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6）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張博樹：鄭國巍的發言，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過多地關注了“治道”——剛才鄭國巍論述了“治道”和“政道”這兩個概念，我的理解是，所謂“治道”，是在現存的體制框架之內，找到具體的辦法來解決面臨的問題。而“政道”，我理解是關於國家發展方向的根本原則。在我看來，後面這個“政道”問題更重要，更關鍵。如果“政道”不解決，“治道”是解決不了的。
張博樹這方面我寫過很多東西，談憲政問題，主要就是那個《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當然，不僅是我，還有陳小平和其他朋友也寫過類似的東西。過去20年，關於中國政治制度建構的替代性方案，有很多人在思考，也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大家看法很明確：共產黨這樣一個制度，不可能持續，要找到出路，或者用勝平的話說，給共產黨找到一條退路——那就是憲政改革。這是核心的東西。憲政改革並不一定意味著共產黨下台，但是要改變這個國家制度性建構的規則。這是第一。
第二，改革有一個過程，需要一定時間，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不像天成的快速變革論那樣樂觀，我的主張是，要看到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國情複雜，共產黨統治60年的傳統，造成的惰性力量十分厚重。最近20年來，它也做了相當大的努力，讓自己的統治更加精緻化。“六四”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共產黨蹦躂不了幾天了，但是20多年下來，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這個黨國體制，還是有很多自我調整的能力，能够在不突破他自己的原則框架之內，儘可能去找到自己在當下生存的方式。——他們的努力很多，不僅是動用了很多技術官僚。對這些，在海外批評共產黨的圈中人，往往注意得不夠，而有簡單化的浪漫想象。我對此不贊成。
但是像國巍老兄這麼一個思路，對中國最核心的“政道”問題，對政治結構的重建這個當今解決中國問題的核心，我感覺重視不夠。這與你過去的大作，思路是一致的。最後你給出的方案，大概也是地方自治、發揮地方官員的作用。但是同樣是地方自治、同樣是發揮地方官員的作用，是有一個前提的，有一個在什麼樣的政治框架之內能發揮作用的問題。否則，就算再努力，未必能闖出新路。
什麼是前提？這就是政治結構的變化。黨國體制下——實質就是專制體制——有個特點，頂層的這個人物，往往具有超乎尋常的作用。在我的書裡，我用了一個名詞叫“始動性”。他的“始動性”很強，想幹的事就推動力很強，不想幹的事就阻礙力很強。現在對習近平得到的信息不足，互相矛盾，很難判斷他到底是想幹事還是不想幹事？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很多朋友對他有一定瞭解，但是說法不一。像李銳就對我親口回憶過這樣的事：李銳住在醫院，習近平去看他時說：李老呀，有些話，你要多講呀，我們不方便講。這樣聽起來，他是想幹事。但是也有相反信息。當然也有一種說法：他自己沒有多大本事和主見，就看什麼人對他施加影響。最近是不是聽了劉雲山這樣的“老左”給他出的主意？
我們先不說習近平，從十八大新領導班子上台以後的現象看，他們似乎是想幹事，但是幹的方向是與大家所希望的相反的。不僅是意識形態風向向左轉，還有對外：在東海問題上、南海問題上，整個國際戰略佈局上……習上台之後，先去俄羅斯，然後去非洲；這次訪問美洲，也是先到拉美，後到美國。從這些方面看，好像他是有一個宏圖大略的。是不是他本人的主意？不知道，但卻是與我們期望中國走的路正相反。到目前為止，這一條是看得比較清楚了。如果我們將這些大的背景棄之不顧，只談技術性問題，“治道”問題——而且還是現行體制框架之內的“治道”問題，我覺得意義不大。
“政道”演化邏輯必須體現在“治道”設計
鄭國巍：我們談到今天中國領導人是想幹事還是不想幹事。他們並不是不想幹事。你以為他想幹事，他就能幹事嗎？
中國知識人的責任是很大的，對於制度轉型，文化演變，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中國知識界跟現代中國轉型的需要、面對的挑戰之間，距離又非常之大。至於“政道”與“治道”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對“治道”的設計，實際上要引用很多很新的理論：怎樣通過一套話語的干預，來創造一些條件，推進系統自身的演化，其中也包括了對這個系統演化內在邏輯的研究，這些是現在社會科學最前沿的問題。你談到“政道”，我談到“治道”，但是“政道”演化邏輯的步驟，必須體現在“治道”的設計上。這兩個問題你將它分開了。我講的“治道”裡面，是包含著對“政道”演化邏輯的設想，你對這一點並沒有理解。
西方是這麼演化過來的，我們中國則不是。如果在理論上沒有更高的自覺性的話，作為後發者，在西方強勢壓迫和示範這雙重作用下，要擺脫後發困境，就很困難——如果像日本那樣戰後被佔領，麥克阿瑟強制改造，那也就無話可說，但中國又沒有走到國際共管的地步，就困在這裡了，還是要靠自己來弄。我們文化內生的知識、思維方式，並不能很好地突破系統演化的邏輯，老是跳不出循環。在中國文化、制度很難找到一個支點來推動進化，幾乎沒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淺白地說，“政道”的轉變，必須體現為“治道”的某種變化。哈佛一個左派政治學家安格爾對未來政治制度的設計，我很佩服，他提到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例如他用很形象的辦法指出制度設計首先是順序，而不是藍圖；是音樂，而不是建築。這兩句話很值得琢磨：用什麼樣的主觀努力，用我們的思維、話語和行動，來影響和干預制度和文化的演化？
“是音樂，而不是建築”怎麼理解？第一，音樂是一個過程；第二，音樂在大家合作中每一種樂器、每一個聲部所扮演的角色都很清晰，共同完成藝術的表達。而建築，也是藝術的表達，但是我們看見的並不是過程，而是完成形態；看不見不同的人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順序如何。他的意思是，好的政治制度設計，必須讓人們能夠看見自己在其中的角色。
我與你的區別，在於我的表達裡面體現了對這些困難、挑戰方面的思考。而你的表達裡面，沒有體現對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你更多的是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哲學，對現實並沒有干預能力。（《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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