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是否正當

《新史記》于鵬飛　杜鵑

被打成“林彪集團成員”的王維國的王大章回憶說：庭審中，法庭向父親出示了一個鄭長華的書證，鄭說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教導隊。所以王維國的罪名之一就是“秘密組建了反革命政變的武裝力量‘教導隊’”。

我父親很氣憤，向法庭提出“你們把鄭長華叫來，我跟他當面對質！他到底知道不知道！？”結果法官講，法庭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我父親說軍黨委討論組建教導隊有個會議紀要，他要求當場對證，法庭卻不予理睬。

那麼，法庭真的只是“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作證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由馬克昌主編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一書，集中了當年幾個辯護律師的回憶，其中第八章節“庭審江騰蛟及其律師的辯護”披露：

1980年11月25日下午對江騰蛟第一次開庭時李偉信出庭作證；

11月26日下午第二次開庭時，原廣州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同舟到庭作證；

11月27日下午第三次開庭時，原空軍黨辦副主任劉世英、原司辦處長朱鐵笙、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均到庭作證。（P.161）

《刑事訴訟法》是規範審判程序的，證人出庭率低，直接影響對案件的公正審判。王維國受審時，法庭出示同案犯供詞13次、講話記錄7次、證言22次（《材料匯編》P.73-P.86），證人無一出庭。法庭偷梁換柱，跳過質證程序，剝奪了王維國為自己辯護和公平訴訟的權利。

陳倫和還保留了一張（1981）法傳字第4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事法庭傳票”——

【被傳人陳倫和，性別男，年齡36

單位或住址公安部秦城看守所

被傳事由出庭作證

應到時間1981.1.8.

應到地點空軍軍事法院審判庭】

上述事實證明“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是法庭的謊言。法律為這種政治權力的運作提供了一種貌似公正的、合乎理性的方式，通過法律的統治是一種隱蔽的統治，所以法庭敢於任意踐踏法律。

執法違法是職業的墮落，比別的墮落更加可怕。思想家托馬斯·潘恩說過：“一個人已經墮落到宣揚他所不信奉的東西，那麼，他已經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一旦缺失了程序過程的公平與客觀，就為一切司法任性和專橫埋下了種子。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是指與案件結局無利害關係，獨立的、中立的訴訟主體。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和證人作證證據的質量，充分發揮其對刑事案件審判的制約和體現公正的功能，絕對有利於提高刑事審判的公正性和效率；否則，審判程序的不合法必將導致判決的不合法。

以鄭長華為例，刑訴法第48條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鄭長華有協查案情的義務，他卻把成立教導隊一事推得乾乾淨淨。其實只要問問蔣、襲二人，鄭的假話就不攻自破，難道鄭就敢睜著眼睛說瞎話嗎？難道專案組就這樣傻嗎？難道法庭就沒有一點常識嗎？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就斷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線的地方才休止。”法庭濫用權力，不讓證人出庭，教導隊被中央文件定為林立果反革命政變的準備力量，參與組建教導隊的鄭長華僅僅落了個降級使用，王維國倒有“參與策動武裝叛亂”的罪行，這樣判案依據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當年王維國就已經質疑這場審判是否正當——“在辯護中提出他的行為是《刑法》實施以前的的行為，按照《刑法》第九條的規定，應按當時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處理，不適用《刑法》。”（《材料匯編》P.122-P.123）公訴人當即予以辯駁並當庭援引了刑法第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該條款系關於刑法的“溯及力”，體現的是“從舊從輕原則”。

關於溯及力，法律界基本上有四種理論：1.從舊原則，即在舊法生效期間內發生的行為，無論新法是否認為是違法行為以及處罰的輕重如何，一律依照舊法定罪量刑，是絕對否定刑法的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在新法生效之前作出且仍未經過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根據新法處理，是絕對肯定刑法的溯及力。3.從舊從輕原則，即原則上依據行為發生時的法律處理，但若新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時，則適用新法。4.從新從優原則，即原則上依據審判時的法律處理，但若舊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時，則適用舊法。

上述第3條的“從舊從輕原則”，是基於“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即“有利被告”這一內核。現代法理認為：刑法對它頒行前的任何行為均不發生效力，是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堅持刑法無溯及既往的效力，其目的在於使人們免遭“不測之罪刑”。“不溯及既往原則”派生自“罪刑法定原則”，是確立現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

當年究竟該用哪個法律去審？《知情者說之三——歷史關鍵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肖思科著）以及《黨史文苑》萬強的文章，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經過。我國第一部《刑法》頒佈於1979年，晚於“913”事件8年。如果“從舊”，審判將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林、江也不屬於犯罪；如果“從輕”，則更不應予以審判。

令人扼腕的是，我國刑法“較利於行為人”的“從舊從輕原則”在當時只是一句空話，決定審判本身就是“從新原則”的體現，用新法溯及舊案、算舊賬，是“疑罪從有”，目的就是要“不利於行為人”，是一場“不測之罪刑”。這樣的法制，豈非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如果是溯及舊案，是否對《刑法》頒佈之前國內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溯及了，還是只溯及了林彪、江青集團兩案？

“913”以後許世友說：南空不是死黨就是“516”!

“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興，然而在一黨體制下，法律成了皇帝的新衣。一招“金蟬脫殼”，巧借舉國對“四人幫”之民憤、林彪外逃之謎案；繼而“李代桃僵”，轉移“文革”罪責，表面上是保毛和周，實則把他們和執政黨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再搞“瞞天過海”，平息了民怨，保住了政體，給後人留下了“文革”十年是神與魔鬼結盟共舞的荒誕史話，以法律方式解決黨內路線之爭，是建黨、建國以來的一大發明，審判是變相的黨內殘酷打擊，是一場政治災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繼續，已經成了中國法制歷史上極為不光彩的一頁。

顧訓中在“軍政關係”一文中提到朱永嘉講，“許世友當時在處理空4軍幹部問題的時候，將所有原來空4軍的高級幹部都趕光，另外自己派人”；“毛主席要王洪文在上海處理空4軍的問題，到浙江去處理空5軍的問題。這兩個軍都是與小艦隊密切相關的重點區域。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面，許世友是一刀切，統統下去”；“那時的清查工作都是南京軍區在主管，空軍司令部門已經靠邊了，上面管不了了。在這個狀況下，許世友就把他們的人往裏面插。”

那時的南空，在受到“四人幫”直接打壓的同時也被南京軍區“釜底抽薪”，痛打落水狗，可謂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曹老也回憶說，許世友一直想抓南空，沒抓到，“913”以後許世友可抓到了，他指示學習班說：你們搞吧，錯不了！南空不是死黨就是“516”!在高壓和逼供信手段下，南空被迫承認知道兩謀的人竟達二三十人，一片紅色恐怖！（《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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