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二节：邓小平的困惑
如果说，作为中共“第一代”核心的毛泽东曾经以极其鲜明的形式凸显了执政党自身的蜕变问题，并曾试图遏止之、解决之，那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班人的邓小平就是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回避意味深长，大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知道，在中共官方史学的当代史解释逻辑中，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这次会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因而“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4
在我看来，“伟大转折”的说法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当政者无意中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闸门，这个民族开始挣脱极权主义30年之久的制度束缚，特别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束缚，而艰难地走上了新的、尽管仍然充满风险、但又展示出某种希望的道路。所以，人们今天才要隆重地纪念、认真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然而，“伟大转折”的说法在下列意义内又是不正确的，因为当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现代化建设”置于某种两相对立的位置、把前者解读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把后者解读为对前者的必要纠正时，它已经在事实上曲解了历史，乃至遮蔽了历史。
毛从来没有反对过抓经济建设，他只是反对用“物质刺激”的办法调动积极性，而主张通过“抓革命”去“促生产”。你可以说毛的这套东西是乌托邦，但你不能说毛的眼里没有“现代化建设”，而认可贫穷就等于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诚如前述――毛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意图是“反修防修”，也就是在毛式逻辑内解决执政党的蜕变问题。这才是毛关心的根本所在。但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个问题却全然不见了，彻底蒸发了。毛的晚年努力被简单地归结为毛的“左倾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25而毛以阶级斗争为工具（诚然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工具）试图攻坚的目标，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邓小平
可以这样说，文革后的第二代中共领导用“现代化建设”取代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表面看顺理成章，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它用非常表面化的逻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避开了毛当年殚精竭虑试图解决的政治-权力领域的核心问题。在精心选编的《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到处可以读到邓如何批判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邓甚至干脆讲文化大革命十年是“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26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就是邓对那段历史的全部解释，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作为建国后中共领导群体中的重要成员，邓参与了当年所有的高层决策过程，对毛的意图不可能全无领会。事实上，在《邓选》没有选入的、邓小平与邓力群的一次谈话中，邓就曾坦言：“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27 显然，这个看法更客观，更可能是邓内心的某种真实想法。但邓在公开场合却从来不谈执政党蜕变问题，翻遍《邓选》第二和第三卷，你也找不到邓对这个问题的哪怕稍微系统一点的讨论，甚至是提示。我们有理由怀疑，邓是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回避？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回避源于当时社会和执政者的现实需要。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国家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需要。经过十年文革，国民经济确已凋零不堪，人心思定，人们早已厌恶四人帮式的空头政治（所谓“假大空”）。在老百姓生活窘迫、国家百废待举的现实情形下，高扬“四化建设”主题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因此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效能，很容易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事实上，这正是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对当年这个“工作重心转移”的提法提出异议的原因。其次，回避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执政者需要重塑党的合法性。文革毕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有太多的人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文革已经使毛和“党”的形象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领导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公众对党的信心，也恢复党员对党的信心，即如此，又怎么可以老把自身蜕变问题挂在嘴上？更何况，文革是要否定的，否定文革十年就意味着肯定文革前十七年，蜕变问题自然更无从谈起。28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堵住已经冒头的民间反对派的嘴。中共可以自己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批评毛的“晚年错误”，但决不允许别人提出同样的批评，更不允许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怀疑（民间倡导“第五个现代化”就有此类嫌疑）。关于文革的文革后官方解释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晚年犯了错判形势、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这种错误被“反党集团”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党自己纠正了这个错误，所以党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如今正用“现代化”纲领统领全国人民，完成“工作重心”的伟大转移，这将引导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光辉的未来。
