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薄熙来提出的三个挑战

——一谈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局


   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很有戏剧性。因此，舆论似乎也很有剧场效果：台上的表演，也就是官方宣传所定的调子，开始得到台下一些看客的应和，据他们说，新的改革高潮就要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好戏连台的刺激，同时却帷幕重重看不大真切，观众因此更见浮躁，非理性的喧哗往往更能主导人们的情绪。我更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但决不敢说“旁观者清”，只能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与有心认真讨论问题的朋友相互切磋。

    在我看来，要理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还得从薄熙来事件说起；而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治至少提出了三个挑战，中共十八大对此却一个也没有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是不及格的。

    这三个挑战可以概括为：第一，关于权力来源的挑战；第二，关于权力目的的挑战；第三，关于权力行为的挑战。都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直指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要害。能不能回应这些挑战（还不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政局的下一步发展。本文讨论第一个挑战，后面的系列短文将陆续展开相关看法。


“怎么是你？”薄熙来挑战现行权力规矩

    十几年前北京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当时的“今上”江泽民教“小木匠”李瑞环学英语。江主席从最基本的教起：How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是你？”江主席摇摇头，再来一句：How old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也会，“怎么老是你？”

    不知道薄熙来是不是听说过这个笑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和（在任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最能体味其中的笑点。谁都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折腾，一个基本目标是想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当然，也有人说他想当总书记。其实，不管是想进常委还是想当总书记，这在政治学上的涵义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薄熙来对于在中共十七大上所形成的未来权力格局不满意，也就是对那个时候正潜在成型的十八大权力格局不甘心，而要争取他自己的地位。许多人在这之中看到的是权力之争，这没有错；但是，看深一层，应该说这是他对于现行制度下那种权力分配的规则不满。

    现行制度有一套谁谁来干某某职位的规则，至少是“潜规则”。按照那一套规则，十八大上谁当总书记，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就已经很明确了；而届时谁有较大的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是相当有谱了。在那个“谱”之中，薄熙来相对是希望比较渺茫的。可是，薄熙来不认这个帐，他对自己可能难以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这个前景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借助“打黑”、后来包括“唱红”，继而还有其他的社会经济项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到2011年底，这个态势发展到，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薄熙来排除在外。那些分析家在数算下届领导层人头的时候，都觉得薄熙来进入常委的可能性极高，或者当常务副总理，或者当政法委书记。这样，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至少在舆论的预期之中，薄熙来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十七大后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变成了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这场权力竞赛的领跑者之一。


谁来决定何人拥有政治权力？

    如果单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薄熙来pk 汪洋之类的情节推演，是张三还是李四上去其实对整个政局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两层涵义，我觉得需要着重指出并讨论。

    首先一层涵义，在于薄熙来是靠什么手段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赛场上的处境的。如果他有密室政治的运作，搞了一些阴谋诡计，那不奇怪，其实民主政治下也有这些东西，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也不缺少这些东西。可是，民主政治下，这些东西最后要经过体现在选票之中的民意认可，权力才具备合法性。薄熙来当然并没有得到选票的认可，但是他采取了诉诸舆论、诉诸民意（也许是被塑造的民意，但毕竟不是单纯的上意）、诉诸政绩等手段，否则他不必在重庆那么折腾，悄悄地跑跑北京或者上海就可以了嘛。这些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手段，究竟对于薄熙来有多么重要，我们不知道，但是薄熙来无疑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的。这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上意决定一切。尤其是在谁应该掌握权力、谁应该处在权力等级制之中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薄熙来挑战了党国既有的规矩。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所谓民主制度，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定义，就是政治家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来决定谁能占据那些最为重要的权力位置。这个定义当然受到了一些批评，当代政治发展也已经把民主政治的内容扩展到超出了这一点。但是，批评者也仅仅是说这样的民主是不够的，是所谓“最低限度的民主”（minimum democracy）；当代民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所以，从制度上来说，民主政治之区别于非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还在于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条，也就是自下而上地决定何人掌权。我没有说薄熙来在搞民主；我强调的是，谁来决定何人掌握政治权力，这是区分不同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做法，打破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规矩，形成了对于现行制度的权力规则的挑战。


精英“内部分赃共识”的破裂

    应该指出，在现行中国的权力游戏中，所谓“上意”，并不仅仅是权力最顶峰的那一个人的意志，而事实上往往是权力精英作为统治中国的上层集团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意志。准确地说，是这个上层集团内部争斗、谈判、折冲、平衡的某种共识。在权力安排这个问题上，根据权力等级制中的不同位置，这个上层集团的边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决定谁是下一任或下下一任的总书记这个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可能很小；而在决定谁可以成为某市市长这样的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的范围，和决定总书记的那个“集团”相比，可能就很大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宽泛的上层集团就是政治精英——“精英”这个词，我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雷托（Pareto）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大体相当于统治集团的意思。

