，有一日，棺材終於出現在黃家，從此陪伴黃文廣入睡，“新成員”到的第一晚，黃文廣輾轉難眠；當時的黃文廣心想，身為一名紅小兵，他應該守護毛主席的革命部署，而非守護祖母的棺材。
黃文廣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回憶起祖母，笑道：“她身體健康時，會說自己怎樣怎樣死，當她身體開始衰弱時，突然怕死了。地震時，我們說最不怕死的應該是她了，因為她有棺材，但她很害怕，叫我一定要背著她。”
朱
秀英還是一位凡事以兒子為重心的祖母。當肺結核奪走丈夫的生命後，朱秀英從此守寡。當從小受紅色教育的黃文廣問祖母，是否覺得自己是孔子思想的受害者、被
迫守寡時，黃文廣原本期盼祖母咒罵封建制度、讚揚共產主義，但祖母卻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答道：“我為什麼要管孔子？我不想讓兒子受繼父的虐待，僅此而
已。”
朱
秀英的人生道路充滿挑戰，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她展現出過人的韌性。丈夫逝世後，大兒子也遭死神眷顧，於是朱秀英將所有心力都放在小兒子黃志有，亦即黃
文廣的父親身上。珠秀英帶著小兒子逃過長江氾濫，逃過日本侵略，也逃過盜賊肆虐，兩人到了山西，又抵達陝西，做過乞丐，也當過幫傭，直到共產黨統治中國。
文革時，政府打出“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口號，在禁止土葬的情況下，祖母的願望成了黃文廣家庭的爭執來源，祖母的傳統、父親的矛盾、母親的現實思考，衝撞出一次次的火花，家庭成員見證著彼此的內心掙扎、見證了每個人的成長，也見證了生活如何跟著時代變遷而改變。
黃
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其實一開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只是個短篇。成長過程裡，黃文廣總覺得自己身在一個最平凡的家庭，到美國後，他突然發現原來他
的家庭故事很奇特、有著許許多多的插曲，黃文廣因而興起了寫短篇集的念頭，寫了一陣後，他發覺應該先觀察美國讀者是否對這樣的故事感興趣。
於是黃文廣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以祖母棺材為主軸的短篇，一個多月內，黃文廣收到30多封美國讀者的電子郵件，許多人表示，從黃文廣祖母的身上看到自己祖母的特點，雜誌編輯甚至讀到落淚，“我想，也許真能找到一種共鳴”，獲得許多迴響後，黃文廣決定將故事寫成長篇。
在夾縫中的父親
黃文廣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把故事獻給父親。黃文廣的父親黃志有在聽到朱秀英的要求後陷入兩難，一來擔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二來又覺得有義務完成母親的願望。
1942年的飢荒後，黃志有成了共產黨的忠實支持者。1959年開始，地方黨書記鼓勵年輕人對官員提出批評，以促進他們提升自我時，黃志有照做了，被批評的書記從此對黃志有態度冷淡，之後又以黃志有回家照顧摔傷腿的朱秀英為理由，指控黃志有將家庭置於革命之前，將黃志有革職。
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孩子的生活，黃志有仍交出了入黨的申請表，並在1972年成為正式黨員，因此，當聽聞朱秀英的土葬要求時，黃志有兩難極了。最終，盡孝道的義務佔了上風，黃志有從此背負起規劃母親後事的使命。
在黃家，朱秀英代表傳統，黃文廣象徵著現代，夾在中間的父親，既有傳統的精神，又有現代的思維，但也處處透露出矛盾情緒。原先推崇共產黨的黃志有，過去是文化局幹部，因為說了真話被革職，從此變得小心翼翼；雖然自己加入共產黨，但對兒子想入黨的事卻又警告再三。
從
小學到高中，黃文廣都是紅小兵和共青團的班長，但當黃文廣在政治活動花上越來越多的時間時，黃志有開始擔心了，他提醒著：“政治機會如浮雲。重要的是學習
真正的技能，能終身不忘並對你有利的技能。”在黃志有的督促下，黃文廣學了各式各樣的技能，包括書法、針灸、太極拳、小提琴。
對
於在共產黨教育中成長的黃文廣來說，不只祖母的觀念老舊，父親也被他歸在老一代裡，當時的黃文廣，一點也不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但隨著年齡增長，他越漸發
現自己身上有父親的影子。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當時中國處在文革到改革開放過程中，父親代表老一代，他代表新一代，所以有點瞧不起父親，覺得父親一輩
子活得很沒價值，如今回想起來感到愧疚。
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與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後，毛澤東指示幾所學校開始教授年幼的學子英文，如此能幫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與“帝國主義對抗”。1964出生的黃文廣，為進入西安外語學校就讀的第一批小學生，並在該校一路升到高中，他所聽到的第一個英文單字是“socialism（社會主義）”，第二個單字是“revolution（革命）”。
進入青年期後，黃文廣總希望遠離家庭、遠離西安，考上復旦大學英語系後，黃文廣的願望實現了，在新環境、新思想的洗禮下，黃文廣的眼界也越來越開闊。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從小，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下，他一方面聽從父母的指示，但另一方面卻想找機會逃離父母的管教，文革後，他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也進入了中國一流的大學，他更覺得父母的觀念老舊，開始對父母產生叛逆心裡。
但父親多次的尊尊告誡，最後被證實是明智的決定，包括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那一年，黃文廣正在復旦大學求學，當學潮開始時，復旦的學生都不再上課，許多人自發上街，黃文廣回憶，上海感覺起來就像發生了革命。
帶著滿腔熱血，黃文廣從上海趕到北京，但父親生前要黃文廣別出峰頭的一番告誡也在耳邊響起，6月4日前，黃文廣回到上海，躲過了北京的鎮壓行動。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如果當時沒有聽父親的話回上海，在那樣的激情氣氛下，他6月4日當天肯定會在天安門廣場。
黃
文廣解釋，他想從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觀點來看六四。“我現在會從另一種角度看六四。當年我們確實很激情，但我們學生不是民主鬥士，沒有西方講得那樣崇高，可
是也不是中國政府說的動亂份子。我不覺得當時我們有多大的理想抱負，我也只是一個積極、普通的參與者，參加六四並非純粹為了政治，是覺得反腐敗是很愛國的
行為，同時也因為大家都上街，所以是一種好玩、衝動、好奇的情緒。”
黃文廣說，六四對他來說是個成長過程，六四後他真正開始成熟、開始思考中國的出路、中國的民主。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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