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婦聯副主席、解放軍少將董尤心被雙規

董尤心

  《明鏡郵報》特約記者  張一丹

   軍方消息人士對《明鏡郵報》透露，全國婦聯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部少將董尤心已被軍委紀委雙規。

   這是針對軍中「河南幫」的繼續，已被捕的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供出一大批接受賄賂的高級將領，包括江澤民的大秘書賈廷安上將、國防部長常萬全上將等河南同鄉，但中紀委現在只選擇職位較低的董尤心下手。

    軍方消息人士對《明鏡郵報》透露，董尤心涉嫌接受約700萬人民幣的賄賂。董在任總參61所（信息化研究所）所長時加入「河南幫」，獲得谷俊山、賈廷安的幫助升為少將。
  
董尤心簡介：

董尤心，漢族，1961年1月生，河南洛陽人，1976年12月參加工作，197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軍南京通信工程學院電子與通信系統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

1976—1979 解放軍34512部隊戰士。

1979—1983 解放軍南京通信工程學院學員。

1983—1986 解放軍南京通信工程學院研究生隊電子與通信系統專業學員。

1986—1988 解放軍總參謀部某信息化研究所二室幹部、助理工程師、工程師。

1988—1990 解放軍總參謀部某信息化研究所二室文職幹部。

1990—1992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處副營職、正營職參謀。

1992—2000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局正營職、副團職、正團職參謀。

2000—2001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移動通信工程建設辦公室總工程師。

2001—2003 全軍指揮自動化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總工程師。

2003—2007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局副局長。

2007—2011 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研究所所長（2010.12調整為專業技術五級）。

2011—2012 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總工程師（副軍職）。

2012—2013 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副部長(2012.06授予少將軍銜)。

     2013.10— 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副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兼）。

中國經濟要跌回全球平均值

《政經》編譯  秋楓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許多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提出廣泛而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樂觀看待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有的人則認為中國經濟終將下跌，趨於全球各國經濟成長水平的平均值。但無論如何，大部分認為中國應該改變其經濟模式。

中國未來經濟將會如何發展，令外界十分關注。

根據《彭博商業週刊》的報導，商業組織（the Business Group）曾預測中國的年度國內經濟生產總值（GDP）到2020年將下降到4%；而亞洲協會政策研究中心（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則推估，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不如以往，但仍可望達到6%的經濟增長水準。

中國必須改變經濟模式

然而，在美國經濟諮商會（Conference Board）於2014年10月20日出版的《中國經濟成長的“軟著陸”》（The Long Soft Fall in Chinese Growth）一書中，中國經濟商業中心董事會主席霍夫曼（David Hoffman）和經濟學家卜安德（Andrew Polk）撰文指出，政策制定者在需要改變的政策上刻意拖延，將使中國經濟停滯。

無論看待中國未來經濟樂觀與否，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認為中國應該改變其經濟模式。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國有企業曾進行全面調整以快速提升生產效率，從2001年開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外國投資者蜂擁進入中國，引進新技術和製造流程，促使生產率大幅提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巴奈特（Steven Barnett）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曾一度放緩，但是政府祭出相關刺激政策因應，使得中國經濟維持在一定的增長程度。

不過，《彭博商業週刊》的報導指出，在過度仰賴刺激政策的情況下，已造成中國政府負債超過200%的GDP，再加上房地產過度開發，導致房價已連續五個月下滑。

此外，中國銀行目前面臨著一堆壞帳，但是IMF的巴奈特仍樂觀地認為，用日本的泡沫經濟來比喻中國是不完全正確的，甚至認為中國如果繼續實施經濟自由化政策，到2030年中國每年的增長可望達到6%。

為了因應經濟增長出現放緩的現象，多數認為中國應該朝向消費型驅動的經濟結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在2014前九個月，全中國的消費佔了GDP的48.5%，2013年同比僅45.9%，中國總理李克強認為，中國經濟正經歷一系列“積極、深刻”的趨勢性變化。

