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王立軍叛逃美國使館，戳破重慶模式的光環。
王立軍叛逃美國使館，難免不讓人聯想起四十年前林彪出逃的９１３事件。對當代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個事件不僅在政治上也在思想上影響巨大。它動搖了幾代人的信仰，毛的神話和文革路線開始崩解。今天，政治社會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使得王立軍事件不具有當年那樣整體性的後果，但其對當代國人的思想、對中國的思潮走向肯定還是具有重大影響的。
不安全的重慶模式
談王立軍就不能不談重慶模式。不管我們如何歸納重慶模式（經驗），其要點不外乎１）靠打黑給民眾以安全感，２）推動民生，「五個重慶」的建設，政策適當向社會中下層傾斜，３）以唱紅為標誌，強力進行道德及思想觀念文化整合，４）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都借助權力的強力介入。
然而現在，作為參與創造這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是在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是最不信重慶模式的；重慶從根本上講是不安全的。重慶的安全只對那些甘當順民、且不會與上級有利益衝突、對領導沒有威脅的人來講才存在，否則，重慶就是危險的。事實上，李莊案時人們對重慶的質疑說到底就是這一點。
當公民與主政者、下級與更大的權勢者的意志與利益有衝突的時候，法律還能否提供保證公民甚至是劉少奇那樣一個國家主席的基本權利，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文革後幾十年圍繞中國法治建設的爭論的核心。打黑沒有錯，但不講法律就是只能是黑打，雖可帶來暫時的效果，卻因對法治精神的破壞而最終無法建設一個真正公正的社會，無法讓公民甚至打黑者本身的權益得到保障。
「唱紅」後面的黑
唱紅，在這個畸形市場經濟、價值壞頹的時代，薄熙來本意或許要利用人們對革命時代那種純樸理想主義的懷舊，鼓吹集體主義，重塑某種社會風尚，通過強化人們對體制的認同來強化對其作為紅色元老子弟的執政合法性的認可。
作為與「黑」的對立面的「紅」，代表正統、革命理想、犧牲奉獻，代表道德純潔、昂揚的精神……但，在薄熙來高誦雷鋒之歌的背後究竟是些什麼，許多文革的過來人其實並不那麼幼稚——國內某大學的老師就跟筆者開玩笑地說：唱紅就是自己兒子去牛津、哈佛，讓走不了的百姓兒子在家唱革命歌曲。
只是，這種事實上的反差，這次通過王立軍之口（「薄熙來是偽君子」，「黨內最大的野心家」「不擇手段」「貪污」等等） 向世人再一次捅破：唱紅的始作俑者其實也並不見得那麼「紅」，甚至很可能很「黑」，與其反目是需要跑到外地、外國才可能保命的。且不論現在報道出來的王的這些話是否有誤，但王的行動本身至少已說明這後一點。
民族主義與新老左派
重慶模式這幾年得到許多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憤青的追捧，更得到新老左派的極力讚揚。此次事件，對些涉世不深、對文革缺乏了解、對重慶模式抱浪漫想像的年輕人肯定是個相當大的衝擊，不過，震撼過後，接下來的思考肯定會有助於他們更好地認識今日中國，探索明日中國應走的道路。
在毛式的老左派眼裏，重慶是革命傳統的燈塔，社會正義之地，反西方的堡壘；薄熙來則是他們寄望無限的領袖。但薄最重要的助手、打黑英雄像林彪當年一樣，竟背叛人民、背叛黨，欲投靠美國人，成為他們眼中的叛徒，顯然，此舉讓他們憤怒難堪。如薄再因此政治上受挫，可以預見，在這樣一個極端貧富不均的背景下，毛式的思潮和力量不會就此絕跡，但因此受到某種挫折、勢頭在一定時期弱化也是可以預料的。
至於那些不遺餘力地為重慶當局出謀劃策，進行理論論證的新左學人們面臨的尷尬可以說是不言而喻。我們不能排除其中有人或許懷學術真誠和良善願望，但利害的盤算、帝王師之夢、學界權威的企望等都可能是造成這種尷尬的誘因。也許，一個教訓就是：變動的大時代，持守學者的良知和謙和，警惕名與利的誘惑，對權力保持距離和批判，永遠以民眾的權利為首要的考量標準，是保證其避免類似尷尬的最好的選擇。
重慶模式與中國模式
在筆者看來，重慶模式說到底與現行中國模式沒有區別，只是其一個亞種。它只在「打黑」和照顧民生上比當下的主導模式走得更遠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它受到一些人讚許的原因。也正因此，即使薄政治上淡出，北京官方也絕不可能公開否定重慶模式，最多只會對其中某些做法提出意見，不會對薄在渝的所作所為全部否定。
事實上，在現體制不進行大的改革的前提下，重慶式的做法最符合這個體制的本性和習慣。（最近官方推動全國學雷鋒不外乎是另一種唱紅）只是由於規模的不同、地區的差異，重慶可推可做、能得到些效果的在全國卻不盡然，且不談中央政府是否還具有那種執行能力。可以想見，全國版的學雷鋒唱紅終無法收其預想效果。
正如筆者過去撰文提及的，重慶模式說到底依然是一個權力導向而不是公民權利導向的模式。不管它是否帶來某種現實的好處，這種模式的致命症結就在於它無法根除其不確定性、無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如：重慶一邊招商引資，一邊假打黑之手搶奪一些私人資本，這個矛盾現象的本身有一個內在的邏輯，就是權力的考量：看哪個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
因此，誰能保證那些引來的新資將來不會在某天也被冠上「黑資」遭沒收？誰又能保證民眾得到的好處不會一夕被再次剝奪？——前不說六十年前的剝奪，就是今日，中國大地上那眾多悲慘的訪民中，多少人不是一夜間被權貴從一個已進入中產甚至是富有階層的人士拋向一貧如洗的境地？
大時代中各種探索包括重慶的某些具體探索都應該被允許且有其意義，但前提是不管冠以何種左中右名號，公民權利的增長和保障應該是衡量這一切探索的根本，舍此，便有誤入岐途甚至遺害深遠的可能。不僅對民眾，對主事者也是如此。應該把奉為重慶模式的一條重要經驗的「群眾路線」的邏輯推到底：決定群眾命運的領導人本身也應該「從群眾中來」，由群眾根據他們的利益選出、確認和監督，而不僅是些民生政策的確定。
最後提一句，事實上，與重慶類似的這種帶有民粹政治特點的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國現代歷史上尤其是發展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其後果和最後結局，往往取決於其演變方向。德國民眾因希特勒上台所享有的福利和光榮而對其的支持程度顯然是薄熙來無法相比的，其災難的歷史在此也無需贅言。或許，王立軍事件的最大意義在於戳破重慶模式的光環，有關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論戰將在一個新的高度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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