这的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纲领。但是，在这个纲领中，令当年毛泽东夜不能寐的那个重大问题却再也看不到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淡化乃至最终抹掉执政党蜕变问题恰恰是以“现代化”叙事为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所能达成的自然结果。
然而，蜕变问题可以被回避，可以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被悄悄抹掉，却不等于可以真的在历史中消失。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恰恰相反。
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分析邓的认知特点和他必然遇到的困惑入手。
邓小平自称是毛之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其实无论从思想认知还是从行为方式看，邓仍然是以毛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分子，并在自己事实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岁月中在很多方面延续了这种遗风。但邓又毕竟不同于毛。毛有某种思想者的气度，邓则至多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毛是耽于幻想、敢建设又敢破坏（乃至亲自打破自家坛坛罐罐）的一代枭雄，邓则只是收拾枭雄留下的残局、试图在总的传统框架中局部修正某些明显不适的部分、从而为这个国家找到出路的探寻者。但邓没有能力为这种探寻奠定更深刻的、超出传统意识形态视野之外的政治哲学基础，也就无从洞察他所做出的修正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党带来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这种影响导致的变化与其说与邓当年的期望相吻合，不如说与这位“改革总设计师”的初衷相矛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邓在内心深处产生困惑几乎是必然的。
我们先来看经济领域。经验和直觉都告诉邓，文革式的“突出政治”不可能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毛的以“革命”促动“生产”的传统作法必须废弃。那么，用什么东西取而代之？还是原来被批判的“三自一包”之类更有效，至少，这是一个已经被事实证明过的真理。农民有了看得见的利益，生活有了奔头，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那么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呢？按照毛原来的逻辑，这不是“社会主义”。但现在的邓宁愿相信、并坚持这是“社会主义”。邓的内心一定有过困惑，但他不可能公开承认，也不能让自己长期陷于这种困惑状态中。当邓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时候，29 他其实一方面是在批评毛，另方面也在给自己吃定心丸。社会主义毕竟还是要讲发展生产力嘛！共产主义也要奠基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东西，只不过邓现在要用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猫论”来达到这个目标罢了。
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方面，我相信，邓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人。有人曾质疑安徽凤阳的“大包干”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邓明确表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30 显然，邓认为给农民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权仍然是为了最终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样的理论其实并不新鲜。早在50年代初刘少奇勾勒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就发表过类似见解，邓不过是重复30年前刘已经讲过的东西。这些证明了，刘也好、邓也好，骨子里都还是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开辟“经济特区”是个大手笔，因为“特区”和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有了更多的瓜葛。敢于迈出这一步，显示了邓特有的气魄和魅力。但随着经济改革进入城市领域，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邓承认“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然而邓相信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头脑是清醒的”。31 既然搞的最终还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反复声明有两条底线不能逾越：第一，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二，绝不能搞“两极分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32
我以为，没有理由怀疑邓当年讲这些话时的真诚。甚至邓的认知混乱都是邓仍然是一个传统共产党人的证明。邓曾经反复讲：“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33 他甚至表示，“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全世界都“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34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两次踏上美国领土的大国领导人口中讲出的话，因为它完全没有超出冷战年代一个中国中学生理解“资本主义”的水平。然而，邓似乎真的信心十足乃至雄心勃勃，他在论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时曾断言：“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35 请看，仍然是一派毛泽东式的救世口吻！用句恩格斯的语言，这不是“热昏的胡话”又是什么呢？
当然，也不全是认知混乱问题，还有作为统治者的实际利益的考虑。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最为明显，那就是前边引语已经表明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重要断语。文革后重新崛起的邓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既必须指出并纠正毛的“错误”，又不能动摇“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指出独裁是毛的一个严重错误时，邓没有犹豫。他可以把它解释为“个人专断作风”滋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结果。邓也似乎表露过一些更深层的忧虑，比如，他在1980年那篇著名的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提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6 这种表述好像意味着邓已经意识到制度（而且是根本制度）变革的必要，但邓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的认知水平和他所认定的自身角色都决定了这位共产党第二代掌门人没有、也不可能真的沿着这个思路往下发展。