然而，2014年10月初，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Larry Summers）和哈佛經濟學家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共同研究的報告指出，不要被“亞洲幸福感”（Asiaphoria）所蒙蔽了，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終究會回到全球平均值。

他們在文中寫道，“中國在1977年到2010年長期快速的增長已是人類史上唯一的例子。”經濟快速增長可能帶來急驟下滑，而在中國，政府大程度地介入商業和實行專制政體更增添了經濟成長趨緩的可能性。桑默和普里切特認為，並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會持續不減，中國也不例外。（《政經》第10期）

人民幣取代美元地位指日可待？

《政經》編譯  董佳

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願景，希望帶領國家重回歷史上的強勢地位，其中包括挑戰被美國長期把持的國際金融主導權。為了達到此目標，中國逐漸開放其金融市場，使資本自由流動，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分析師和中國高級官員認為，除了資本可更自由地進出中國外，其渠道和目的地，也明顯回應了市場力量及北京的總體計畫。

中國投資重心正遠離美債

《金融時報》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談到了在中國努力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程度的過程中，會對全球經濟帶來哪些影響。文章寫道，簡言之，三大互具關聯且重要的金融變革正在發生。首先，中國對美國國債漸漸失去興趣，而美國國債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基石；此外，北京正加速其海外發展進程，以提高經濟回報並實現地緣政治利益；最後，北京希望推動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建立人民幣區與美元區抗衡，並開放予更多外資注入國內。

中國將重心遠離美國國債是個緩慢的趨勢，但在總理李克強宣布了金融改革十項重點後，此一趨勢出現加速現象。上述重點中，一項是關於中國3.9兆美元外匯儲備的投資部署；十幾年來，中國外匯儲備很大部分是用於投資美國國債，令美國得以維持低利率，也支撐了西方經濟增長。然而，中國在新計畫中表示：“應更有效地利用中國外匯儲備，來支撐內需及拓展中國高端產品的海外市場。”

有關計畫將如何實際進行，一位不具名中國高級官員透露：“這是一個巨大變化，需要時間改變，但我們希望通過在世界各地投資開發項目，更有建設性地運用外匯儲備，而不僅是反射性似地買入美國國債。”他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投資美國國債通常會虧損，所以我們需要找到方法來改善投資回報。”

文章指出，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慾望和能力雙雙減少。中國2013年持有美債總額達1.27兆美元，13年來增長21倍，主要是受中國的美元經常帳戶盈餘持續激增，亟需找到其他投資渠道所刺激。但現在經常帳盈餘大幅收窄，從2007年GDP佔比10.3%的高峰，於2013年滑落剩下2%。事實上，若將資金流都考慮在內，中國於近四個季度已是資金淨出口國。

分析師認為，結構性因素未來將更明顯趨使中國減少購買美債。英國安石基金（Ashmore Fund）新興市場研究部主任楊‧德恩（Jan Dehn）表示，“在海外旅遊支出和消費力帶動進口下，相信中國經常帳戶盈餘未來會再進一步下滑。”

在格林斯潘過去擔任美聯儲主席時，他就發現，由於中國將龐大的經常帳盈餘留駐美債市場，導致他難以實施緩慢升息的政策，至今債券市場仍留下泡沫。

有些人指出，中國不太可能立即拋售大規模美債，原因是此舉會令美債價格跌落谷底，進而大幅削弱北京仍持有的部分。諮詢公司Emerging Advisors Group分析師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中國之所以投資美債，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度升值、侵蝕出口競爭力而做的保護性策略。

結構性因素未來將更明顯趨使中國減少購買美債。

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

明顯可見的是，中國政府正在加強其外匯儲備的多元化部署。在過去六個月內，北京以外儲資金成立了三家國際機構：金磚五國共同成立總部設於上海的“新開發銀行”；向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發展亞洲區域經濟的“絲路基金”。

