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五）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改革的希望在民間
徐慶全（《炎黃春秋》副總編，代表杜導正發言）
杜導正社長上午給我打了電話，讓我在會上代表他做一個發言。十八大期間，整個電視報導沒日沒夜看，他有很多想法，我經常跟他聊天，就把聊天的想法給大家講講。杜老跟我講，這幾次聊天有三點：第一，在這個情況下，開這個會，應該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十八大報告包括新的領導人已經出來，我們會議要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江平
第三，十八大報告包括一些反腐敗的報導提高到生死存亡的高度，首先，高層已經充分意識到腐敗的嚴重性。但如何反腐敗？反腐敗的分歧在哪裡？他認為，在反腐敗問題上，這麼多年走的路，靠的是道德自律，靠的是教育，靠的是黨員的先進性，以這一系列所謂的教育方式來反腐敗。他認為，這種幾十年、20年走過來的方式，效果不是特別大，甚至是從效果所下的功夫來講，有點背道而馳。我們知道，一開始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反腐敗的力度一直不行。杜老的想法是，反腐敗最重要的是靠制度，靠建立一條可靠的制度。這個制度怎麼建立起來？杜老認為，必須要制衡。杜老比較高興的一點是，這次開會，中央紀委班子比較龐大，而且，權力也比較完整。中央紀委的權力再加大，認為反腐敗要動真格，那在反腐敗方面的制度因素，能否做一些更多的探討？
第四，他認為，現在的領導集團跟胡趙時期不同，胡趙時期非常重視民間、民意。趙紫陽曾說，“我們講改革開放以來的決策，絕大多數是民間的創造。中央的責任在哪兒？在於把民間的創造政策化、推廣化，改革的力量永遠來自於民間。”改革的希望在民間，不在上層，處理得好，像胡趙一樣深得民意，改革就容易搞成；處理得不好，改革就會倒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首先順應民意是順應歷史潮流，哪怕在歷史潮流面前搖旗吶喊一下，也算是一種民間的力量、民間的呼聲，和民間的要求可以達到上下互動的一種改革。在歷史潮流面前，逆歷史潮流，現在顯然是辦不到的。區別在於，歷史潮流面前怎麼看，民間的力量就是歷史澎湃的洪流，在這種洪流面前，哪怕跟在洪流的後面不去阻擋，改革也有一些希望。這是杜老的幾點看法，他的這幾點看法，是我跟他聊天後得出的，我進行了總結，如果有錯誤，是我個人的。
（吳思：我提供一個信息，聽一個中紀委現任司局長說，過去反貪提著槍到處去找，找到就給一槍；現在是閉著眼舉槍打，就能掉下一隻鳥，這是現在的反貪解釋。）
徐慶全
“三個至上”是司法改革的倒退
江平（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終身教授）
我認為，改革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應該是趨同而不是趨異。也就是說在大方向說應該跟國際潮流趨向一致，而非相反趨異。我說這個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完全照搬，一方面要跟國際上趨同，一方面又不能夠完全相同，這是我考慮改革的一個基本觀點。
如果按這樣一個基本觀念來看的話，我們可以看出，現在或者在十七大期間所進行的某些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或者政治體制改革裡，非常重要的司法改革，實際上是倒退了，並沒有走向趨同的路線，而是，走向了趨異的路線。這方面我寫了一篇文章給《炎黃春秋》，就不念了，把基本的內容說一說：為什麼說這些年的司法改革是倒退的？
第一，到底是司法獨立還是司法服從黨的領導？這些年來不講司法獨立，更多的是講司法公正。但不講司法獨立實際上是怕政法機關、法院、檢察院搞獨立，這樣的話，就加強了政法委員會的領導，政法委員會書記又是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就變成了政法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承包制。也就是說大的事情在常委裡討論幾乎沒有大的事情討論，而這幾個事情完全由一個人決定。而黨的領導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這樣的思想領導下，法院喪失了自己的獨立，完全按照行政領導來決定，這是一個大危險。
第二，到底是只服從法律還是三個至上？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問題。世界上各國都明確規定了法院只服從法律，我們的憲法也是這樣寫的。但後來改成三個至上。強調黨的利益至上，黨的利益至上有一個很大的疑點：黨的利益至上，以什麼為標準？法律至上有明確的標準：什麼是法律的規定。黨的利益怎麼確定？當然，又是各級政法委員會來決定，什麼是黨的利益，加上黨的利益又考慮穩定壓倒一切。在這種情況下，穩定變成黨的利益裡至高無上的原則，這是用人治代替法治的又一個趨向。人民利益至上是很難具體掌握的，原告是人民，被告也是人民，法院怎麼決定哪一個人民的利益更至上？所以，人民利益的至上，容易形成民粹主義思想。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和世界的潮流、大勢相違背。
第三，到底是司法上的審判員還是國家的公務員？現在，法官完全按照公務員系列，他本身也是國家公務員環節裡的一個成員，而且，在法院的內部也有一級服從一級的決定：審判員要服從審判長的意見，審判長要服從庭長的意見，庭長要服從院長的意見，更大的事情還有審判委員會決定。這樣一套行政制度造就了我們法院裡的行政氣氛極重，官位也極重。從這點來說，我們這樣一種層層請示制度，行政領導實際也就造成了審判中的兩審制度形同虛設，一審在審判後發生了疑難問題，按照行政請示制度請示上級，上級批復了就按照這個來辦，這樣就造成兩審制度的形同虛設。
第四，到底法官是一個法律的精職者還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自從我們提出社會綜合治理以來，社會綜合治理裡特別強調了法官應該起的作用。這樣的話，法官並不是花很大的力氣努力的理解法律的精神。現在新的法律越來多，法律也越來越複雜，知識產權等這樣一些知識程度更高的法律也越來越多，所以法官應當更多的去努力研究這個法律的精神，而不能夠限於作為社會工作者去調解社會中的糾紛、解決社會中的矛盾。
第五，到底調解是手段還是目的？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調解的作用和地位。但如果我們把調解追求為一個調解率，調解率必須要達到多少，這就變成把調解作為手段，變成把調解作為目的。不僅這點，在審判方式上也是如此。現在越來越強調馬錫武審判方式，法官更接近群眾是對的，但若強調馬錫武的審判方式，就限於把法官的審判流於一般，這裡會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法院到底是什麼作用，法院是更多作為一個中立者，聽取雙方的意見還是法院更多的介入到案件的調查之中？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我們很好考慮。
從這些方面來看，這五方面跟國際趨勢相反，越來越走向中國的特點，強調中國的特色，強調中國自己本身所有的和世界不同的特點，這並不是我們改革的初衷。我認為，改革就是要向國際共同的一些理念、共同的一些規則、共同的一些原則靠攏，“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趨勢不能改變。（《內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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