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王希哲
1979年的4月5日即將到來。這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展以來的第一個“四五”。
廣州的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發出海報，倡議該日在烈士陵園正門召開紀念集會。原來，這個學會及它的刊物《人民之聲》，主事者正是那位當年勸我“要學孫黃，不要作康梁”的劉國凱。據他後來解釋說，“四人幫”垮台後，重新燃起了他對共產黨的幻想，因此，又回頭來作“康梁”了。
他向我約稿，我答應了。
我考慮寫一篇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
我們知道共產黨賴以支橕他們專制統治的，有四個理論命根子，即所謂“四項基本原則”，要改變它的專制統治，如果你主張用溫和、理性的改良方法的話，首先就必須嘗試與虎謀皮，就必須試探說服共產黨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思想去重新解釋和改造這幾個原則。
我想先寫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再寫篇論黨的領導的。
當 我正在醞釀之時，4月1日，廣州各大學的文學社團發起，在東山僑光中學召開了一次紀念“四五”的座談會。參加了華師大“未來社”的汪岷來到我岳母家向我們 發出了邀請。僑光中學在東山培正路口，現為培正中學。汪岷主持了這次討論會。他是否作了發言，我已沒有印象。李正天沒有出席。鄭慶和倒出席了。
這 是他在我們的堅持下被釋後第一次亮相。他再次向與會者展示了海南屠殺的材料和照片，因為海南儋縣大血案的問題，1974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是，除了爭 看照片時有點騷動外，與“文革”隔膜的青年一代們已對它沒有興趣。他們興趣的關注點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對毛澤東的評價，以及民運的命運等等。鄭慶和也 感到了學生的冷漠。從此“文革”的具體遺留問題便永遠退出了民主運動的視野。
我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我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 毛澤東並不是什麼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鐵托（這是那時的認識---王注）。因為毛澤東堅持斯大林主義，“文革”也並沒有為社 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作出什麼創造性的貢獻。而鐵托則打破了斯大林主義，創造了社會主義的新形式——工人自治社會主義。
二，毛澤東政治、經濟極左理論的集大成是他1959年的《讀政治經濟學筆記》。什麼“越窮越革命”，“社會越落後過渡越容易”以及用大規模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的方法來進行所有制的不斷升級改造等理論，都可以在那裏找到根源。因此，必須批判毛澤東的《讀政治經濟學筆記》。
“李一哲集團”部分成員合影。
4月2日，即發言的第二天，習仲勛便在省委點名批評了我，說我的發言是“煽動性”的，甚至是“反動的”。
緊接著，4月3日，共青團廣東省委便出面召集各團體民運活動分子，接受習仲勛、楊尚昆（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訓話。由團省委出面在第一線處理民運問題是習仲勛的決定。
在3月份的一次接見時，他已向我們“李一哲”介紹了團省委書記李海東，吩咐我們今後向省委反映意見可以通過李海東進行。也正是在那次接見會上，我還得知了習老正在直接過問著李正天的婚事。
原 來，李正天在1975年批李高潮時定下的女朋友張果娃，沒等得住李正天兩年的牢獄，已委身於人。出獄的那幾天，在東湖招待所，李正天每天對著一大堆他在獄 中為張果娃畫的素描，悲痛欲絕，傷情到極時，便兩眼發直，全身痙攣，陳一陽趕緊上來替他按摩。我也為他傷感。心想，小李對張果娃這般深情，此心一傷，恐怕 這一、二年不會再找女朋友的了。孰料，僅一、二個月，便傳說李正天打點家俱要結婚了，且女方是佛山軍分區司令陳堅石的女兒。我大吃一驚，頗有錯讀元稹《遣 悲詩》的感覺。
