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王軍投入軍火工業，將中國由軍隊經營的軍工廠轉型成商業企業。王軍和鄧小平的女婿、同時也是解放軍少將的賀平都是保利集團的創始人之一。根據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發表的報告，該公司通過販賣武器給伊朗、緬甸和巴基斯坦賺取了數億美元的利潤。
隨後保利集團涉足煤礦和拍賣行，與法拉利共同經營一家合資企業，為蘇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為海外外派人員建別墅。它同時還擁有一個旅遊電視頻道以及一家連鎖電影院。
“八老”的親屬中至少有3人在保利工作。楊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擔任高管。
彭博社試圖發送傳真到保利集團位於北京的總部，表達採訪王小朝和賀平的意願，但沒有獲得回應。記者打了3通電話給王小朝助理也都無人接聽，最後，北京總部一位接電話的女士告訴彭博社，賀平已經退休了，聯絡不上他。
“整個國家都在經商，無論黨、軍隊、法院、檢察官或警察”，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主任楊大利（Dali L. Yang）向彭博社指出：“內部的自己人能一夜暴富。”
王震將軍的第三個兒子王之，從他雇主電子部那裡拿到30萬元人民幣製造個人電腦。他後來與比爾·蓋茨合作，開發視窗軟件中文版。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長子王軍一樣都在軍隊任職，然後又先後進中信公司任職，王軍以中信總公司副總經理名義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長時，王兵與吳小蘭（葉選平之妻）一度擔任過副董事長。
1983年3月，中信公司、中國海洋航空公司、中國直昇機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和深圳通發實業公司等六大股東，合股成立了一個中國海洋直昇飛機公司（簡稱中海直）。該公司剛剛成立時，在深圳四川大廈14樓掛牌，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叫馬相持。不久，王兵則接任了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務。
王兵所領導的直昇機公司，表面上是發展旅遊事業，如開辦直昇機觀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動，但收益甚差，直昇機公司真正的發財門路還是做買賣。中國大陸曾有一句話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而據說王兵的公司是“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言下之意是從事軍火貿易。
在深圳，早就有這方面的傳聞，當地的有關部門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當時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當地政要罵得狗血淋頭，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這些有良好關係的人，能在80年代獨具優勢，一點都不令人驚奇”，《紅色資本主義：中國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礎》（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問題在於，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還是掌握最好的資源，中國公平競爭的環境幾乎不存在。”
1988年，國有企業逃稅和投機倒把的行為十分常見，以至於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1989年8月，“五大”公司被政府調查，隨後被罰款，這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國康華髮展總公司，康華旗下擁有數十家子公司，由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經營的慈善組織創建。
因為太子黨的特權和財富使得越來越多學生和工人感到憤怒不滿，進而引起大大小小騷亂。雖然鄧小平大膽的改革為中國經濟帶來新活力，但1988年的通膨率高達18.8%，使人民的收入增長看起來微不足道。事實上，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也被這份不安影響。
彭博社的報導指出，“六四事件”前夕，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黨組副書記，現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的陳雲長子陳元，利用他和白宮的關係為兒子爭取到美國簽證，讓他能前往美國就讀一所著名的私立寄宿學校。在那個時候，多數中國人是不被允許離開國內的。
陳元接觸的對象是包道格（Douglas Paal），包是小布什政府時代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問題專家。包道格一口答應陳元，並求助於當時的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但李告訴他，這種特權行為將引起大使館內中國員工的憤怒，包對此大感意外，說道：“我發現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尤其是中國人，極度憎惡撈盡好處的太子黨。”
公眾的憤怒在1989年春天爆發。學生們走上街頭，湧入天安門廣場。在中國之外的觀察家們從電視上看見示威遊行，認為人民要的是民主，但楊大利指出，高幹的特權子女也是人們的目標。另外，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六四”相關著作，有示威者甚至膽敢挑戰於“文革”期間被打殘的鄧樸方，散發傳單指控其公司逃稅和走私。
只是自從“八老”10年前押注經濟改革以來所面對的最大威脅。當年5月下旬，鄧小平召集黨內高層領導到他家開會，面臨一切可能毀於一旦的危機，鄧小平、陳雲和其他革命時期的老同志同意由軍隊恢復秩序，6月4日，坦克開入北京城區，民主運動被暴力粉碎。
前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以保守派（左派）著稱，在鄧小平主政時，地位和權力僅次於鄧小平。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使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先富起來。失敗的物價政策持續讓中國經濟急速通貨膨脹，直接對民眾生活構成不良影響，舉國對政府和社會的強烈不滿，最令民眾忿忿不平的是特權階層貪污腐敗﹑官倒猖獗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對中共改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很快演化成以反官倒、爭民主為旗幟的學運。幾天後，天安門廣場出現藉悼念胡耀邦而進行示威抗議的學潮。
中共官方禁止悼念胡耀邦，引發成千上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學生提出7項要求，包括：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佈財產狀況；開放報禁；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遊行；對學運作出準確的報導。
1989年5月6日，中共八老中的李先念﹑薄一波首先向鄧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勢惡化發展，不能再等了，要採取果斷措施，恢復社會秩序。”之後鄧小平直接召集和主持會議作指示下命令。
陳雲也和鄧小平站在一起，主張廢黜趙紫陽，把趙紫陽定性為“分裂黨”。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宣佈對北京部份地區戒嚴。戒嚴令是以國務院的名義決定的，由總理李鵬簽署發佈。戒嚴的理由是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動亂。
在“六四”鎮壓前的關鍵時刻，1989年5月26日，陳雲親自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堅決表示：“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據新華社報道，這次會議通過了“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的公告，其中包括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裏、劉瀾濤、楊得志等重要人物皆同意當局以強硬手段清場。另一批元老級人物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人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共中央的決定。
6月初，中共高層開始下達一連串“重要”指示，最終促成“六四”屠城決定。(《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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