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何頻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沒有秀才的造反永遠不會成功。民眾抗議沒有理論，就只會有急功近利的訴求，當局輕易就可用胡蘿蔔加大棒予以瓦解。星星之火再多，也沒法燎原，卻練就了中共暴力鎮壓的經驗、威力。
另一方面，不屈服於當局的少數中國民主先驅，只是新都市的孤魂。如果不是片警上上門，國保請喝下午茶，他們就得對自己的力量和奉獻加以更多想像。
除了上述五大點，也許還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例如：中國民眾素質差，現在進行民主為時太早；沒有可以取代共產黨的力量等等。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法鏟除醖釀政變或革命的土壤：專制的政體、不穩定的政治、不公平的社會，也沒法阻礙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民智成長。
也就是說，如果習近平拒不進行政治改革，民眾和政權之間的矛盾不會因為上面這些因素而消解，而且隨時可能變化、加大。
所以，當一些人不相信革命會發生時，中共卻如驚弓之鳥，絲毫沒有放棄警惕性。中共深知，沒有暴力自保（維穩），就免除不了滅頂之災。問題是，即使他在全國佈下天羅地網，即使他滅掉了幾十萬宗民眾抗議事件，但他們仍不敢對群體性亊件掉以輕心，任何一件事處理不慎，都可能引爆一場難以收拾的革命。
至於政變，其實早就在很多官員的心裡埋下了種子。別看這些官僚們一個個講話假大空，他們可是飽讀帝王術、陰謀論，他們也是遊覽了世界，頗有現代眼光的。他們比平民對中共之危機更有真實的感受、體驗，他們不願成為體制的陪葬品，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機會罷了。政變，往往不須萬全準備。
具體的政變、革命的發生往往是意外的，否則難以發生。沙俄皇朝曾被認為固若金湯，革命不足道；武昌起義更是無名小卒而起；“四人幫”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密的戰友”！在此之前，沒多少人相信沙皇會被推翻、辛亥革命第一槍能在武昌打響、毛主席的遺孀會被抓起來，其實發生的土壤早已存在。以中國今天民怨之深，政體之惡，圖變之烈，局勢逆轉當是在意料之中，只是發生的時間、方式，可能意外罷了。
何頻與黃文的英文新著《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習近平的吏治：民主的白日夢
即使你對習近平抱有期待，對政變或革命抱有想象，幾年之內，或者說在習近平時代，常態可能是：習近平既不政改，政變、革命也沒有發生。
可以說，習近平的親民作風不是做作，父輩遺風和個人歷練，都使人相信他有“好人情結”。如果這一點是肯定的話，在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習近平選擇的國策便是：吏治。
吏治是親民的制度化。所以，習近平除了對各級官員提出道德化的要求，推動各級官員勤政，還會反腐肅貪，限制官員權力，改革公安司法系統，給予平民更多的福利保障，甚至釋放一些民意空間。
如果中國只有新加坡大小，如果中國的民智還停留在八十年代，習近平式的吏治可能有好的收效。但今天中國現實，誰能控制好這個“度”？
體制外沒有多大耐心容忍慢吞吞的溫和變革，溫和的改革可能引起人們更高的期待，當激烈的行為出現的時候，當局是選擇鎮壓還是讓步？其實，無論選擇任何方式，原來溫和的變革都不能持續。
體制內呢？這多半是喪失了社會良知、喪失了道德判斷力，精通陰謀陽謀的官僚群，他們有足夠能力演變、消耗所有的改革措施，從而使自己成為最大的得利者。反腐便是一個例證：幾十年來，中共不是沒有反腐制度，也不是沒有反腐機構，而是越來越多，但結果是腐敗已經滲透到了所有階層、所有領域，反貪的人本身比貪官還腐敗！
如果是這樣，習近平的吏治改革遇挫，知難而退，各方無能為力，中國情勢持續惡化失控，政變、革命發生，還有新的希望；如果政變不成，革命不行，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不可自拔的爛泥國家。
另一種可能，是理性、漸進成為變革共識，習近平主導穩健的行政體制改革（吏治），然後逐漸引入民眾參與，朝野之間由對立、怨恨轉為和解、合作，走向民主憲政。
這是政治潔癖者的白日夢：社會付出最小的代價，化干戈為玉帛；也是權貴集團的酣醉美夢：漂白污點，洗掉黑錢，暴發戶變成貴族，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咒語，從此千秋萬代。
這些夢成真的可能性，不比發生政變、革命的可能性大。做這些夢的人，低估了民智，也掩蓋了政治的天性：社會的理性目標並非共識而成，而是由力量對比而達致的妥協決定。和平來自威懾，民主來自抗爭，當你的和平只是一種修練而不是力量，你只是節省了暴力者的成本；如果不想抗爭而得到民主，就不必抱怨，就應甘為人奴，等待權貴開恩。
假如，上面所說的都沒有出現，習近平時代是各種預言的混合體，簡言之就是：習近平解決了很多問題，也遺留了甚至製造了很多問題，十年之後中國政治仍混沌，人們還得期待下一個十年。（2013年1月16日，迪克斯山莊）(《明鏡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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