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與早前衆多高官都來自上海幫、福建幫、山東幫等大不相同的是，當今中共政壇又出現了一個龐大的陝西幫，衆多高層與陝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陝西經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三人，政治局委員四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三人，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人。
陝西行政區劃圖。
在陝西時間最長的是陝籍的房峰輝和張寶文，其中，彬縣人房峰輝在陝西35年，興平人張寶文在陝西30年。另一位在陝工作時間較長者是韓啟德，他曾在臨潼縣的多所基層醫院當醫生，有11年。
另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從1953年起，馬凱在西安市西北保育小學讀書。西北保育小學的前身是延安幹部子弟學校，專門招收幹部子女和烈士遺孤。1955年馬凱來到北京，1959年考進北京四中。
“我是陝西人，陝西是我的根脈”
與陝西有關係的這些領導人中，年齡最大者為俞正聲，他1945年4月出生在延安，儘管後來沒有再跟陝西發生過交集，但卻有著純正的“紅色血統”；而年紀最輕的是生於1957年的趙樂際，曾一度被外界稱為陝西幫的代言人。
至今，在不少陝北老鄉眼裡，富平人習近平也是個“陝北人”——上個世紀60、70年代，知青習近平在黃土高原勞作了七個年頭，並入了黨。對這段經歷，習近平認為這是他“成長和進步的起始”。他曾說，在陝北“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二是培養了自信心”。習近平說，這段經歷使他獲益終生。
2012年11月，西安人趙樂際在赴京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向陝西告別時曾說，“我是陝西人，陝西是我的根脈。”外界印象深刻的是趙樂際一口淳樸的陝西鄉音。他說，“回想在陝西工作生活的日日夜夜，我將終身難忘。作為一個陝西人，家鄉的建設發展和民生改善，我會一直惦念、關心。我對三秦的山山水水無比眷戀……”
確切地說，這些跟陝西有關係的中共高官，早就把中共這個早期根據地視為自己政治生命的“根脈”，而這個“根脈”就是他們走向權力頂峰的台階。
一、習近平：陝西情結已融入血液
在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官方簡歷上，籍貫欄內，清楚地寫著“陝西富平人”，雖然他出生於北京，但父親習仲勳不但是土生土長的陝西人，更是中共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同時，也是中共最早的陝西幫代表人物。
習仲勳與習近平。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在他親自導演的“五馬進京”中，把習仲勳從西北局調到北京，出任中宣部長，爾後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在習仲勳從陝西調到北京工作的那一年，習近平出生。1962年，習仲勳因小說《劉志丹》遭人誣陷，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平反。
就在父親習仲勳文革中遭受迫害時，被打成“黑幫子弟”和“狗崽子”的習近平，也來到了父親曾經創建的陝北根據地，並在這片被他稱作“黃土地”的地方待了七年，從而，開啓了他的政治人生。
1969年的秋天，16歲的習近平，帶著兩大箱的書，來到梁家河村。當時，梁家河村來了12個出自北京八中的知青，習近平是其中年齡最小的。
如今，在這個陝北小山溝裡，習近平這個名字，是家家戶戶再熟悉不過的了。他們說，習近平是從梁家河村出去的。梁家河村的老支書老梁回憶說，習近平每天書不離手。很快，習近平已經學會鋤地、送糞，一挑兩個簍，100多斤，走路最快，上山還跑，他個子高，跑得比誰都快。
上山下鄉時期的習近平（左二）。
梁家河的歲月讓習近平一直難忘。多年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曾這樣說道：“這段時期就成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折，可以說陝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歷歷在目，現在，有很多思維行動都和那時候有關聯，就像賀敬之那句詩‘幾回回夢裡回延安’”。
習近平的第一份入黨申請書是1973年在梁家河村寫的。1974年1月，他成為中共黨員，不久又成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從那時起，習近平就不得不帶頭解決村民的吃水、照明等難題。
在得知四川農村推廣利用沼氣解決農民“照明”、“灶火”、“生產用肥”等問題後，習近平帶上六人去取經。延川縣第一口沼氣池，就是習近平他們建起來的。在他的影響下，這個縣建了3000多口沼氣池，延川縣成了陝北第一個實現沼氣化的縣，當時，在省內外被廣泛報導。習近平還曾表示：“這種歷練，讓我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看到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瞭解了社會，這個是最根本的。很多實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從那個時候生根發芽的，以至於到現在每時每刻影響著我。”
在當上中共王儲後，習近平還對陝西人大代表說過這樣一段話：“延安人民養育了我，培養了我，這要用一生來報答。我也一直在期盼著，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到陝西去，重返延安，看望我們的父老鄉親，和延安的同志一起共商家鄉發展大計……”
習近平的這些“官方語言式”的表白，雖然聽起來有些冠冕堂皇，但若是跟他在陝北的七年經歷結合起來看，倒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真情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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