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钓鱼岛背后的政治

　　一

　　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之后，中国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强硬的“组合拳”反制，既承受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希望借此摆脱长久以来的被动地位。

　　中国的目标并非抢回岛屿，而是从法理上抵制日本“国有化”政策，宣示主权，并派出舰只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试图形成“中日共管模式”，即中日双方都在该地区巡航，以防止对方登岛和开发，从而维持有主权争议的事实。

　　这将侵蚀日本四十多年的实际控制，假如日本不接受这种结果而动用自卫队驱逐中国船只，那将可以被解释为单方面挑起军事冲突，显然，做出这个决定要承担无法预测的严重后果，拥有局部海战优势的日本没有把握赢得全面战争。

　　中国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吓阻日本做出让步。但日本不应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的表演，而试探中国人的意志，因为中国没有为自己准备退路。甚至，日本也不应用《美日安保条约》为自己壮胆，因为中国做出反应前已经考虑并接受了这个因素。

　　野田认为“国有化”政策是出于稳定中日关系的大局而做出的决策。这种试图释放善意的解释很有市场，但日益动荡的日本政坛难以赢得外界信任。按照日本的计划，“国有化”后要逐步推进“活用化”、“有人化”、“驻军化”，这种步步为营的“切香肠”手段，势必引起中国警惕，从一开始就反击。

　　在“石原购岛”过程中，日本国民的踊跃、媒体的热情、国会立法和谴责中国，表明日本举国上下多数人都认为钓鱼岛主权没有争议。野田是在7月7日全面侵华纪念日这一天宣布“国有化”计划，并在9？18纪念日前夕具体实施，即中国领导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当面告诫野田“不要做出错误决定”一天之后。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某种战略藐视，刺激了中国受辱的历史记忆。

　　这种战略藐视源于一种侥幸心理：首先，日本认为中国为了珍惜崛起的机遇，将会被迫选择软弱的立场，降低冲突风险，即中国不会为钓鱼岛付出战略性代价；其次，认为“十八大”之前高层忙于权力安排而无暇对日本的行为做出有力反应；其三，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挟美自重。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的民主制度与战后改造，可以杜绝政治右翼化。事实上，不管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民意支持率都很低，双方政见也没有区别，完全同质化后失去制度约束。经济不振、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崛起等因素为日本右翼提供土壤。日本右翼也试图借助领土纠纷而扩军、强军。韩国总统李明博曾公开呼吁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

　　中国政府警告说，日本在钓鱼岛的做法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国做出这个判断，是试图孤立日本，因为中、韩、俄与日本的岛屿争端都与战后安排有关，而且这样更容易向西方世界解释钓鱼岛主权纠纷的历史真相，并提示美国需要承担责任。


　　二

　　从外部观察，中国强硬捍卫南海与钓鱼岛主权，被视为一种强权扩张，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表现，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但是，这种角度显然不能论证中国行为的合理性，即为了一些荒芜小岛而不惜打断国家崛起进程。

　　这其中的矛盾在于，从外部看，中国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结构与重塑地区秩序的能力，是潜在的强权威胁；但从内部看，中国民众的普遍心理，却是截然相反的弱国心态，即认为中国政府对外软弱。

　　因为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入侵与割地的羞辱，以及1949年后与美苏长期对抗时生成的不安全感，包括大使馆被炸、日本右翼挑衅等事件，让中国人始终沉浸在弱者角色，对主权的敏感与关心领土的热情，不仅仅是由政治宣传制造，而是“天朝大国”被羞辱的记忆挥之不去，历史上中国对邻国“以德报怨”的怀柔政策强化了这种感情。

　　因此，单纯将中国在捍卫主权上的表现视为共产党主导的强权扩张，是不公正的，因为历史渊源比中共更深的台湾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对钓鱼岛与南海的领土主张。这就涉及到了历史继承的正当性问题：大陆政权如果丢失国土，尤其是向曾侵略中国的日本出让一寸土地，那意味着政权失去合法性。

　　包括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经常忽视中国的这种内部压力，并过度从民族主义角度解读中国的行为，因为作为强者的西方对历史已经不敏感了。事实上，中国除了在主权问题上具有历史的敏感性外，也继承了儒家的天下主义思想，相比日本自始至终的相对民族封闭，中国则像美国一样具有开放性。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应该更能理解这种开放性，他应向美国社会解释，以避免美国将中国的强硬单纯地视为扩张和与美对抗。

　　中国几乎失控的抗日游行表明，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民意压力，而且，如果大陆政权因丢失领土而失败，动荡的秩序会制造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和专制的国家，这对全世界都不利。

　　衰退中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源头。但是，这一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政策调整，又因为奥巴马本人的犹豫与含糊而被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导。目前看来，希拉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为中国制造麻烦。

　　因此，中国最后不大愿意与希拉里对话，更多与五角大楼打交道，中国试图以更坦率、透明的方式向五角大楼表明，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地位的企图，而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军方的交往能够缓解紧张气氛，防止出现误判和冲突。

　　奥巴马政府的两大外交政策都面临战略性失败的可能：一是支持革命的中东政策导致反美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二是“重返亚洲”加剧地区动荡和秩序混乱，中日因钓鱼岛争端走到战争边缘，与美国“重返亚洲”不无关系。

　　中国对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并不排斥，但疑虑其真正目的是攻击而非防御；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也非对现实的判断，而是对中国能力的认知与意图的猜测。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源于美国疑虑，并加深了中国的怀疑，让双方脆弱的互信受到破坏并恶化。

　　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实行“门罗主义”，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降低是小布什政府忽略的结果，而非遭到中国主动排斥。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不要“G2”，也不要冷战。

　　中国的传统哲学不鼓励追求霸权与做出头鸟，封闭的疆域强化了领土上的保守性与思想上的天下主义，而历史上，日本作为岛国的生存危机感曾多次催生扩张主义。美国如误判中国意图而刺激中国走上与美对抗的道路，最终将会对美国不利，美国应该检讨和调整其对华政策，不致因短期的破坏而走上长期对立的歧路。

　　（注：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张立伟，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