37 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权力仍然是邓考虑的核心。事实上，在同一篇讲话中，邓非常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8 这个逻辑有邓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成分，也有统治者用来唬人的成分。从宪政自由主义角度看，邓的所谓“没有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裂”的说法，实在不值一驳。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十分唬人的“大道理”。说到底，邓坚持的其实就两条：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所以邓才在“自由化”刚一露头时就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有党的领导才有国家的统一稳定，经济发展才有基本的社会保证（不能“乱”）。前者是根本，涉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后者是功能，政治要为经济保驾护航。当然，两者又是统一的：经济发展了，“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得到了证明，但这又意味着――再强调一遍――这个发展一定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而不能是私有化基础上的发展；一定是最终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而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发展。
与上述认知相呼应，在精神层面，邓（在陈云等中共其它元老的支持下）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纪律”。邓断言“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加重号为引者所加）”。39 据此，邓大力抨击“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强调战胜这些“歪门邪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邓一再表示，靠“共同理想”和“铁的纪律”来抵制、战胜贪腐，保持“强大战斗力”，这一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40 在聆听这些“教诲”时我们头脑中浮现的，似乎仍是战争年代出任八路军师政委和解放军“刘邓大军”最高政工指挥官时的邓，或者仍是60年代在中南海做毛的“副帅”和书记处总书记时的邓。除了不再用“阶级斗争”之类词语，邓在强调“政治优势”方面其实和毛差不多（甚至我们可以说，邓在这里换了个方式强调的，恰恰正是毛在“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框架内曾经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邓不再把这些与执政党的蜕变相联系，也不再诉诸群众运动的方式）。邓可能真的相信“理想”和“纪律”这一套仍然有效，也可能实在没有其它选项而不得不如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我宁愿假设前者的成分更多些，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然而，不管邓主观想象如何，不管“总设计师”以这样的认知为根据为国人描绘了一幅多么诱人的蓝图，历史发展却有其自身的逻辑。它并不理会统治者的意愿。它会把人们困惑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把当政者试图回避的东西重新凸显在历史舞台上。
问题的核心首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实逻辑？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也只答对了一半。当马克思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时，他是对的；而当马克思断言这种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形式”从而不具有恒常性时，他又是错的。人的经济行为有其天然的自私性，这既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又是文明累积不期然的产物。简单点说，利益驱动是核心，是根本，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理性尚无法超越的现实。毛泽东恰恰是因为不承认这个哲学人类学上的基本现实而跌了大交。毛在文革中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以“斗私批修”为核心的表现为道德完美主义的禁欲主义，一个是经济领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平均主义。这两样东西都体现了毛精神气质中所特有的那种“唯意志”成分，以至“突出政治”被推到极端，演变成全民族的一场癫狂。当然，200年前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布宾主义者、同时或稍后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做过类似的梦，尽管哲学基础不同。但他们的实验规模要小得多，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对民族的危害也相对轻得多。中国的文革则的确空前绝后。
但是，正因为毛是在向人性挑战，毛的幼稚中又蕴含着深刻一面，那就是对利益驱动和贪腐产生两者之间暧昧的、又是紧密的联系的某种直觉性的把握。邓则显然肤浅了许多。他没有料到文革后必然出现的大规模的、甚至是疯狂的利益动机释放，这样的释放在人的本性被压抑10年之久后爆发的能量将是极其惊人的。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正面结果，也可能因为规范、疏导不利而造成破坏性的结局。
那么什么是规范、疏导？这就是承认市场经济的合理制度前提，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社会环境和民主政治基础。
然而，邓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兵败滑铁卢。
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近代社会演变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的揭示。既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诉诸人的牟利本性，那就应该承认私有产权制度才是市场经济之最天然、最合理的制度前设。这不仅意味着私有产权制度由于其明晰的产权边界，给行动者提供了最大的行为激励，而且意味着恰恰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给产权拥有者铸就了应有的法律保护。但认知僵化的中共元老们不会这样考虑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陈云等更趋保守的老共产党人坚持说开放年代推出的改革举措必须是“社会主义”的；邓虽然强调“三个有利于”，有时干脆讲“不争论”，表面上是一种高明的避让策略，其实反映了邓内心深处的惶惑与矛盾。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关经济领域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共意识形态表述几经变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法不断翻新，认知也不能说没有进步，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既没有对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利益动机做出符合科学界定的揭示，也没有对它所要求的制度结构（产权前提）做出真正明确的响应。