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在一個狹窄只有53平方英尺的小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幾張老舊褪色的椅子，沒有漂亮的裝潢，環境條件也稱不上舒適，但這就是農民工郭其剛（Guo Jigang，音譯）和太太紀雅如（Ge Yaru，音譯）與兒子3人安身立命的小天地。他們住在北京郊區，必須與20到30位鄰居共用浴室，儘管這一切看起來不太完美，郭仍堅持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他告訴來訪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好。”
郭的家庭是典型的農民工家庭。過去幾十年伴隨經濟快速增長，一波又一波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他們找到足以餬口的工作，也掙了點錢成功擺脫貧困，但“戶口制度”造成的困擾和不公從沒改變過。
“地域歧視”堪稱中國特色
中國的戶口制度將13億百姓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當身為農業戶口的郭其剛離鄉背井定居於都市後，也意味著放棄農業戶口的社會權利。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農民工往往在工廠、建築工地、公共基礎建設和餐廳中找到工作，他們活在城市﹑住在城市，甚至為城市服務，卻無法享受同城市居民般的教育、醫療衛生和其他社會福利，已令為數眾多的農民工深感不平。
農民工的權利不應被忽視。
所以，南非以膚色創造社會階級，中國則以農村和非農村的觀念來限制，農民工像是被隔離的一群，“他們從未融入都市體系中，各種權利和機會遙不可及”，香港大學的中國新媒體學者班志遠（David Bandurski）指出：“如此情況下，歧視再清楚不過”。諷刺的是，全球的種族歧視已有大幅改善，但中國特色的“地域歧視”仍轟轟烈烈上演著。
農民工盼後代藉讀書翻身
當被問及未來夢想時，郭其剛說他想開一家店，這樣才有能力送小孩念中學，“我還是會繼續當一個農民工”，他略帶苦澀地向記者表示：“在我們有生之年，應該是沒什麼希望了，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郭的太太懷了第二胎，他們很快就要迎接新生命，這違反了計畫生育的一胎政策，因此預計將支付1500元人民幣的罰款，但郭和紀兩人深信，農民工家庭必須要有兩個以上孩子。
“萬一發生什麼意外，你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那老了誰來照顧你？” 紀雅如說：“所以對於我們農民工，1個孩子不夠，至少要兩個。都市人和農村人對小孩的想法截然不同，都市人年老後可以進養老院被照顧，但我們沒有任何退休金，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切只能依靠孩子。現在我們努力掙錢，就是將未來託付在孩子肩上，因此，一定要有足夠的小孩才行。”
但孩子真有能力擔起如此重擔嗎？別忘了，農民工後代最先面對的便是教育問題。有線電視新聞網提到，農民工子女不能與城裡孩子上同一所學校，他們被稱作“流動兒童”，而且在教育機會缺乏的前提下，這些農民工小孩不見得能仰賴讀書翻身，很多人最終還是跟他們父母一樣當上農民工，如此循環已跨越四代，“我認為過去15至20年中國不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班志遠說。
社會科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是“階級複製”，指同一社會經濟地位階級者，他們下一代的階級也會相似。舉例來說，社會中上層階級者，由於擁有的資源與信息較豐富，以致下一代將更容易進入相似或更高的社會經濟階級，在中國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即是最佳印證。相對的，社會上相對弱勢者的子女，在起跑點就落後，要突破階級界限並不容易。長久下來，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社會的流動性也就趨近停滯。
有些家庭希望通過教育，讓子女能打破階級複製，最重要是進入大學，成為知識份子。然而，班志遠卻認為這樣的機會“非常非常渺茫”。郭則堅持知識就是力量，他說：“其實我們農民工不會野心勃勃地對待孩子，只要肯去學校努力學習就行了，不然我也不知道能為孩子規劃什麼……我只希望下一代不要跟我們做同樣的事。”
