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

他的書被中共當局列為要嚴加管理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爲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爲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

《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

《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近50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坦承,最開始,是在網上看見有些人寫的黨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覺得論點和論據大有可議,於是跟帖質疑、討論。慢慢地,在辯論中激起了興趣,一發而不可收了——那 時,他的網名叫“簑笠翁”。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2012年6月30日,《新史記》記者撥通了電話,對司馬清揚進行專訪。



《新發現的周恩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明鏡出版社)


我的書被當局列為要嚴加管理

新史記:司馬清揚先生,您是從什麼時候、由於什麼契機,對林彪和周恩來問題發生興趣的?

司馬清揚:我來自農村,爸爸媽媽都在農村。在國內讀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到美國來讀有機化學的博士。在美國的工作都是科技方面的,基本上與文科不搭界——在國內時,考歷史、政治,我都是不及格的(笑)。

2003 年、2004年左右,在海外中文網站上,我讀到溫相的文章,覺得他講的有些內容不合乎邏輯,就去反駁他。反駁過程中,我查資料,對黨史尤其是林彪問題也就 慢慢發生興趣、積攢了一些資料。後來我回中國或者旅行時,每次都採訪一些人、結識一些人,又認識了丁凱文、汝信、何蜀這些人,也認識了舒雲。其中尤其是澳 大利亞來自台灣的學者孫萬國(莫納什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教授——編者注)對我幫助很大。

我覺得,應把過去歷史寫錯了的,正過來;把人們認為是正的歷史,翻過去——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先與歐陽龍門寫了關於周恩來的書,又跟丁凱文合作寫了林彪的書,最後獨自寫了周恩來與林彪對比的書。有了前兩本書,寫這第三本就比較容易了。

新史記:我們看到您的書中列出了大量的註解,一一標明資料來源。您是怎麽弄到這些資料的呢?除了標出的這些,您是否還有不便列出的獨家第一手資料來源?

司馬清揚:對,我盡可能註明了資料來源。多是我去哈佛大學、去柏克萊大學等查到的。我住的地方離柏克萊不太遠,柏克萊關於“文革”的資料蠻多的。

有一些是獨家通過某些比較特殊的渠道獲得的資料。比如我引用過部隊的一種內部文件叫《工作通訊》,寫林彪時用得很多,寫周恩來時也用上了。這是軍隊發到師或團以上單位的,他們內部出了一套書,我搞到了這套書。

2012年5月29日,中央有關單位又發了一個通知,列出了要求各地嚴加管理、加強注意的書目,上面又有我和我的書籍的名字---值得指出來的是,我寫的有關林彪的書籍並不包括在此通知內。顯然國內對於林彪的討論已經相對寬鬆,周恩來的研究尚屬外人不能涉入的“禁區”。


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背景

新史記:您作爲研究者,是否採訪了很多黨史知情人?例如,“913”當晚在場的林彪女兒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張清林?

司馬清揚:沒有見到。說實話,我也不覺得見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新史記: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司馬清揚:因為……林豆豆從個人身份、精神狀態、情感傾向上來看,使她透露出來的信息,有一種強烈的個人因素在內。所以照我個人看法,可信度不是特別高。所以我一直沒有去找他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

新史記:這就牽涉到一個大問題了:您是根據什麼,判斷資料的真偽來決定取捨?

司 馬清揚:拿到一份資料,怎麼判斷它可信不可信?有些東西很好判斷,根據史實、考證,以及根據邏輯,就足以推斷。例如,林豆豆說,賀龍死了之後,林彪大哭了 一場。以賀龍和林彪的關係,他是不會為賀龍的死而大哭的。最開始代表毛澤東出來整賀龍的,就是林彪出面;在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上宣佈賀龍罪 行,傳達毛主席說的賀龍這個人“靠不住”,“他會造反”等等。他怎麼會為賀龍哭呢?

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去找 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要他寫一個關於賀龍沒有犯過原來被指責的錯誤的證明。其實,從法律等各個角度來看,以廖漢生與賀龍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應該要他 來寫,他當這種證人,沒有公信力。同樣的道理,從歷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像林豆豆作為當事人的親屬,對她講述的情況要更加審慎地核查。

國 內出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儘管動用了好多人力、好長時間去編寫,但是中間還是有好多錯誤。例如,《周恩來傳》中說,周恩來和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 “文革”不滿,在杭州會議上,當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試探問起彭真的事,周、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高文謙的書裏也這麼講。其實這根本是沒有的事:鄧小 平沒有參加杭州會議,他到西北去了。將許多人講的時間、地點一聯繫、一對照,就能判斷很多事情的真假。

我一直認為,黨史是很有邏輯性的學科,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生——需要邏輯嚴密麼。寫史要注意兩點,第一是轉述別人的話,千萬不能跟自己的分析、推測混為一談;第二,一定要註明資料來源:任何一個說法、一個邏輯判斷,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不能閉門造車。
寫黨史,我從來不認為要“十年磨一劍”——十年寫一本書。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我這幾本書,都是八九個月就寫成了。(《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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