当邓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1 时，固然有与党内保守派斗法的成分，但从严格的经济科学角度看，邓是在典型地偷换概念、偷换命题，即把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问题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把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问题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问题。42 它的论证目标的意识形态含义也很清楚：既然“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就必须和“社会主义”不矛盾，甚至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是在中国的“特色”条件下）！社会主义不能搞“私有化”，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理论上――是和私有化不沾边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不但如此。邓（以及其它保守的中共元老）不但以一种荒谬的意识形态障眼法拒绝私有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前提，而且以极其顽固的态度拒绝市场经济的天然盟友和保卫军――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本来要求法治和民主。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公民对利益的保护和作为公民的经济行动者对权利的追求有着结构上的相互需要。民主政治还有助于遏制权力对经济领域的非法染指，这对一个刚刚从“天国”掉到地上、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即将（或已经）打开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问题是，当邓顽固地坚持一元化的“党的领导”不容怀疑时，它不但否定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不知不觉中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权力的异化大开方便之门。
事情是这样的：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
这里需要做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年代的特点，是财权、事权的高度集中控制（不管部门管理还是地区管理，均是如此）。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权力与他所能支配的金钱之间只有有限的联系，想腐败也腐败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正是“指令性”的控制机制与毛时代的反蜕变努力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当权者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异化趋势（――当然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否则就不需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现在不同了，社会环境已变，市场已经放开（或正在放开），厂长、经理们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转型中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某些过渡性措施的采取（比如生产数据“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又直接、间接为经济寻租创造了机会；党中央都在鼓励全民“发家致富”，盗窃犯、流氓小偷都发了大财、成了“暴发户”；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不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当家人们怦然心动？手上的权力是现成的，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提笔签字之劳就意味着滚滚财源进了自己的腰包。没有人能制止这种行为，因为“公有制”的特点恰恰在于财产属于“全民”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谁去监督？谁去制止？也没有几个人能抵抗这样的诱惑，因为钱来得太容易，毕竟领导们也是凡夫俗子。有了钱，就有了新的欲望、新的动机，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自己不方便出面可以找老婆孩子、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于是，腐败之网进一步形成。故事其实就这么简单，但它的含义却极其深刻：
市场经济是牟利经济，它并不否认行动者的利益动机；但它本来应该成就经济行动者正常付出前提下的正当利益，而不应该成就权力介入造成的非法利益。
市场经济讲究竞争，优胜劣汰，甚至有时有些“为富不仁”；但它至少还强调机会均等，或起点意义上的平等，而不主张权力优先。
然而，正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结合，市场的正面功能被权力的非法介入所扭曲；市场的文明缺陷则被权力的胡作非为进一步放大，乃至畸形化。
更可恶的是，凭借权力又以权力为核心的非法利益的扩张，乃是在“公有制”名义下进行的，又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43 但它其实是各级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对全民财富的一种变相掠夺。
鉴于这些为非作歹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又鉴于所有这一切恰恰发生于这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内，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改革年代执政党发生蜕变的某种信号么？
这是一种蜕变，一个新的权力持有者阶层“烂掉”的过程，一个远甚于50～60年代的执政党变腐的过程。
这也正是人们今天常说的权贵资本的最初形成过程。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权贵资本理解为利用公权力（行政权力或企业权力）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小团体）谋取好处的那些人、势力或集团。
权贵资本的形成，标示出开放年代社会的某种新走向，也体现了开放年代权力持有者阶层所特有的利益逻辑。
那么，事情有救没有救？本来是有救的。遏制权贵利益疯长的天然克星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经被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改革派所意识，所阐述，所高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王若水谈“异化”，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谈“政治异化”，呼吁人们警惕党和政府机关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但王若水的这些言论被邓斥之为“精神污染”，大加批判。86年学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知识分子更明确地主张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解除“四项基本原则”对人们的精神束缚，用民主制取代现存的“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结果，方、王、刘被开除党籍。邓的“反自由化”还殃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胡1987年1月被拉下马象征性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充满变量，荆棘丛生。