有學者將中國的戶口制度比喻成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農民工小孩爭取教育平等
教育自古就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元素，否則就不會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情況，不過如果連教育都不能提供平等機會的話，那該怎麼辦？1997年出生的占海特，戶籍江西，2002年2月隨父母移居上海，結束小學和初中的學業後，她因非上海籍無法參加中考而輟學在家，非但進不了高中，上海擁有優良傳統又聲名遠播的大學對她而言更像在月球那端。在線雜誌《數字雜誌》（Digital Journal）記者拉魯卡‧貝斯琉（Raluca Besliu）指出，造成占海特困境的正是戶口制度。依據法令，地方政府沒必要提供農民工後代更高階的教育服務，因此中國高達2.3億的農民工一律成了都市裡的次等公民。
目前大約有1000萬沒有本地戶口的人生活在上海，佔城市人口40%；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30年前，中國將增加3億從農村移動到都市尋找工作機會的人。
但占海特並不坐以待斃，她決定挺身而出對抗不公平的系統。2012年5月，她的微博開張，通過互聯網表達訴求，爭取異地中高考權利，且在父母支持下，2012年10月還組織了在上海市中心的抗議活動。貝斯琉說，占的微博激起全國針對戶口的激烈辯論，因為占海特不只是占海特，她代表著數以萬計面臨相同難題的農民工小孩。依照目前制度，占只有兩個選擇，一者在上海考職業高中，要不就返回原籍江西參加中考，而她想繼續就讀高中的夢想卻不能成真。
占的故事受到國有媒體關注和報導，這並不常見，畢竟官方對於敏感議題的態度向來極力遮掩，或許顯示著“教育平等”已是新政府心中的考慮事項。貝斯琉指出，李克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一直倡導都市化的重要性，而中國都市化最關鍵的要素便是戶口改革。專家強調，廢除不合時宜的戶口制度不僅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對經濟也有正面影響。若農民工能真正在都市安居樂業，於房地產和生活用品的消費力同時會提升，將幫助中國從以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轉型為由國內大量消費驅動。
農村男性大多到都市找老婆
人們之所以從一個區域遷徙至另一區域，多半為了生存。造成農民工現象最淺顯易見的原因就是“錢”，然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記者吉姆‧史蒂文森（Jim Stevenson）發現，大規模遷徙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原因，就是“男人到都市找老婆”。
中國無疑是父權社會，自古重男輕女。雖然計劃生育的宗旨在於控制人口增長，但如果一戶人家只能生1個孩子，多數人偏好男孩。數十年下來，男性越來越多，女性越來越少，中國的男女比例越來越失衡。根據位於華盛頓的人口參考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報告，中國有4100萬個單身漢，且10年內將成長至5500萬人，於是，農村裡找不到合適對象的適婚男子，傾向前往城市碰碰運氣。
“從歷史來看，導致男性遷移的原因跟性別失衡脫不了關係”，駐上海自由撰稿作家馬語琴（Mara Hvistendahl）如此告訴史蒂文森。馬的新書《不自然的選擇》（Unnatural Selection）探討中國嚴重的性別失衡現象及其帶來的人口流動和社會問題，“現今更多的遷移正在發生，而這些人有很大部分是男性，進而鼓動都市的賣淫行為，性病傳播也值得注意。”
19世紀中國就曾發生大規模移民，單身男性紛紛飄洋過海抵達美國西岸，特別是加州，以鐵路工身分追尋他們的美國夢；更早之前，冒著生命危險勇渡“黑水溝”台灣海峽的中國男子，多半孤身寡人來到異地拓墾，因此，台灣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正是指早期渡海漢人多為男性，並與原住民女子通婚。
馬語琴指出，中國是一個傳統又重視家庭觀念的社會，男人結婚和成家立業的欲望強烈，但由於男女比例大幅落差，造成15%的男性可能無法順利找到伴侶，“壓力來自他們的家庭，加上計劃生育，其父母無不希望這唯一的兒子盡快傳宗接代，任務卻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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