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八）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十八大報告忽視了人權
高全喜（北航高研院的院長）
這次十八大報告還有各位領導人講話，一些主流媒體的討論、報導，我有一個感覺：大家過多的強調了民生、民情，為人民服務，把每個人對基本生活的福祉、福利、幸福的追求看得很高，這很重要，但領導很少談到人的基本權利。在社會生活過程中，基本生存上、民生上的需要很重要，但個人和公民的基本權力，基本的生命權、財產權、言論表達權，不被侵害，可現在被公權力所侵害，更大的是權利這一塊，十八大報告中、甚至新領導人講話中，沒有看到這方面的體察。我覺得，這點和現在的民情、整個社會中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大偏差。
高全喜
每個人的福利好一些、醫療好一些、上學條件好一些、就業好一些，這些東西的確很重要，但真正達到這些東西，要把權利這一塊凸顯，只要尊重權利，把權利上昇為一種訴求，這樣的法治、憲政才能實質改變，這是一條路。如果簡單說是民生問題、腐敗問題，就是剛才幾位先生講的，列朝列代在興衰時談腐敗、民生問題。但現在社會根本要解決公權力的腐敗、人民幸福問題是基於個人的基本權利，一些基本的生存權、言論權、表達權，為了保證這些權利所形成的一套新制度，才是法治和憲政，才是治理一個社會、真正能夠最根本地解決腐敗問題和民生問題的根本道路，其它辦法只不過是王朝興替中使用的舊辦法，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從政治理論和法律思想上，我感覺在（十八大報告）沒有這方面的內容，無論是主流意識還是黨的領導人意識各個報告中，嚴重忽視了對人的基本權利訴求的尊重、體察以及這方面的傾聽，我覺得，這一塊恰恰是政治體制改革最大的動力。這是第一。
第二，法治與憲政。中國最核心的問題是黨和國家的關係問題，十八大報告中，談了黨要依照法律和憲法管理自己。但問題在於，憲法的具體條款中只是談了黨的領導，假如一些黨的組織、黨的領導個人違背了法律，僭越了法律，這怎麼辦？把政治問題轉化成法律問題，應該擺入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程中。
黨內要區分政治信仰和個人的精神信仰
劉澎（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
我說一下宗教問題。中國信教人數一直在增長，沒有具體的統計，沒有任何數字是精確的，但有一個調查估計的數字是3億。周恩來在世時，說中國有1億人信教，但經過各種社會學家的調查至少有3億，實際比這個要多，但3億人是一個共識。中國人宗教意識在增長，但宗教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是，中國政府承認的五大宗教在內部是分裂的，在體制外出現了沒有登記的教會我們叫地下宗教，基督教有幾千萬，伊斯蘭教、藏傳佛教、漢地佛教都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我在材料裡已說，就不展開了。
劉澎
原因是怎麼造成的？跟中國政教關係模式有問題。是什麼模式？是國家控制宗教型，即前蘇聯的模式。政教關係的模式一共有四種：政教分離型、國教型（宗教高於國家政權）、國家控制宗教型（世俗政權高於宗教）、政教合一型。中國模式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模式，此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政教不分，以國家財政、資源支持某種宗教或者某些宗教組織，同時打擊其它一些宗教組織。這樣做，需要用行政手段設立行政機構管理宗教，把宗教團體作為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附屬機構。所謂愛國宗教團體是日益政治化、官僚化、機關化，結果是，嚴重脫離信教群眾，最後宗教被政治化、工具化。官辦的宗教團體什麼都有，但喪失了宗教信仰，喪失了神聖信仰，已經不再是一個信教群眾的組織。這個結果，嚴重傷害了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導致信教群眾和執政黨的矛盾。衝突在各個地區表現形式、程度、烈度不一樣，在某些地區已經公開化、常態化。最後的辦法是地方政府不得不用警察對待宗教，而用警察對待宗教，這種過去偶然使用的辦法，現在變成了常規辦法。
這樣做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中國有宗教但無法治，沒有一個辦法。這麼多人信仰宗教，我們怎麼對待這個宗教？從法律體系上來說，有憲法、法規，也有規章，地方法規和地方規章，但恰恰沒有關於宗教的法律，所以，宗教問題不能進入司法化，所有宗教問題不能使用法律手段得到解決，是一種政治處理。現在，對待宗教最高的法律文件是《宗教實務條例》，是一個行政法規。宗教問題涉及到公民的信仰問題，用一個行政法規來規範信仰問題，從法律和法理上來說，極其不嚴肅，至少要用一個法律，沒有人大常委會或者人大通過的法律，用政府部門通過的行政法規處理公民信仰問題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以典型的“小法反大法”。
解決的辦法是，改革現行的宗教管理體制，實行宗教法治。要實行宗教法治有兩個目標：一是設立宗教的基本法，把宗教問題納入法治軌道；二是實現宗教立法，修改《憲法》36條，2003年時在青島修憲會上我講過這個，當時江平先生也在，我們談到要刪除對宗教的歧視性條款，這是法律的硬傷。為什麼這樣做？為了落實宗教信仰自由，實現政教分開，用法律的方法、法治的方法處理宗教問題，而非用行政手段、行政機構管理宗教。
在這些問題之後，比這個問題更大的是整個社會，從執政黨來說，要改變對宗教的定位，宗教到底是負面的、正面的還是中性的，認識沒有搞清楚。黨內要區分政治信仰和個人的精神信仰，古巴共產黨、越南共產黨都修改了黨章，允許共產黨員信教，並沒有因此丟失政權，反而擴大了黨的執政基礎。中共反對世俗政權敵人的同時，反對上帝，這個目標能否實現？宗教問題要解決必須實行法治，用行政辦法、政治辦法把宗教看成自己的附屬，為政治目的服務，遠遠脫離了黨自己聲稱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目標，也使黨和人民群眾處於對立狀態。（《內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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