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改革的先遣隊和偵察兵
接著，李克強鼓勵上述11個實驗區，“要做改革的先遣隊、偵察兵”，既要有靈活度，但同時也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李克強說，經濟體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問題千頭萬緒，眉毛鬍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
他指出，中國當前的問題首先是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收入分配體制也與之密切相關。這裡既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到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等一系列問題。眼下中國又碰到各種瓶頸制約，能源、資源、環境等瓶頸制約，抓住什麼纔能破解這種制約，實現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而這種突破口其實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就是像十八大報告中所講的那樣：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經濟領域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這也是改革的方向。
為了最大程度減輕改革阻力，李克強說，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調整改變預期利益，更加註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有利益。
李克強強調：“改革當中既要先行先試，還得依法辦事。”他說，中國這麼大，改革不搞先行先試吃不透，這也是我們30年改革的一個成功經驗。先行先試當然要探索，探索過程中，要掃雷，要排除荊棘，也可能被荊棘掛住，要有及時調整和糾錯的機制。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說到這裡，李克強的語調明顯加重，“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歷經磨難，現在離民族復興只有幾步之遙，我們身上責任重大，必須往前走，必須勇於試，這是我們的責任所系。不幹可能不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
李克強最後說，按照十八大要求，我們身上肩負著兩副擔子：發展和改革。30多年的改革，經濟建設是中心，但這個巨大成就我們是靠改革來實現的。發展就要靠改革，改革在推進過程中，完全可以推動發展。這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此次會議，最讓現場一位常年服務於此的工作人員感到不同的，是“會風的變化”。在聽取彙報過程中，李克強一再插問，所問問題之准，之深，之專業，都是官員們手中的彙報材料中所沒有的“現成答案”。個別官員對脫稿顯得“不適”。這位工作人員發表感想說：“只會照本宣科的官員，在這裡不好混了。”
即將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
習李新政面臨的核心問題
那麽，被外界稱為習李新政新一屆領導班子，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未來前景又如何呢？
美國人民再次選舉奥巴馬為美國總統，使他進入第二個任期。九天之後，在十八大上，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正式確立了領導層的權力交接。兩國選擇領導人的過程截然不同。令人精疲力盡的競選活動從2011年初就開始了，估計共耗資60億美元，創下紀錄，然而，美國人在11月6日晚之前都不知道誰會在未來四年做他們的總統。相反，習近平沒有進行過哪怕是一天的競選活動。他於11月15日掌權不過是閉門談判之後的即成事實。其實，早在2007年，這個結果就已經為人所知。
在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後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中，面對記者和電視直播鏡頭，他說的和沒說的話都很重要。比起兩週前胡錦濤長達100分鍾的講話，習近平此次講話僅有20分鍾，很簡短，講話中沒有出現口號，也沒有提及任何主義及往屆領導人，這些都背離了傳統。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已經邁出了勇敢的一步，擺脫了傳統的語言風格，開啟了一種沒有禮儀性囉嗦言辭的、新的官方溝通形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范芝芬給《紐約時報》撰寫評論指出，習近平說的話可以總結為三方面：黨、人民和解決問題。習近平認為，腐敗是共產黨的主要問題之一。他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嚴格的紀律。鑒於今年發生了薄熙來事件，並使中國政壇籠罩在其陰影之下，習近平強調，黨不會容忍腐敗，會嚴懲腐敗，這不奇怪。
與他坦率的說話風格相一致，習近平指出，人民的福祉是黨的責任，他提到了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及環境。鑒於上述問題都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真正源頭，習近平的講話也強調了黨解決問題的功能。很顯然，比起維持某種意識形態領導權，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是共產黨合法性的關鍵所在。
在加州大學擔任國際研究臨時副教務長的范芝芬還認為，習近平此次講話受人詬病的地方，是其未能提及第四個問題：政治改革。不像在美國，政治是新聞媒體的主要內容，中國政治基本上發生在幕後。任何略似政治開放的改變，都會是微妙的、漸進的、會通過象徵手法進行表達，諸如發表一個開門見山，直指問題的講話，而非明確宣佈進行政治改革。
在這種意義上，習近平僅僅是繼續走漸進路線，與中東歐采取的休克療法不同。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的過渡中，中國一直都是走漸進路線。因而，習近平的講話似乎是一股新鮮空氣。但要說這是同過去的決裂，令人懷疑。
只談經濟改革，不談政治改革
《紐約時報》認為，習李新政面臨的最緊急的挑戰來自政治方面，而不是經濟領域。顯然，中共新領導班子將會面對經濟放緩問題。恢復經濟增長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比如促進金融領域自由化、國企私有化、放寬管制以及從投資驅動型增長向消費驅動型轉變。但如果不作出政治努力，限制國家權力，抑制腐敗，允許人民在公共政策方面發表意見，這些改革不大可能會成功。
經濟改革離不開政治改革的原因非常簡單：恢復和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政策將會損害既得利益集團——國企、地方政府以及官僚機構和統治精英家族的利益，他們通過腐敗聚斂了大量財富。這些利益集團是共產黨的核心擁護者。換句話說，共產黨本身將會成為改革的目標。
當然，習近平和他的團隊可以挑選一些容易實現的目標開啟改革，比如推進放寬利率、匯率的現有嘗試。新領導班子也可以改革歧視外來勞工的戶籍制度。糟糕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應該被廢除。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評論說，但習李新政最關鍵的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統治精英階層的特權，因此會遭遇強大阻力。
要想克服阻撓，習近平有兩個選擇。第一，他可以在高層領導集團內部組成一個改革聯盟。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裡有許多保守派人士。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位退休領導人的影響力仍在。習近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佔據主導。第二，他可以調動群眾壓倒黨內的反對勢力，但這對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風險都非常大。
不過，著名評論家未普指出，改什麼不改什麼，對習李而言卻是大有區別的。習李在十八大後，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便釋放了中共新領導集團要做什麼不做什麼、改什麼不改什麼的信號。
11月17日，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大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重申了十八大報告的一些提法，並進一步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所以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這就是說：不管新執政當局改什麼，有三大“不能改”。簡而言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主導思想不能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不能改，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專制制度不能改。這三大“不能改”，顯然既可安撫黨內保守派，也代表了新領導集團的共識。
在這三個“不能改”的前提下，才有了李克強所強調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李克強的這番話和此次會議的內容，被解讀為“中南海向外界釋放的改革信息”，“仿佛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春風又回來了”。但如果仔細研讀李克強的講話就會發現，李涉及的都是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不過，講話中提到要打破利益格局，還是令人印象深刻。(《明鏡月刊》35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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