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不是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之冬

　　去年春天穆巴拉克倒台时，全世界民主人士一派欢欣鼓舞，以为民主就此降临阿拉伯大地。放眼海内外，似乎只有本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文（见《附录》：“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严重质疑，并且断言所谓“阿拉伯之春”绝不会有好结果，断言中东的选项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要么亲西方的专制、要么反西方的专制。如此“反民主”的乌鸦嘴，不知在海内外被扣上了多少难听的罪名！我的一位老朋友为了这篇文章，在电话里和我激烈争论一个多小时，认定我此文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下写的！

　　现在，西方舆论普遍承认，“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预见几乎丝毫不爽地兑现了。今年5月，西方媒体就已经开始称埃及大选为“噩梦”；最讽刺的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总统穆尔西继把持了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之后，干脆无视现行宪法规定，下令罢免总检察长，并且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新宪法——他信心十足，拥护他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是绝对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全民公决一定会让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图制定的新宪法顺利通过。如果没有法治、宪政的稳固确立，“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变成什么东西，还有什么疑问吗？

　　穆尔西明目张胆攫取独裁权力的企图引发了反对派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全国骚乱，反对派包围并洗劫总统府，放火烧毁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在双方的暴力冲突中已经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伤。穆尔西见势不妙，做出和解姿态，呼吁和反对派对话，但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毫不买账，严词斥责穆尔西，说“跟独裁者没有对话的空间，他实行了最暴虐、最可恶的措施，然后却说让我们撇开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场，继续抹稀泥，呼吁双方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实际上等于偏袒穆尔西。
　　倒是德国人看得更准。德国《世界报》11月26日发表文章说，“身为总统的穆尔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的幻想春天过后，用暴力发泄不满、发生内战，或内战已经发生但结果尚无定论的漫长严冬早已随之而来。没有人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和今天更好。”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我们中国的众多激进民粹民主派们，既不研究民主化理论（民主化理论当然包括对各国民主化案例的研究，“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案例），对民主理论的基本文献几乎毫无所知，又不善于分析思考，不去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更不深思如何把民主化的世界性经验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作适当的变通，只是抱定几条干巴巴的民主教义当做绝对正义的大旗狂舞，只会用黑白、正邪二分的道德谴责替代理性冷静的科学分析，对于深入自身骨髓的“党文化”思维定势毫无反省，如果我说他们是反对大共产党的小共产党，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民主化理论领域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叫作“政治文化研究”，是专门探究和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政治文化”大体相当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模模糊糊的表述“人民的民主素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笔者手边藏书中还有几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译著也非常精彩，值得大力推荐：利普赛特（S.M.Lipset）的《政治人》和《一致与冲突》，普特南（R.D.Putnam）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选编的《民主的再思考》。作为政治学经典，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当然更是在必读之列。我自2004年始，就在各种场合介绍这些民主化必读书，可悲的是，直至今日，还有那么多的“民主斗士”对此一无所知！不读书也就罢了，又不深入民众，不去做起码的科学调查，只是一厢情愿地一再重复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人民群众民主素质足够高，只要推翻专制民主就能实现”的主观幻想——老实说，这样的“斗士”，斗志越高，危害越大！我相信，大多数“民主斗士”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们奉献牺牲、冒险犯难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好心并不是必定有好结果，请务必记住下面这句话：“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可不是吗，你要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你斗志愈坚，死得愈快。

我还没有问我那位老朋友对“阿拉伯之冬”作何感想。但我估计，他的回答会很现成：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曲折而已。但我会多问一句：这“暂时”要“暂”到何时？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暂时”，对于“暂时”之后，唯一能确定的是“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已死去”。我还会再问一句：老兄，您这如果不是另一种未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又能是什么呢？

周舵   2012/12/10


《附录》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

埃及等中东国家近来的局势动荡,给全世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各国政府上了一堂大课。对于迟迟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其中包含的教训尤其值得他们深入思考。