当然，说邓完全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那也是冤枉了人家。早在1982年，邓就承认“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44 1985～86年，邓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整顿“党风”、促使“社会风气”好转的极端重要性。邓甚至讲：不管我们经济上如何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45 但是，除了诉诸“理想”、“纪律”，邓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其它“高招”解决这个难题。毛时代那些传统的手段（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不好再用，“西式”民主又被拒绝（这倒和毛泽东一脉相承），留给邓大人的选项确实少得可怜了。毛至少把工农视为反蜕变的依靠力量，邓则只能寄希望于体制内关起门来的自我整肃或者“打击经济犯罪”之类，而再无反贪腐战略的社会结构动员方面的气魄。1986年，邓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至多不过是强调“党政分开”；邓希望的是“提高办事效率”，而不是找到遏制执政党蜕变的宪政制度手段。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邓坚持传统政治思维，他就不可能找到出路。事实上，“理想”也好、“纪律”也好，这些东西在权钱结合的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个一个地败下阵来。被认为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的贪婪、腐败和不公正恰恰在名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内泛滥成灾。这当然不是邓愿意看到的，但又的确是铁一样的事实。如之奈何？
总之，邓的认知逻辑和执政党衰变进程中权贵集团的利益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反差和相互错位。
邓希望在传统政治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最终的“共同富裕”，但事与愿违，开放没几天党的肌体上就产生了毒瘤，发生了病变。它直接挑战邓的传统认知，也把传统的共产党反贪腐的那些手段打得落花流水。
可以说，这个挑战已经预示了认知层面和执政党蜕变之实际层面的双重危机。
当历史走进1989年，这样的危机终于有了足够的积累，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可以引起连环的爆炸。恰在此时，已经黯然下台两年的胡耀邦在郁郁中辞世，学生、市民走上了街头。和平示威者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这说明了当时的民心所向。然而，邓已经听不到、看不到这些。维护党的核心利益也就是统治地位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于是，随着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被拿下和六四的开枪，邓终于自己走进死胡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被宣判了死刑。
注释：
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190～191。
25 同上，页176。
26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223。
27 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页163。
28 邓在指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时，曾明确要求起草组搞清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06）邓要的结论当然“成绩”、“光明”是“主要的”。
29 邓在许多场合讲过此话，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63、116、137、139等等。
30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15。
31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13。
32 邓在80年代中期曾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这个意见，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38、142、149、172等。
33 同上，页64。
34 同上，页158。
35 同上，页195～196。
36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33。
37 有朋友认为“邓当时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典范”（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见《领导者》第21期，页136），这个说法其实是高估了邓。
3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41～342。
39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43。
40 同上，页111、144。
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3。
42 严格地说，不管是“手段”也好，“资源配置”也好，这些市场功能的发挥本来也应该建立在合理的产权制度前提上。
43 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企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本来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不无积极意义；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着重指出：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346）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企业自主权”是扩大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大部分场合却不见了踪影。没有独立工会（这在党专制体制内并不奇怪），没有工人监督权的法治保障，“扩大企业自主权”迅速演变为企业当权者谋取不义之财的新的手段。
44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402。
45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54。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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