但好事多磨，這位陳司令似乎不願將女兒下嫁給這位“民主人士”。郭鴻志為朋友慷慨上書習仲勛，請習老 牽其紅線，成其好事。果然，那次接見，習仲勛高興地對我們說：“我在各軍分區幹部會上說了，李正天與陳堅石的女兒戀愛，是好事嘛！作父母的不要干涉嘛！” 習老是熱心腸的人。“軍分區幹部會上”說的，那自然是軍令。“軍令”如山，陳堅石敢不從命！這樣，據說那邊張果娃還在悲痛中時，這邊李正天已洞房氤氳，喜 得佳人了（這對夫婦1995年離婚，生有一個女兒）。
被召來接受訓話的還有劉國凱的《人民之聲》諸同人，他們是揚言堅持要在4月5日如期召開烈士陵園紀念集會而被召來的。另被召來的還有前天僑光中學討論會的華師“未來社”，中大“紅豆社”等等。
習仲勛和楊尚昆進來了。
習一進會議廳大門，一眼看見了我，還來不及循例各個握手，便一口陝西腔大嚷了起來：
“王希哲，你怎麼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幟你還高不高舉啦？”他抬臂作著高舉的手勢。“你怎麼說鐵托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啊？不錯，鐵托是很偉大，但你怎麼能拿他來否定毛主席啊？”
兜頭一陣暴風雨後，他和楊尚昆才同與會者一一握手。
楊尚昆坐下。習卻並不坐下。他意猶未盡，轉過身來，繼續向我嚷道：
“王希哲，你還說‘新的號角已經吹響了’，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莫名其妙。只好辯解道：“習老，什麼號角？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一位團幹部也說：“習老，前天的會我也在，是別人說的，王希哲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沒有說過就好，這樣的話是破壞安定團結的。”他繼續說，“還有鄭慶和，他怎麼也參加這樣的會了？我上李正天的當了！李正天自己沒有參加，這就好。王希哲說李正天不參加是叛徒，我看李正天就是好同志！“
我從未說過“李正天不參加是叛徒”的話。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後憑空奏了我一本了。恐怕就是李正天本人。
楊尚昆說話了。這位當年以對毛澤東搞竊聽之罪打入地獄的中共領導，我是久已聞名了，今日才得以從近處一睹芝顏。
他咳一聲，順手從一位小青年面前抓過一包劣質的飛鷹牌紙煙，抽出一支，小青年趕緊高興地給他點上。他抽了一口，正要說話，不料，這煙事立即引起了會場的一陣騷亂。
書記李海東，宣傳部長賴際煌等發現他們的會議準備工作出了紕漏了，事先竟忘了在二位首長面前按規格擺上中華牌香煙。趕緊催人去找，但已是夜深，不知何處可覓，為此進進出出，坐立不安。
我看在眼裏，暗自思忖：看來，某些大人物自己倒未必對某些特權時時在意，而抬轎子的人，則誠惶誠恐，生怕服侍不周的。
楊尚昆把“飛鷹”又抽了一口，對“未來社”的姚學正說：“你們那個社叫什麼？叫‘未來’？你們講未來，我們講‘現實’。現實要求安定團結。”
姚學正爭辯說：“我們開這個會事先徵求過吳南生意見的，吳南生同意的。”
楊尚昆一聽，不好再說什麼，又對劉國凱說：“你們叫‘人民之聲’？你們就能代表人民？4月5日的會你們就不要開了嘛，不然我們就要采取措施的。“
李正天站起來發言。他剛剛受到了“好同志”的讚揚，頭腦可能還有些熱。他大聲斥責了《人民之聲》，提到“李一哲”平反後也曾設想在烈士陵園召開一次與群眾見面集會，但在習仲勛干涉下，早已決定不開了。於是他說：
“我們‘李一哲’都不開了，你們還開什麼？”
這 話太蠻橫，我幾乎想站起來駁他。但又不願當場拂逆習、楊的意志，再惹事端。習仲勛畢竟是一位把我們從獄中救出的恩人。在省委，是他力排眾議，甚至不顧韋國 清、趙紫陽的反對，向鄧小平寫出為“李一哲”平反的報告的。因此，我也深知，每當我一有事，習必定要首先承受焦林義派反平反勢力的壓力。我只好把發言儘量 圓轉一些，找出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台階。我強調舉行紀念“四五”集會，是人民應有的權利。但面對國內許多城市出現的混亂，如果中央不適當強調安定，很容易 被“凡是派”利用來攻擊黨內改革派，這對改革是不利的，我們應當體諒到黨內改革派目前的難處，暫不舉行這樣的集會。
想不到，楊尚昆竟對我的發言大加讚賞，連說：“你說得對！你說得對！”
李海東則建議把“四五”紀念會改在省團委來開，由省團委主持（即官辦化）。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之聲》也只好表示取消原定的集會。（據劉國凱後來的回憶，他們在來前已決定取消了這次集會）（《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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