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一極的多元試錯經驗
蕭功秦表示，重慶模式是中間偏左，政府參與力度大一些，社會力量小一些，廣東模式是中間偏右，社會組織發展多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大一些，這種不同的嘗試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要走出困境，絕對不能單靠領導人在辦公室裡制定方略與設計，而是應容許地方與民間有更多嘗試的空間。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比中國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試錯機制比中國發達256倍，因為日本由256個小的自主共同體構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試錯選擇只決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個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鹹豐皇帝、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最後是攝政王，可以說，近代中國是一元試錯，日本是多元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肯定重慶模式的探索。決不能因為薄熙來事件，而給地方當政者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地方嘗試就是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似乎回到大一統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實，最高當政者應該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嘗試的。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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