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另一種態度看中國

錢穆用溫情看中國，我們能否在官方傲慢和民間焦躁間，尋找理解中國的新態度？

華盛頓真是一團糟，這個國家正不可避免的衰落。我的美國朋友不斷表達他們的挫敗感。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這樣熱愛談論自己的衰落。半個世紀來，它害怕自己趕不上蘇聯的人造衛星，擔心日本的經濟奇蹟，而現在它覺得中國人趕上來了。

我怎麼也看不出這國家怎麼會衰落？矽谷（硅谷）與好萊塢在這裏，哈佛與斯坦福（史丹福）在這裏，《紐約時報》與國會圖書館在這裏，它們不僅代表著過往的「美國世紀」，也通向未來。我該怎樣勸說我這悲觀的朋友，是的，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貪得無厭，華盛頓的政客們相互對立，但你不需要重建整個政治制度，不用擔心經濟放緩後的社會騷動，而且你們還能公開爭辯一切，用選票來催促政治人物做出改變。

而你們憂慮的奮起直上的中國則面臨著要重建整套制度的挑戰，倘若這轉變不夠順利，它必然也伴隨著整體性的動盪。而這一切憂慮，只能在沉默中、或是情緒式的隻言片語中表達，因為不能被公開的、系統性的討論，這危機化作了更令人沮喪甚至絕望的陰影，它不激起人們的鬥志，而鼓勵人們逃離。當你在談論癱瘓的華盛頓時，北京才陷入了真正的癱瘓，從政治參與渠道、二環路上的交通狀況、到人們皮膚上的毛孔，它們都處於某種堵塞狀態。你說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貪婪，倘若你打開中國官員們的資產清單，你會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掠奪。是的，世界曾讚嘆過中國極權的效率，修建一條鐵路、一片廠房、興起一個城市，似乎都在轉瞬間完成，但極權的浪費、敗壞卻被暫時遮掩了。如今這內部的敗壞因常年的遮蔽而更為發酵，它導致了深深的潰敗。倘若一個國家沒有獨立的學術系統，沒有推崇創新的商業環境，沒有對公泷負責的政治制度，沒有值得信賴的知識與精神領袖，沒有揭露弊端的新聞媒體，它的發展怎麼可能持續？

在向我的朋友列舉了這麼多的中國困境後，我陷入了一陣虛空。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當我談起中國時，似乎常陷入莫名的激動。我的陳述中，有著下意識的悲觀論調，似乎唯有揭露、詛咒這個中國，才可能描述它、幫助它，似乎因為在現實中深深的無力，才導致在言辭上的過分激烈。

我多少感覺到，悲觀主義是一種特別的誘惑。它有一種情感上的優越——我深思熟慮、未雨綢繆。卻可能標誌著智力上的懶惰，列舉困境總是容易的，想像另一種可能則充滿難度。

每個國家都會遭遇它的轉折時刻，它帶來未知的恐懼，也可能激發起特別的熱情與創造力。我還記得，一直到五六年前，我還熱情洋溢地談論著中國的興起，它代表著歷史的新動力、世界的未來。在這情緒背後，是我試圖分享大國榮耀的個人虛榮。而在過去幾年中，我又成了一名尖銳的批評者，意識到這種批評才是一個嚴肅作家的職責所在。但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被某種批評情緒所裹脅，陷入了一種單調的思維與情感中。因為不斷的重複，批評變成了令人厭倦的姿態，它也遮蔽了我對這個國家的深入理解。中國不僅代表著糾纏在一起、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困境，也代表著對個人理解力與創造力的激發與挑戰，它需要一種深刻介入的熱情與耐心。沒有這種熱忱與耐心，你的批評是淺薄與碎片式的，你的參與是短暫與淺薄的，你的離去與躲避則只能帶來人生更多的無力感。

在中國陷入最深的危機時，錢穆用「溫情和敬意」的態度描述中國的過去與現在。而此刻的我們呢？我們能否在傲慢、浮誇與愚蠢的官方語言，與亢奮、焦躁、嘲諷的民間情緒之間，尋找一種新的理解中國的態度，唯有這種描述與思考方式，可能讓我們尋找到各種問題的內在邏輯，並且有耐心來面對這些困境。在這樣的態度中，你會發現中國的另一面，它是一個等待著重新發現、整理與建設的巨大實驗場，它能給幾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奮鬥的歷史舞台，它能激發起對人生與世界的重新思考。

在悲觀、厭倦與逃離盛行的此刻中國社會，我們常忘記了這充滿希望與挑戰的另一面。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