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六、反“和平演變”
陳：“六四”之後，當局一度“反和平演變”。一般認為是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扭轉了倒退的可能性。您怎麼看？
朱：鄧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是否可以真的放棄經濟改革和開放，重新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置中國於不可逆的狀態。
首先，幾億中國農民不允許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土崩瓦解，完全沒有可能復辟。其次，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支離破碎。別的不講，只講價格體系：1988年價格闖關之後，不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絕大部分，而且生產資料的大部分已經開始由市場決定價格。雙軌制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在並軌。
第三，中國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各種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處於全方位試驗階段，沒有什麽力量能夠停止這種大趨勢。第四，社隊企業沒有因為“六四”事件而影響它的擴張和膨脹。第五，中國的對外開放特區，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對外貿易擴張的局面已經形成。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實力，和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形勢比人強。經濟改革開放的大勢，並不是由幾個反對經濟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諸如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或者“反對和平演變”的政治運動所能扭轉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沒有重蹈蘇聯覆轍，並非因為“六四”的鎮壓，實在是受惠於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六四”以後，江澤民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團，成了1980年代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對此，鄧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說，鄧小平“南巡”，並非是擔憂改革倒退。鄧小平深刻的意識到，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才是他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義所在。
人們還忽略了鄧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徹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就是要避免人們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評價“六四”。這是一種新時代的“愚民政策”，應該說，這套政策對延續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陳：按您的意思，“南巡”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嶺。
朱：完全是這樣。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經濟格局，為後20年經濟改革提供了豐富的歷史遺產。但如何繼承這份遺產，對中國走向關係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個基本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遺留了至少兩種選擇。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像中國這樣曾經經歷計劃經濟的國家，在經濟改革中選擇市場經濟取向，卻需要由政府來完成。這使得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實際作用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並且形成政府推動改革的路徑依賴。
以農村改革為例，1981-1985年，農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一號文件下達。這個問題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過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脹，或者是首先設計對政府本身的控制？但對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範疇，所以在1980年代，中國決策集團形成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共識。然而，“六四”之後新上台的中國統治集團做了前一種取向，就是放任政府的權力無限制地膨脹。後來的制度性的貪腐，是這種取向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允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權。趙紫陽有足夠的封疆大吏的經歷，瞭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嘗試了包括“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希望給地方政府較多的財政資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互動關係。
但1992年之後，中央重新建立對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財政體制，設計了所謂的“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經濟增長，需要投資擴張，最終釀成人們現在熟知的土地財政，進而發生了地方政府、銀行、開發商和房地產商的畸形結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個是如何平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係，建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在1980年代，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主要思路：一個是通過實現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單一所有制；另一個是通過刺激民營企業的發展，增加民營企業的比重。
1992年之後，中國的重點集中在所謂國有企業的改制上，其後果一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為與政權接近的利益集團劫取；二是有些行業進入國家壟斷狀態，像石油、電力、通訊。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的改革遺產，並沒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營企業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總的來說處於被限制、被壓抑的狀態。
總之，1992年之後的中國在面對1980年經濟改革的遺產的多種取向中，在抑制還是放任國家壟斷的幾個關鍵方面，做出了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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