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官民互信是治理中國亂象的關鍵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7）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高伐林你談談看法。

高伐林：馮勝平說，我們的討論應該圍繞給中國找到出路，他認爲這有一個前提，就是給中共、給執政集團找到退路。剛才國巍講的，我看也跟這個有關。我這麼希望的，我相信很多人也這麼希望：中國既能夠轉型走上康莊大道，又能夠儘量減少成本、減少代價……

馮勝平：以前我參加過很多會，都是討論怎麼把專制政權“滅了”“撕裂”，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討論，怎麼給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如果朝這個方向去談，對國內的幫助意義更大一些。要給中國找到一條出路，首先要給中共找到一條退路——如果他們沒有退路，那就是“死掐”：你死我活鬥到底。

現在美國之音的節目，絕大多數嘉賓或作者請的都是民運人士，我看最多不應該超過20％。何頻辦雜誌，我也是這麼建議：作者和採訪對象，最多只能是20％的民運人士，太多了就是自我毀滅。打個比方吧，我們這個會好像是來會診，出謀劃策：怎麼把病人治好？這樣我們的討論轉到國內，如果有幸能被人看到，感受到我們積極的善意，受到一點啟發。我們不是來討論怎麼把病人滅了，早死早托生——那樣的方案，讓其他人來設計吧。

高伐林：中國當下的困境，如何突破？我覺得，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講，當務之急是要重建互信；而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講，最頭疼的問題，應該也是如何重新贏得民衆的信任……（鄭國巍：習近平沒有這樣的智商來對此感到頭疼。）執政集團早已經將他們的信用透支光了，以致現在他們說任何話，民衆首先就表示懷疑，借用魯迅的話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推測”他們的動機、圖謀。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人士呢，也時有不實之詞，傳播經不起推敲、追問、沒有很好地去核實真僞的說法——他們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三弄兩弄，信譽也就大打折扣。
 
人民要求政府說話算話講誠信。

社會互信成了負數，不止政治領域如此，其危害遍及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坑蒙拐騙、不講誠信已經是當代中國“病入膏肓”的痼疾頑症，不是當局搞什麽教育活動、樹幾個道德樣板、“洗洗澡”“照照鏡子”能解決問題的。重建社會互信，這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當局要狠下决心，做幾件說話算話的事——當年商鞅變法之前，不就“徙木立信”嗎？
重建社會互信，本身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為政者必須將决策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做到制度化、程序化；
必須拓展公民社會空間，鼓勵成立更多NGO，讓民間組織在官民對立、商民衝突中獨立調查、分清是非、查明責任，還應該進一步開放，與具有公信力的國際機構合作……

不過，聽了國巍剛才的發言之後，我覺得我想的這些問題，根本沒有可能被他們提上議事日程。胡錦濤也好，習近平也好，都不是“我自己要幹，而是上面要我幹”（鄭國巍：我們聽說，習近平不是自己要幹的，是他媽媽要他幹的。）。如果共產黨的官員就是這樣兩類：一類是些“自己想幹”的，其實是為了執掌權力之後給自己和家族增加財富，其它的就是“自己不想幹”的……

鄭國巍：現在最大的問題正是這個：想自己出來擔任公共角色的，在中國現有制度環境之下，是沒有正當性的：“我想當市長”，“我想當鎮長”……有這種念頭就要不得！

高伐林：如果按鄭國巍的說法，在任官員都是“上面要我幹”的，根本不是想怎樣把中國的事情辦好，而是混日子，那麼我想的當權者要喚回人心、要重建社會互信等等，他們就根本不可能考慮了。在這種情况下，我的問題就變成這樣兩個了：

第一，如何讓那些“我自己要幹”的人能夠冒出頭、能夠成長、能够有發揮的位置和空間？

第二，對這些“自己不要幹”的人例如習近平和各級官員，怎樣使他轉變為“自己要幹”？

鄭國巍：我們提意見，我看重的不僅是意見本身的內容，還有話語本身包含的規則，表達的新鮮形式。這個更重要。為什麼？因為在哲學上，語言和存在是同一的，語言裡面內涵著現實的秩序，我們之所以在外面，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另外一種秩序之下，能夠那樣去表達，並不是我們比他們聰明。但反過頭來，由於我們生存的這種秩序的本身的理性，體現在我們的話語之中了，所以一種理性的話語遊戲，我們往裡面輸入的，是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對於新的秩序，是絕對必要的。不僅僅是表現在哪一招哪一式上，而是體現在新的關係上。
現在想做“帝王師”，跟習近平說悄悄話的人很多，給他上的奏摺，他根本看不過來。我們之所以現在有機會走出歷史的困境，就是因爲有了新的技術，有了超越我們文化的手段。這樣才有可能朝系統輸入一些它需要的改善它的東西。

由於腦科學，考古等等科技進步，加上交流，對許多概念都是用新的角度來處理。例如文化，是可以在腦科學層面上加以證明的。例如，過去說，人如果是理性的話，可以在博弈中將合作的水平提高，違背秩序的人會被懲罰，秩序由此建立起來。例如：出現暴力就遭到懲罰，懲罰達到一定數量，暴力就下降了，秩序就此建立。但是有人在文化中就提出反例：澳大利亞的毛利族就進化不了，你懲罰他，他會對懲罰來一個非理性的反懲罰，使得懲罰機制被破壞掉。現在科學家在毛利人的血液中，找到了導致他們這種行為的生化因子——西方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已經到了這種層面，通過大量科學實驗得到數據。所以誰都不能輕易把話說過頭，因為在複雜系統中，任何相反的現象可以找到，一定要找到邊界——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什麼情況，越過那個邊界，就不能成立了。

還是回到剛才的“政道”與“治道”的問題，“治道”就涉及這些邊界。這樣的討論，在國內是很難的，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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