    薄熙来通过他在重庆的作为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争中的位势，除了挑战现行权力规则之外，还有第二层重大的政治涵义：这标志着中国精英在1989年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共识”与权力“共识”破裂了。政治共识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薄熙来事件在这个方面的意义我在本系列“二谈”一文中会讨论。这里只讨论有关权力共识的问题。1989年之后，为了党国的稳定，精英们逐步形成了某种可以叫作“内部分赃”的共识。这就是说：你通过我们内部的潜规则来争权夺利，可以；吹牛拍马也好，结帮联姻也好，拿钱来买也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到社会上搞去，不要试图借助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宣泄你的不满、争取你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知道你升不了官不高兴，那你在我们内部想办法嘛，走谁谁的路子，给谁谁进贡，甚至背后给你认为是敌手的谁谁下绊子，这都是潜规则所允许的。但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打破了这个规矩。我不是说薄熙来没有按内部潜规则搞那一套。恰恰相反，和其他人一样，他搞了，可能搞了不少。问题在于，只搞这个东西，薄熙来感觉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或想得到的利益。为了争取自己的优势，他就多搞了一手，就是重庆的种种折腾。这个就搞到圈子外面去了。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导致了借助社会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分赃地位，这个“内部分赃”的权力共识就被打破了。


权力欲望的制度化与政治体制的癌化

    其实，不仅薄熙来一个人在破坏“后八九精英内部分赃”这个共识。温家宝面向社会舆论关于政治改革的喊话，也具有这种破坏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是，温家宝的不满，更准确地说是担心，可能更多地不是着眼当前利益，而是着眼自己的身后安危和历史定位，这个他在精英内部的分赃中难以获得——按照这套潜规则，只有第一把手可以在分赃中获得某种历史定位，比如把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写进党章。温家宝也没有足够的人事权力来为自己安排下台之后的看家人，而李鹏当年却有这个权力。于是温转向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当然，温的诉求内容和薄熙来差别很大，这个我也会在后文讨论。在更低一些的层级上，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那些官员借助其他手段发泄不满或者实现愿望，包括找人砍杀官场对手这种做法，这些年并不少见。

    精英内部对于“内部分赃共识”的不满日益增长，一个原因固然是官员们种种欲望的贪婪增长，但是，在这种所谓人性的弱点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一个制度因素是政治权力对于财富的垄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这意味着官场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是收益或成本非常巨大的。这个“垄断”的形式，当然与非市场制度时候的那种垄断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还称之为“垄断”呢？这需要想象一下，如果要在中国经商成为大富，而又完全没有官场身份甚至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不大可能，那就说明官场、也就是政治权力场，具有超出政治本身的巨大能量，可以把商场涵盖进去。甚至你要成为当红歌星，试想没有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在政治权力仍然涵盖几乎一切的意义上，它还是垄断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就不光简单地是一个谁做什么官位的问题了，背后的利益是全方位的、巨大的。这样，欲望和贪婪就被制度化了。

    再一个制度因素，是精英内部权力、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不公平，这是近年来大家比较注意到了的一个大问题，“二谈”也将讨论。大家容易忽略的是，就是在同为统治精英的这个阶层的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这还主要不是大官与小官之间的不公平。按那个制度，官大就什么都大，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部接受了的“公平”原则。问题在于，你凭什么官大？舆论推测薄熙来可能不服习近平，温家宝也可能不服胡锦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同僚也好、下级也好，在中国官场上，由于没有某种公平竞争的方法，其实都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不服别人“凭什么”他就比我官大。当然也有一些官场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年龄划线，比如提升要看资历，还有什么多地、多部门任职等等。但是，由于这些办法不是与职位的内在要求直接联系的，结果反而搞出更多可笑的官场作为，包括假报年龄等等，从简历看有的官员十二三岁就参加工作了。如果提升主要看资历，那我就早早起步嘛，于是各种不正当手段的竞争从高位蔓延到低位，延展到那些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这就好比癌症的扩散，整个体制都癌化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场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官场掌握最大资源的情况下。薄熙来的重庆作为，实际上提出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大家的权力来源，政治的合法性，谁应该坐什么位置等这些问题，光按现在这一套是解决不了的。民众不满意，官场精英也不满意；这些不满意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发展到薄熙来事件，就标志着，连以个位数计算的那个寡头小圈子的问题，在这套体制下也不是内部分赃就可以解决的了，这才是为什么薄熙来事件震撼了中国政治。

  
    吴国光，《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