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以後會怎樣？
面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種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按吳先生設計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轉型確有可能相對和平地進行（當然，也衹是一種可能性，在實際操作中失 控的可能性並不小），但代價是必須讓改革變質，必須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變得不再是大多數人所希望擁有的東西。或許，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對的 原因。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正如資本主義有好有壞一樣，改革、民主同樣有好有壞。雖然對於某些“改革專業戶”來說，只要是改革、民主就行；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壞的改革”、“壞的民主”顯然不可取，就像野蠻資本主義不可取一樣。從多個國際組織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敗和最貧窮的國家，大都是這 種“壞民主”的國家。這應該並非大多數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樂見的前景，這種狀況絕不會比現狀更好。
另一方面，貪 官阻力論解釋不了中國政改難行的原因。具體說，它解釋不了鄧小平為什麼擱置政改。從倡導到擱置，鄧小平對政改的不同態度，經歷了利弊權衡、得失計算的轉 換。在這種權衡、計算中，他考慮的應該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擱置是因為對轉型的風險、後果之難料的憂慮加深了。鄧與胡耀邦的區別，不是貪官與清官的區別， 而是對轉型風險及後果的判斷不同，所導致的不同選擇。外媒曾有報道，鄧的家人說，鄧認為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對於胡，鄧應亦作如是觀。
《習李新政開局》（領袖出版社），政改眾所關注。
貪阻論解釋不了鄧，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釋鄧的後繼者江、胡。而正是這些人，對中國的走向擁有最大的決定權。是否啟動政改，他們的態度比之泛指的貪官群體，重要得多。可見，貪官未必是啟動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們熟知的一些大貪腐分子，卻是政改的積極有力鼓吹者。
因此，在一種困難而爭議的情勢下，主要領導人一個決心（事業心可能促使其下決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間啟動，衹是後果難料，結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 阻力，並非不可逾越，就連戈爾巴喬夫當年也克服了這種阻力。雖然其間發生了政變，但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引蛇出洞”，衹是當時戈氏的判斷和操作均有失 誤，火沒有玩好而已。將特赦貪官與政改綁在一起，對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吳先生的方案是要從地方開始試點，面臨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誰如 果敢於試點，就會被外界普遍視為是大貪官。
吳先生承認：雖然在一些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也發生過赦免，但都是發生在 轉型的最後幾步，是作為妥協而不是激勵出現的——這就是問題所在：正如在生死時刻，殺人可視為是正當防衛，而為了利益殺人則是犯罪一樣，作為一種內含正當 性缺陷的方案，必須有一種特殊情勢賦予它特殊的正當性作為平衡，才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可選項。否則，縱然有“主動性極強的人物”出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行此不倫之舉——當然，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眾無須說服，只須交代。
“娜拉出走”以後會怎樣？現在 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出走”雖能擺脫原來那個過於嚴肅、似乎有點性冷感的丈夫，但若等待她們的命運，不是被動接受強姦，就是主動賣淫——面對這種結 局，或許不同的人會作出不同選擇，但是，請千萬不要對她們說：衹要走出去，外面就是陽光燦爛；迎接她們的，都是鮮花和掌聲，還有白馬王子翩翩而來。（《明 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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