就在一个月之前，穆巴拉克还信心满满，不但准备自己九月份竞选连任总统，还想让儿子世袭总统职位。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和西方三十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几天之内，他的美梦就变做了噩梦。更讽刺的是，推翻他的势力，恰恰是——至少在公开诉求层面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鼓舞的民众！一边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既腐败，又独裁；另一边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普遍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但恰恰是反对腐败独裁，打着自由民主大旗的“广大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按照如今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就更是义不容辞！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这两天来埃及局势的进展，眼看着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的赌注开始倾向民众一边，开始对穆巴拉克发起狠话来了。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要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指日可待。然后呢？会是民主吗？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
明智之士应该能预见到：不会！后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摆布的世俗军人政权上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出现一个彻底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政府，第二个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不会有自由民主。这是噩梦，不是福音——不论对于美国，以色列，还是中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哈马斯、基地组织、中国新疆的疆独，和其它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欢欣鼓舞。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内战眼看就要开打，美国人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今天的埃及如出一辙。一方面，国民党既亲西方，又专制独裁；另一方面，共产党亲苏联，却大谈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制、痛斥国民党大搞特权腐败。美国当年也是左右为难，也是两面下注。结果怎样，就不必多言了。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有何良策？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有哪些有效的手段，来保证美好理想、善良愿望的实现呢？1945年的中国，2011年的埃及，中间相距六十多年，美国人进步了没有？是如何进步的？
很遗憾，我只能回答说：没有！美国人就算有进步，也微乎其微。从结果逆推，答案只能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们最关心，也最忧虑的是中国的未来。除去脑子进水的死硬专制主义者之外，人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民主化的门槛前。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形势比人强”，这一步非迈不可了。问题在于：然后呢？会是民主吗？也许，是天下大乱？或者，是极左的新毛派上台掌权？
大概只有激进民粹民主派之类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给出乐观的答案。充满浪漫情怀的乐观主义者们听听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关于埃及民主过渡的忧虑是会有好处的，她说，“民主过渡存在风险，可能滋生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革命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一个独裁者，却被使用暴力、欺骗、选举舞弊来达到执政和推行极端主义计划的新暴君所绑架”。

一方面，民主乃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另一方面，民主化惨败得一塌糊涂的先例数不胜数——究竟如何才能过好民主化这一关？这是摆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面前最严峻的课题。事实已经证明，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美国人，尽管自己的民主课题曾经做得很好（至少是宪法定得好），但教导别人却往往做得很糟，有时简直是糟糕透顶。1945年的蒋介石委员长，1979年的巴列维国王，2011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等等（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都是美国的好朋友，美国却不曾让他们在民主科目上表现出半点进步。如果没有几万美军长期驻守，伊拉克、阿富汗如今摇摇晃晃的民主政府估计也活不了几天。总的来看，美国人实在不能算是非西方国家民主化方面的好老师——这么难听的话估计没有几个美国人听得进去，美国人的群体自恋是无药可救的。
有人会说，不是老师不行，是学生不堪造就。但这就等于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国家或人民，是注定不可能享受民主的好福气的。果真如此的话，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理想目标就不过是幻想而已，而这就比无能更糟糕了！至少在我看来，我是宁可相信美国人无能，也不愿意相信美国的民主理想是幻想。我不相信，要么是穆巴拉克，要么是穆斯林兄弟会；要么是邓小平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要么是新毛派的下一轮“打土豪分浮财”。没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些民族天生注定的宿命。比如，我们可以想想台湾，还有韩国。有什么理由说，台湾做得到的，大陆就一定做不到？

