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孟斌 專稿
香港回歸已是16年。回歸16年來，香港政治並不太平，人心尚未回歸。進入2013年，更是出現了嚴重的管制危機，“占領中環”、“特首下台”的示威聲浪從中環到西環此起彼伏。困境的當前，我們不妨把鏡頭拉遠，去回顧一片可歌可泣的香港歷史。
在 香港這片被強借出去的土地上，在被強借出去的時間裡，曾有這樣一批人，在北京與港英當局之間，在中共與基層市民之間充當媒介；為左的路線掀風作浪過，為改 革開放努力貢獻過；為平穩過渡嘔心瀝血過，為與港英對抗衝鋒陷陣過；在政治風浪中挺身護主過，也為政治不平錚錚發聲過。
他們，就是不可忘卻的香港“老左”。
香港左派的肇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淪陷的三、四年間（即1937至1941年）及內戰期間（1946至1949年），有大批著名的政界及文藝界的活躍分子從中國大陸移民香港，當中不少為左翼。
1937 年冬，日軍侵華逼近華東，原來集中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無法立足，他們一部分撤往武漢、重慶，另一批則南來廣州及香港；1941年春“皖南事變”後，共產 黨員及追隨者在大後方為國民黨所不容，部分撤到香港，人數比第一批更多；第三批則在1946至1948年間來港，此時正值國共內戰，共產黨員、左翼文化人 士及民主黨派人士，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立足，也紛紛逃到香港。
在港逗留、屬於左派的知名人士，有喬冠華、廖承志、夏衍、茅盾。
1937年“七七”事變後，廖承志先於10月到南京。南京被日軍攻陷前轉往香港，在香港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曾經被港英拘捕，經周恩來及國民政府交涉後獲釋。1938年與居香港的宋慶齡等組成“保衛中國大同盟”，任秘書長。在香港組織地下黨為八路軍籌款。
1941年廖承志創辦《華商報》，同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廖承志組織香港地下黨救出滯留香港數百名傾向共產黨的左派知名人士。次年5月廖承志在廣東北部再被國民政府逮捕，交中統看管，一直囚禁至抗戰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冷戰時期中共在港活動受到港英政府的管制，轉入地下，以工會組織、國貨公司、電影公司、左派中學、學生社團為主。
香 港最大的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便是其中之一。學友社創辦人之一為司徒華，年輕時曾向往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由中共地下黨人廖一原介紹下，加入共青團 前身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隨即同四名英文書院學生，受命成立“學友社”，為中共吸納香港精英分子，當年學友社的骨幹，皆是愛國、有理想有抱負、組織活 動能力強的青年。
當年如日方中的馬師曾、紅線女夫婦，一部電影的片酬可以在彌敦道買一幢唐樓，竟然拋下一切，隻身走過羅湖橋回到廣州。
2007年香港電影《老港正傳》海報。
這便是香港老一代的左派。正如電影《老港正傳》裡所描述的這樣一副形象：他哼唱《歌唱祖國》，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到北京天安門去看看。
50年代的左派，過著一種鬆散的組織生活，左派活動是良性的、溫和的。那時候新中國蒸蒸日上，國家民族都充滿希望。沒想到過不了幾年，國家走上另一條路，這對他們人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激進的年代
50 年代後期，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發動“大躍進”，把“左”的路線第一次發展到高峰。接替葉劍英掌粵的陶鑄，緊緊追隨，並要將國內路線延伸至港澳，派了 梁威林前來擔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梁下車伊始，便要求在香港使革命力量遍地開花，到處插紅旗，更批評當地愛國傳統左派太右太保守了。
1959年夏天，梁慕嫻當時剛剛從香港香島中學畢業，受共產主義理想的吸引，加入了共青團及共產黨。從1962年到1974年，在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裡，梁慕嫻一直擔任由地下黨控制的重要社團“學友社”的主席。
1966年毛澤東親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隨之席捲全國，難免也影響到香港的基層群眾。這時期香港的左派活動受到全球左的思潮及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影響。
在全球左派運動浪潮最洶湧的1960年代，香港左派活動也進一步激化。其主導者，是後來一直俗稱“左仔”的香港左派青年。1966年的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便第一次顯露出香港青年激進化的端倪。
1967年，“文革”進一步發展。受“文革”的影響，香港左派在這一年發起了“反英抗暴”運動，史稱“六七暴動”。成立於1948年的香港工聯會，在“六七暴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六 七暴動”對許多受難者和發動者本身就是一場噩夢。暴動中的受難群眾以及他們的家屬，至今仍處於社會底層。港英後來對事件的處理，幾乎所有的愛國工會、社 團、學校、戲院、國貨公司、以至貨倉、雜貨商店都曾被搜查過。近五千人被捕，其中部分被投入監獄，至今留有案底，在社會生活的若干方面多有不便。
1969年，距“六七暴動”只兩年多，以香港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畢業的高才生曾鈺成，選擇到“左校”培僑任教，港大學生報《學苑》的頭條標題《從港大到培僑》轟動一時，時任培僑校長的便是今天的左派元老吳康民。
曾鈺成後來回憶道，“對走上這條路全不後悔。”
曾 鈺成畢竟是“左仔”中的最出類拔萃者，大部分基層“左仔”的處境並不佳。曾是一名“左仔”的現中原地產主席施永青回憶道，“這些工人整天必須為生活奔波， 又要去幹革命，有些人已經有了家庭，家人不一定認同他的行為。三年五年還可以，十年二十年老婆就會認為她的一生都被毀掉了，有些家庭就這麼離婚了，自己的 身體也垮了。你說革命是為他們好，但實際上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
他們因“愛國”而葬送人生。
低潮後的重新上陣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3月下旬，北京、南京等地開始有群眾悼念活動。4月4日（清明節）至4月5日北京民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據估計，人數最多時約有200萬人眾。4月4日晚，部隊和民兵開始驅散悼念群眾，多名群眾被捕。史稱“四五運動”。
“四五運動”對香港“老左”的心理衝擊是巨大的。施永青時年27歲，當時是名中學教師，他感到對自己仰望的世界產生了信任危機。內地民眾在天安門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遭到鎮壓，讓他覺得“文革”已經變質。“我為這個事業犧牲了八年，是不是到了跳出來的時候？”
受到內地運動的影響，香港市民也有參加聲援此次活動的大型示威。其中的骨幹後來組成“四五行動組織”，香港回歸後，成為泛民主派的主要政黨之一。
“四五運動”後，香港左派活動陷入低潮。但沒過幾年，在中英談判期間和隨後的過渡期，左派又開始大展拳腳。（《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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