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和一群不到30歲的人討論中國經濟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2）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二、1980年代

　　陳：您為何選擇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業經濟研究所？

　　朱：回憶起來有兩個主要因素：其一，經歷了文革10年，對於中國社會有了非常實際的瞭解。我是個注重實踐的人，相信中國需要現代化，而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工業經濟與工業化關係緊密。其二，工業經濟研究所成立於1978年4月，生機勃勃。例如，所長馬洪曾經是高崗反黨集團五虎上將之一，此人的能量很大，他是1920年前後出生，當時也不過60歲左右。副所長蔣一葦、黨組書記陸斐文都是有資歷的傳奇人物。朱鎔基也是工經所的。他們都參加過1950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對中國的工業和國民經濟有豐富經驗和實感。

從左至右：1984年1月下旬黃江南、朱嘉明、王岐山在杭州。

陳：有您在內的“改革四君子”上書，是否是您直接參與改革的契機？

　　朱：我參與經濟改革首先是因為馬洪。1979年，國務院組織了四個小組，著手經濟改革的研究和設計，其中的一個小組是“經濟結構組”，我參加了。由此，我開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見。

　　至1980年，中國長期積累的各類國民經濟問題全面顯現。人們在如何面對“改革”和“調整”的關係上頗有分歧。這年秋冬，我試著用當時所學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在“經濟結構組”領悟的結構分析方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語言去分析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形成了一篇很長的東西。在寫作過程中，與同班的黃江南多次討論。黃江南在經濟問題上有很多創見，他是中國第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提出了實際上和科爾奈(János Kornai)相同的短缺經濟學。而我們那篇東西的本質，就是建立在短缺經濟學理論上。但是，黃江南的弱點是動筆不勤快，不能將自己的想法變成最終產品。又因為這篇大文章涉及中國的農業問題，黃江南建議找翁永曦。

　　1970年代末，翁永曦回到北京，先在《農民報》，後遇到中國農業經濟改革的重要人物杜潤生這個伯樂，被調進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翁永曦除了熟悉農業、農村和農民之外，還有歷史大視野，曾經提出過“中國百年復興”設想，很為胡耀邦賞識。有了翁永曦的加入，這篇文章進一步充實。之後，因為林春或者李銀河的建議，又結識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民國研究室工作的王岐山。此時，我們四人的領域包括了工業、農業、歷史和國際關係。“改革四君子”的組合就是這樣。最後定稿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調整的若干看法”。

　　陳：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什麽？為經濟決策的領導人接受嗎？

　　朱：這篇文章的思想其實很簡單：1980年前後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實體經濟和經濟制度的雙重問題。我們用“結構性經濟危機”概括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認為這是長期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進而分析了“結構性經濟危機”的機制，得出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問題是社會總需求全面超過總供給，能源供給不足和財政收入低下是那時國民經濟最突出的薄弱環節。因此，需要通過政府干預，刺激短線部門發展，實行有限的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避免蕭條，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貨膨脹，調整人民幣匯率以擴大出口。

　　這篇文章得到了姚依林、陳雲和趙紫陽的支持。趙在中南海接見我們時，開門見山地說：作為共和國總理，和不到30歲的年輕人討論國民經濟，這是第一次。陳雲在不久後的中央一次會議上，也公開肯定了我們的對策思路。此外，王岐山向他岳父姚依林做了匯報，姚也當面仔細聽取了我們的說明。

　　我們四人是盡可能的低姿態，但是，因為文章在《紅旗》雜誌內部文稿和其他內參的發表，在北京的影響很快擴散。不知是誰開始稱我們“改革四君子”，當然，還有人稱我們是“工業黨”，以區別陳一諮發起的“農村發展組”的“農民黨”。

　　王：當時陳雲、鄧小平和趙紫陽，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一致嗎？

　　朱：在1980年代後期，陳雲和姚依林在改革問題是跟不上歷史的，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比較，趨於保守甚至僵化。但1980年代初期，在“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上，陳雲、姚依林、鄧小平和趙紫陽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分歧。那時，就對國民經濟的熟悉程度來說，幾乎沒人超過陳雲和姚依林；鄧力群也是為經濟改革搖旗吶喊的，而且全力支持陳一諮的“農村發展組”。

至於趙紫陽，是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特例，他有過廣東、內蒙和四川的諸侯或者封疆大吏的經歷，不僅懂得農業、工業、對外經濟，而且有改革意識。趙到了四川之後，除了農業，就是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我們對趙紫陽的最大印象，包括他超常的記憶、理解和學習能力。

　　趙紫陽在中南海接見我們的時候，才入主國務院不久。我記得，就在我們和趙紫陽見面不久，趙就帶著翁永曦視察山東。後來，趙還帶過其他年輕人陪他視察，似乎王小強次數多一些，還有華生、周其仁。

　　在這裡，我不得不提到趙紫陽的兩個秘書，一個是人們熟知的鮑彤，還有一個是李湘魯。李湘魯是我們同代人。鮑彤和李湘魯都是才思敏捷，他們不斷地幫助趙紫陽發現新思想和新人才。

　　錢永祥(以下簡稱“錢”)：是否可以說，在1980年代，你們這批年輕人在那麽短的時間內脫穎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於趙紫陽，以及像鮑彤這樣在趙紫陽身邊的“近臣”？

　　朱：我同意這個判斷。趙紫陽和青年人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獨特現象，很可能是絕響。其次，還需要注意到歷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開始，人才短缺，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有著強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識。他們身體力行地破除血統論的影響，不再以家庭出身作為提拔標準。而我們這些學經濟的青年人，確實得到了更多機會和更大舞台。

　　1984年9月，青年一代的經濟學者在浙江省召開了對中國改革歷史有深遠影響的莫幹山會議，對經濟改革和開放中的基本問題不僅做了戰略思考，而且系統提出政策性建議，標誌著我們這代青年人整體正式走上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舞台。後來，以青年人為主體，建立了“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三所一會”的主要成員來自中國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農家子弟。

　　陳：您為何會去河南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

　　朱：那是陰差陽錯。1984年前後，我因為關心中國能源問題，多次到河南瞭解中原油田問題。由此結識了在河南省委書記處工作的王忠林。在王的引見下，我得以向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劉傑報告我對中原油田和河南經濟發展的看法。劉傑又安排我見了省長何竹康。

　　陳：這段時期，您在學術上有哪些進展？

　　朱：1980年代，是我學術上有很大收獲的時期。我的寫作處於巔峰狀態，幾乎每週都能完成有一定質量的文章。自1984年至1988年，還出版了《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現實與選擇》和《論非均衡增長》等著作。其中，《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是：國民經濟不僅僅是一個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所說的“比例”和“速度”的問題，而是存在著其物質構造(或結構)問題；因此，只有研究國民經濟構造本身，才可能較為深化地研究經濟制度和機制，及其運動和發展。錢學森很肯定這本書的學術方法，為此專門寫信給我。（《中國密報》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