我的意见是，好老师是有的，只不过他不是当今的美国人。这好老师是历史，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民主化的历史。历史是一本打开的大书，它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德国一战后建立的魏玛民主在极左极右两大极权主义的夹攻之下归于失败，德国走上了极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另一个极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极左革命道路，也同样很不成功。成功的样板、好的老师是英国，以及美国——请注意，是制宪国父时代的美国，不是今天或忘记、或干脆诋毁自己的历史，被大众民粹民主舆论主流所挟持，“政治正确”等等左派思想专制主义盛行，给别人胡乱出主意的美国！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
简单说，民主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一个是“权利”（rights）视角的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另一个是“权力”（power）视角的民主，即多数人的权力，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统治”。这里的“权利”，是指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人权必须用宪政和法治（rule of law）来保障，所以，权利视角的民主，就是人权民主、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亦即自由与民主携手并进、协调一致的民主——这很好理解，因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是基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具体实行起来相当复杂，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质，在这篇小文中就无法详谈了。而“权力”视角的民主，就是所谓“人民的统治”，这里的“人民”从来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指全体人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居人口多数的穷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就成为多数穷人的统治。这种民主最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确实“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然而很不幸，这里没有什么平等的权利，只有多数人压倒和强制少数人。显而易见，这种民主和自由，和人权、法治、宪政，全都是相悖的。据我看，这种民主最好是称之为“民粹民主”。
民粹民主派们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做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么不幸啊，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西方人脑子里的民主，恰好就是这两大神话成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教义！他们怎么会竟然不知道，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谁都不配统治，谁都不应该统治——不管这“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或随便哪一种意义上的“人民”。人不是神，所有的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成不了神，何况仅仅一部分人之一种的“多数人”！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乃是民粹民主的一句亵渎神明，大不敬的狂言！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性，这罪性不会因为某种“集体主义”的魔术，因为聚合成“多数人”就神奇地蒸发，“人民”和个人一样，只要手里有了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所以，一切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都必须严加看管，切实加以监督制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三权分立、议会代议制、法治、宪政等等这一整套人权保障的制度设置。而多数人的统治，虽然打着“人民的声音”的神圣旗号，却是和这些自由宪政的制度设置根本冲突的。
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统治”——是专制统治，还是自由宪政？至于“谁统治”——是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可以说是无关宏旨。这话乍听上去很刺耳，但实实在在是至理名言！
还要顺便说一句：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面。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是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民主如果走向民粹，那不但是专制，即多数人专制，而且是一种最有害、最可怕、也最难纠正的专制——因为它不但人多势众，而且长着一副“公平正义”的欺人面孔。

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很清楚，自由民主是先自由，后民主。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做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6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就像现在的香港；新加坡也大体类似，只是自由比香港更少罢了。从1836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相似，制宪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以保障人权、实行自由宪政的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当时的“人权”中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人民”、“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如何如何反民主！当今中国的许多法律界人士更等而下之，动辄大谈“司法民主化”，最高法院院长甚至力主向彻底民粹的“马锡伍审判法”倒退，却不知道这是根本违背法治精神的。
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草根“人民”保守主义的，右翼的，视美国宪法如同神意的民情民意，和埃及，和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相容的几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莫非西方民主的上帝就是如此头脑不清，自打嘴巴？元首希特勒的声音，裕仁天皇和军部的声音，二战期间曾经无疑就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声音，难道这都是上帝的声音？

十足可悲的是，太多的英国人、美国人、西方人，或者完全忘记了，或者故意无视自己的历史，以为自由和民主是天衣无缝、和谐一致，可以一揽子同时实现的一回事；特别是自从20世纪六十年代那次遍及全球，灾难性的极左大浪潮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滑向民粹民主，民粹民主的“多数决神话”和“选举神话”两大神话成了无可争辩，谁都不敢抱持异议的主流声音，谁敢出来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反民主的反动派，就是贵族精英主义者！如今的西方政客越来越平庸无能、眼光短浅，西方生活方式越来越物质主义、消费至上，西方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负债累累、接近整体破产，由此引发了祸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难道和这种一味谄媚多数，反智、反精英，把平等推向极端的民粹民主观毫无关系？中东目前的乱局，也不过就是过度负债的西方生活方式导致的这次全球危机的后续效应罢了。许多西方人还把这一套反自由、反人权的极左民粹民主向全世界到处兜售，我们这个倒霉的世界四处起火，又有什么奇怪？

不错，穆巴拉克给中共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穆巴拉克最大的罪责，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跑，推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注1）。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也并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蒋介石，还是当今的中共政权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埃及民众抗议运动非要让穆巴拉克下台不可的一大前因。

然而，出路是有的。如果仿照当年英国的模式，先自由后民主，自上而下，主动、及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行法治和宪政改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现在某些中共改革派提议的“司法独立先行”、“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宪政社会主义”、“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等等，就都不失为可取的宪政改革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化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瓦解秩序、破坏稳定的，那就是激进民粹民主意义上的民主化；另一种则是加强秩序、有利于稳定的，就是先自由后民主，在法治即“法律下的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化。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专制独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要么民主之门大开，天下大乱、极端主义政治势力上台——这种无解的民主化两难局面，根本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一味按照多数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专制/民主黑白二分大简化思维方法，所人为制造出来的困局！
穆巴拉克给中共上的这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赶快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除平等政治权利之外）的基本人权，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甚至，按照这一条光明大道实现自由民主，我们中华民族将来满有资格后来居上，充当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老师！如果中共执政当局仍然不思进取，各界再三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那么，可以大胆预言，不出五至十年，穆巴拉克的命运就会落到中共的头上，到那时，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后，稍微思考一下未来的悲观前景，给目前许多中国人的盲目乐观泼点冷水，以防患于未然，应该不无益处。

