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悅漢：毋忘香港「沉默的大多數」

香港部分政客煽動市民仇視中國，無人為大眾發聲，多元化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受挑戰。

謝悅漢，香港人，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曾任職《華僑日報》、《東方日報》、麗的電視、新加坡《聯合早報》，也曾任企業主管。


只是一個「國民教育科」問題，就可以炒作成為連日來報紙頭條和媒介焦點。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甚至在電視上大聲疾呼，要長期抗爭到底，甚至要設立監察小組，留意哪些學校會推行「國民教育科」，以後要圍剿這些學校。這運動並蔓延到大學校園，繫上黑絲帶，不准香港的學校有國民教育科目。

即使政府已宣布「國民教育科」的設立沒有「死線」，也由各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進行，但他們仍然強烈反對，堅持全港學校一定要參加他們的「反國民教育」行動，就好像文革一樣，要搞「人人過關」。 但這樣唯我獨尊的一元化思想，恰恰破壞了香港多元化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成為巨大的諷刺。

事件已變成一個政治運動。如果有些學校支持推行「國民教育」，就被扣上帽子，是政府施壓和中聯辦「西環治港」來臨。但問題是香港很多名重士林的學者，如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教授、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何濼生教授、港大著名的歷史學者陸人龍教授等，都起來支持國民教育設科，認為這是必然之義，而關鍵是教學的內容要由民間主導與決定，大家公開討論，避免報喜不報憂，避免偏頗。

但學術界的這些專業建議都被邊緣化，甚至被懷疑是被共產黨控制，主流媒體也不去採訪這些理性的聲音。其實陸人龍教授長期研究中共，一向對中共嚴厲批判，但他堅持黨與國分開，反共不能反華，恐共不能恐中，但在當前學運的狂潮中，容不下任何不同的聲音，而只有「唯我獨尊」的「洗腦說」。

香港是否已變成一個「多數人服從少數人」操縱的局面？例如佔領匯豐銀行底層經年的「反對華爾街金融霸權」運動，這些青年可以霸著別人的產業和地方，好像理所當然。

一個東涌老婆婆，在政黨擺布下，利用司法覆核制度，造成干擾和耽誤「港珠澳大橋」興建，結果是要納稅人多花八十八億港元，彌補工程拖延造成巨大損失。但誰來追究這樣的「公民行動」？

這次立法會選舉已經塵埃落定，最令人憂慮的，便是泛民派何俊仁領導下較為溫和的一派失守議席，令何俊仁黯然下台。

反而激進派的人民力量、社民連等席位有所增加，這些激進派議員終日炒作、叫囂、拉布、流會、擲蕉，爭取媒介和市民注意，令許多重大民生課題拖延，這是否香港人之福？

香港回歸十五年，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不加反減。雖然眼看中國國力日益強大，甚至日常生活用品都要依賴國內，經濟動力亦要依賴國內同胞自由行，香港產業空洞化，除了地產、金融、航運外，難以再列出其他產業可支持香港經濟持續發展。

一直受到西方政治文化滲透，香港人普遍認為西方的社會和政治取向都是好的，只有少數學者會知道，西方經濟運作、政治制度並不完美，否則美國經濟不會江河日下，歐元區部分國家如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瀕臨破產。

而香港一些政客卻利用中國一些不良事例，去煽動市民仇視中國，這是由於很多市民和學生不理解今日中國國情，對中國事物有疏離感。很可惜的是，香港市民很容易會忘記，在外國旅遊有意外時，是中國駐外機構提供援助；香港經濟低迷，中國政府以優惠政策扶持。

一些別有用心的媒體將中國一些不良事例誇大，就會令市民有反共、恐共和仇共心態。但仇共不能仇恨中國歷史和文化，更不能仇恨中國十三億人民。更積極的做法，是和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共同來推動中國的變革與進步。

其實香港大多數人都很清楚，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是愛之深，責之切。也因為這樣，香港才會有六四的百萬人上街，才會有每年不斷的幾萬人的六四燭光晚會，長期支持中國政治改革。

自由、人權、法治、平等，無疑是普世價值，香港過去多年的成功亦是基於這些核心價值，沒有人會質疑，要破壞這些核心價值。但這樣的價值認同不須以否定對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為代價，更不能走回頭路去歌頌殖民主義，在回歸紀念日高舉英國國旗。

這一次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最後被背後的政治力量劫持，變成非理性行為，而今次立法會選舉依然有大批激進泛民派人士入局，可以預見日後香港社會只會有更多非理性行為和運動出現。激進派更加專橫霸道，頤指氣使，以整治和羞辱香港官員為樂，更能爭取媒體報道。

很可惜的是，這是部分香港人所作的選擇，日後就要接受事實和後果，社會終日所見的，無非就是激進行為在議會經常出現，街頭上更多遊行示威，對於涉及民生的重大課題則視若無睹。

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不能落後於人，政府弱勢無能，無法以理性闡釋。香港人是中國人，中國強大是與自己息息相關，因而香港對中國歷史和國情要有所了解和掌握，方不為人誤導。

香港是不能終日折騰而不前進，社會分裂而令人難以和諧共處，香港付不起這個沉重代價。但在喧嘩的不理性的聲音中，誰來為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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