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使北京遇袭 民族主义显露义和团苗头

作者 凯文

中国政府用民族主义维系合法性，但很可能造成“回旋镖效应”，当对外关系出现问题时，在高亢的民族主义调门和现实的政策应对之间，将会进退失据。而民众在仇外情绪支配下的义和团式激进行为，尤其是“临时起意”的事件，则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北京时间8月27日下午，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乘车返回官邸途中，遭遇不明身份人士“袭击”，插在座驾上的日本国旗被夺走。

据NHK报道，当天下午四点左右，丹羽宇一郎大使在行车途中，遭遇两辆汽车夹击，被迫停车。对方车上下来一名男子，将插在使馆汽车上的日本国旗拔下带走，但没有对大使本人及随员进行攻击。NHK并没有明确指出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只说发生在北京的“环路”上，而据《每日新闻》报道，事件发生在北京四环路的东北某处，并称夺旗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但也有消息称，事情发生在交通堵塞过程中，并非逼停。

日本驻华使馆当天晚间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后者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中国外交部也反应迅速，亚洲司司长罗照辉对此表态称，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深感遗憾。将全力查明事实真相，对相关当事人实施严惩，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2010年上任的丹羽宇一郎，此前是业绩卓著的企业家，是首位以民间人士身份被任命的驻华大使，也被认为是“亲华派”代表。但在中日钓鱼岛矛盾激化后，他明确反对东京都的购岛计划，因而遭致日本国内部分舆论的不满。在遭遇“夺旗事件”之前，丹羽宇一郎已被确定今年秋天离任。与他同期离任的，还有日本驻韩国及美国的大使。

“夺旗事件”一经披露，立刻在中日两国引起轩然大波。NHK通过网站和电视实时追踪事件进展，并称围堵大使汽车的是两辆德国品牌车，牌号已经被记录，袭击者也被拍了照。而中国方面尤其是民间舆论的反应，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同一天刚刚发表“中日开战将洗刷世纪耻辱”论调的《环球时报》对此却反应谨慎，其主编胡锡进明确谴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称这不是爱国之举，只会让中国人蒙羞。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评论者看来，这一事件正是《环球时报》长期鼓吹的“商业民族主义”的产物。媒体人安替反问“这种人不是贵报的忠实读者吗？”著名律师斯伟江也质疑“这不是你《环球时报》播下的种子吗？”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锐此前因发表排外言论引起争议，但他也认为日本大使遇袭事件“是火上浇油，警惕有人挑拨”。他甚至援引费迪南大公遇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例，呼吁“中国所有爱国者更要冷静”。这种论点具有相当代表性。在批评声音中，也有一部分不谈对错，只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考虑，认为眼下局势中发生针对日本大使的袭击行为，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或者“授人以柄”。

总体来看，各界公众人物极少有第一时间为袭击者辩护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网民为这一举动叫好，在发言门槛较低的新浪微博上，有众多草根网民称日本大使“活该”，此举是“长中国人志气”，甚至要为袭击者“记功”、“送锦旗”，更有人援引当年李鸿章赴日谈判遇刺的事例，认为是“一报还一报”。

针对27日下午的事件，有声音质疑拔掉国旗不算“袭击”。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袭击者在行驶过程中强行逼停丹羽大使坐车属实，本身已经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而“夺旗”行为甚至更加恶劣，含有对大使本人及日本政府的羞辱意味。为减轻心理冲击，《参考消息》等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之为“袭扰”。

截至北京时间27日夜间，还没有人出面为此事承担责任，也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起蓄意针对日本大使的行为。不过按照中国大陆的通例，交通工具的外交牌照为黑色，并不难加以区别。即使袭击者不知道车内是大使本人，仍然应该可以预见到对方为外交车辆。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政府诉诸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在反日情绪鼓动下，民众动辄声称“抵制日货”、砸日本车、冲击日资店铺的行为，被指责为与一世纪前的义和团如出一辙。而这次针对外交官的袭击事件极具象征意义，使人们回想起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当街被杀，并由此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导火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在微博上怒斥这一袭击事件是“义和团式的蒙昧粗野”。

但是观察家担忧，尽管大众媒体对类似事件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态度，但用民族主义“狼奶”喂养大的部分民众已形成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国政府用民族主义维系合法性，但很可能造成“回旋镖效应”，投出的武器反过来伤到自己，当对外关系出现问题时，在高亢的民族主义调门和现实的政策应对之间，将会进退失据，反而损害执政合法性。而民众在仇外情绪支配下的义和团式激进行为，尤其是类似“临时起意”的事件，则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