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習近平家族的財富疑雲，反映出中共官員的財產不透明、腐敗、權錢交易等問題。美國內華達大學里諾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政治系助理教授朱江南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陽光法案目前在中國還只是高層和民間“兩頭熱”的情況，制度上的不完善、以及政府的決心不夠，都讓財產公布制度遲遲無法全面推行。
朱江南於美國西北大學政治系取得博士學位，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以及由經濟所延伸而出的政治、社會議題，尤其著重中國的貪腐與廉政建設。朱江南也為內華達大學里諾分校碩士生導師、博士生答辯委員會成員，以及《中國政治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編輯助理、美國政治學會、美國亞洲研究會會員，並在多家學術期刊擔任評審人。
官員財產公布還只是“兩頭熱”
美國彭博社刊文披露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的內幕，指習親屬的商業利益隨習近平在黨內位置的攀昇，也跟著擴張到礦產，房地產和移動電話設備的領域。雖然根據《外參》月刊向知情人的調查和對彭博社信息來源的覆查和分析，瞭解到彭博社使用的資料是片面的，對幾項資產關鍵的歷史淵源和經過也不瞭解，但習近平家屬的財富話題背後所代表的，是官員家族所擁有的權力，以及由權力所帶來的鉅額財富。
5月中，三名原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官員馬曉力、任小彬、崔午年在網上發表一公開信，呼籲中共18大代表、18大代表中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18大代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公開個人和家庭財產情況，對於不敢公布自己和家庭財產的，堅決不要提名，信中指出：“中共中央，如果連這個‘關’都把不了的話，那還真不如回家賣紅薯去吧！”；此封信寫於2012年2月15日，17日寄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但三個月過後，三人仍未獲得任何回覆，因此決定公開此信。
信中呼籲，中共十八大代表，應該並且必須向選舉他作為代表的那級組織的全體黨員公布他的個人和家庭的財產狀況；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紀委委員的候選人，應該並且必須向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公布他的個人和家庭的財產狀況。最重要的，十八大後會後，當選的第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應該並且必須向全體黨員公布他的個人和家庭的財產狀況。
內華達大學里諾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朱江南對《明鏡》表示，此封公開信裡要求把財產公布給人大代表，這樣的呼籲沒有很過份。“其實，最高標準的監督，是整個社會全方面的監督，但這封信提出的只是在人大範疇內的公開監督，跟中央的觀點沒有什麼矛盾處，也得到很多老百姓的支持，說明從上到下，都一致認為應該要有陽光法案，增加政府官員的透明度。”朱江南認為，現在中國的腐敗問題也比較嚴重，如果增加透明度、增加監督，對腐敗也有遏止和預防的作用。
早在2007年的“兩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就提出“6個監督”，要求包括人大監督、政協監督、公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在內的各項監督，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但時至今日，對官員財產的監督仍未達到溫家寶的目標。朱江南指出，雖然現在來看，中央想搞官員財產申報，老百姓也歡迎，但只是兩頭支持，主要的問題在中間政府身上。
“過去曾在人大代表中做過調查，調查結果有70％的領導幹部反對財產申報，有人覺得這是侵犯隱私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可能這些人本身就有腐敗問題，因為害怕不願公開財產。”朱江南對《明鏡》說。
對於中央來說，施行財產公布制也有其難處，以致於中央並未“自己說了算”，拍版定案。朱江南指出，1995年時，中辦和國務院辦公室印發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縣副級以上幹部申報財產，這也是領導幹部首次被要求要申報財產。1997年，中辦、國辦又出台了《關於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雖然並非完全針對財產，而是要領導幹部匯報個人相關事宜，但其中也要求幹部報告本人、配偶、子女在房產、出國等六方面的情況。2001年，中央又出台另一項規定，要求省部級領導幹部申報財產。
雖然這些年來中央一直想推進官員財產的透明度，但朱江南對《明鏡》分析，一方面可能中央受到的阻力大，比如人大代表的反對，另一方面可能決心也不夠，使得每次規定出台時都只是試行，沒有變成一項正式的法案，因此這類規定很大程度取決於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願意做，就會進行得比較好，相反的，就會無法繼續施行下去。
中共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2012年7月發表文章稱，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是現代吏治制度中最基礎、最根本的部分之一，也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正常運轉、社會生活正常運行的起碼條件。但現階段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工作有許多困難，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從樂觀角度估計，至少還需要10年時間。
該文列舉了金融實名制、稅制不完善、私有財產保護不足以及各級領導執行不力等多種原因，並展開論述了統計、折算和監控三大困難，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認為，這篇文章似乎是對馬曉力、任小彬、崔午年公開信所提建議的婉轉拒絕。
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難以取得進展，有一看法是如果官員財產向民眾曝光，政府的合法性可能出現問題，進而危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度。朱江南同意這樣的看法，“這其中確實有兩難之處，要申報的話，不會只申報工資的部分，這部分沒有太多可以藏的，大家都知道哪一級的幹部大概有多少工資、有怎樣的待遇？”
更關鍵的是工資以外的灰色收入。朱江南對《明鏡》表示，現在中國也在地方搞財產申報的試點工作，但在很多地方試點時，當官員被問到工資以外的收入時，很多人都說是零，“這肯定不現實，很多人不相信。”
“所以這牽涉到配套問題。”朱江南說，在國外施行官員財產申報時，會有相關法律做配套，讓官員不能不報、虛報或謊報，否則必須受到處罰，但中國在這方面還沒有跟上，所以如果中國只是單做財產申報的工作，用處並不大，大家會覺得只是個形式。
另一個問題就牽涉到民眾的心裡感受。朱江南對《明鏡》解釋，如果官員真的申報了財產，坦白自己有幾套房子、有多少股票收入，或在沒有上市的公司裡有多少股權收益，社會的反應肯定會很劇烈，本來現在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人們覺得腐敗嚴重，另一方面又感到心理不平衡，確實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影響。
因此，朱江南說，一是制度上還沒完善，一是擔心無法很好地掌控社會反應，都讓中央對官員公布財產的決心沒那麼堅定。
內華達大學里諾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朱江南（朱江南提供明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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