中国最近十年来由外需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关系巨大，而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却高度依赖着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金融独霸地位，以及与这个独霸地位相关联的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穆巴拉克尽管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他倒台后，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还不知道是谁，整个中东的格局不可避免要大洗牌，美国以及西方维持中东基本稳定的影响力势必大幅倒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最悲观的前景是，自身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以色列不得不孤注一掷，或被迫，或主动地发动再一次中东战争，甚至动用核武器。次悲观的前景是，亲西方、反西方以及其它各派政治和宗教势力互相争夺，中东地区长期动乱不宁，中小规模的局部常规战争此起彼伏。最乐观的前景，也不过就是美国终于厌倦了，从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幅度后撤，回归一战前的内向的孤立主义。不管是哪种前景，全球化都会遭受重创，世界秩序一团混乱，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下滑。而石油产量下降，油路受阻，油价高企，只不过是这整出大悲剧其中小小的一幕而已。这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也许没有这么悲观？但愿如此！

2011.2.12.

最新消息：法新社3月25日报道，“埃及议会选出了一个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制宪委员会，自由派正匆忙采取行动进行阻挠。自由派议员退出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24日的选举，他们指责伊斯兰主义者试图控制这一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另据《华尔街日报》4月6日报道:“在新出现的政治大混合中被甩在后面的是持世俗思想的自由派，而正是这些人一年多前煽动了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新出现的选举政治疏远了一度被称为埃及政治未来接班人的这些年轻抗议者”。——这些西方报道为什么只说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那是因为，自由派在阿拉伯国家一定是少数，伊斯兰主义者才代表多数人，而他们不需要自由，因此这些阿拉伯国家就算是有了民主，也不会是自由民主。——2012.4.8.补注

（注1）
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典礼之日蒋介石莅临讲话，胡适有两处很有礼貌地表示不同意见。蒋在当晚日记中大骂胡适：“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横逆之举”，“闻胡答词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据《蒋介石日记》）——有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是“横逆之举”，然后自己“终日抑郁”！如此肚量，焉得不败！

“在国共内战中，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左支右绌，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民怨沸腾。1948年8月19日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自即日起冻结物价。商人为了继续赚钱，索性诉诸囤积居奇。《中央日报》刊文惊呼“赶快收拾人心”，认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下重手，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由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监督金圆券发行的副经济督导员，控制这个全国金融中枢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年轻气盛，率部在上海厉行“打老虎”。“打虎队”均由年轻人担任，上下四方搜觅、查处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终于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给蒋经国出了一道难题。蒋经国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全面查处不法奸商的动员会议时，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证据当众面交蒋经国，证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积居奇，逼迫蒋经国一视同仁，也予以查处。蒋经国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扬子公司，并下令彻查孔令侃。一时国统区人心大振，民众对新发行的金圆券开始有了信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宋美龄。在她出面斡旋下，蒋经国仍然铁面无私，不买她的账。接着，宋美龄数次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打电话，催促他紧急返回江南，迫令蒋经国罢手。在宋美龄的压力下，蒋经国迫于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后，蒋经国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于是“打老虎”运动戛然而止，国统区物价管制归于失败，11月1日全面撤销。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即使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蒋政权也几乎人心丧尽。

蒋介石不顾军国大事，为扬子公司的私事离京南下，致使币制改革无疾而终，甚至动摇了军心。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闻此事，即摇头叹息，认为此后国事不堪闻问。这位国府华北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蒋政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傅作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仍然对蒋政权抱有最后希望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朱惠忠）

意大利名记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提到，赫鲁晓夫对意大利参议员南尼说，“斯大林对苏联了解甚微”，“我们为他一人制作电影，然后放给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场景全都是编造出来的”。同样，为什么蒋介石对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严重灾情，毛泽东对1959—1961年饿死3700万人的全国浩劫长久不知真相？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专制独裁制度无药可救的通病。

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有大功，但他至死也没能明白，国民党之失败，就是败于他自己的专制独裁，败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他败退台湾之后这么一反省，那么一检讨，全都不得要领，全都是诿过于他人。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