其中，由中國出資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令北京的野心表露無遺，資金約65%來自外匯儲備，主要目標是建立橫跨歐亞的陸上及海上經濟帶。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資深亞洲分析師湯姆‧米勒（Tom Miller）認為，通過協助鄰國建造跨境鐵公路、升級亞洲港口，中國藉此重建歷史上曾經擁有的亞洲核心地位。

文章指，中國設立上述金融機構，除了是其地緣政治戰略一部份，更重要的是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全球金融體系中，找出中國自己的發展空間。

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其經濟關係與美國過於緊密，此後便加速強化人民幣地位。他們認為，美聯儲當時為挽救美國內需，大舉印鈔救市，讓美元貶值，致使中國外儲市值大幅縮水；為了讓華府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降低，北京於2009年開始推動以人民幣結算雙邊貿易和投資，使獲利不再需要換算以美元計價，對中國資本市場更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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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加迅速。渣打銀行數據顯示，2014年10月時，中國超過22%的貿易是以人民幣清算，相較之下，五年前還幾乎是零；另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人民幣現在已是世界普及率第七高的貨幣。在允許外資投資中國股市的滬港通開通後，國際投資人再度被吸引持有人民幣，此外，英、澳、加等國部分地方政府開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加拿大卑詩省財政廳長麥德莊（Michael de Jong）稱，“可預見人民幣將全面國際化，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文章最後提到，雖然未來仍可能有未知數，影響中國的金融政策走向，但即使中國只達成了一半目標，對美國債市的衝擊、發展中經濟體的未來，和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等來說，影響仍然深遠。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加迅速。

中國領導全球火候未到

然而，儘管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前景看似樂觀，但仍有學者擔心，中國的經濟體質，事實上並不足以擔任全球經濟火車頭，並懷疑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力。英文期刊《中國經濟與政策》主編趙廣斌提出質疑，指中國若大舉減持美債，可能會影響到美國的債務融資和全球利率，使企業融資成本增加，進而壓抑西方經濟增長，因此中國大幅減少持有的巨額美債數量的可能性甚微。

趙廣斌在《南華早報》發表一篇評論指出，美債在中國4兆外匯儲備中僅佔1/4，儘管美債近年來在保值和增值等方面表現不佳，但至今很難找到一個金融商品，比它更安全且具更強流動性，並與美債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規模相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金融領域較中國發達，卻仍持有1.2兆的美債。

二來，中國目前的金融策略，是否足以對全球系統產生影響？趙廣斌稱，一方面，在國內市場持續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同時，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預計於2014年底將達到1200億美元，另一方面，很明顯的是，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需求已無法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機構滿足。

這說明了中國為何需要投入巨資，建立先前提到的國際金融機構。預估中國將為此支付1000億至2000億美元的資金，但計畫能否順利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向外擴張的驅動力，仍是未知數。

相比之下，運作近70年的世界銀行，通過提供貸款或擔保等形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總額，在2013年約達526億美元；趙廣斌問道，中國主導的金融組織需時多久才能建立如此廣泛的影響力？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獲得世界銀行的AAA信用評級，使它能以較低的融資成本，令其長期發展舉措具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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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何時人民幣才會實際與美元抗衡？一些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比預期中快，因為中國雙邊貿易已有22%是用人民幣結算，使其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結算貨幣。但顯然，這個排名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並不完全相關。

趙廣斌表示，相較於中國的海外投資步伐，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是落後的。其中一項證據是，經常在經濟發展計劃上發下豪語的中國政府，至今從未提出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具體時間表，而這卻是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據非官方消息來源指，當局可能會在2020年開放人民幣資本帳戶自由兌換，若真是如此，那麼現在還無須擔心人民幣搶走美元地位。

他說，中國必須清楚認知，美國當前的核心經濟利益，與美元和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金融體系密切關連，因此，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是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之一。

以俄羅斯為例，因其吞併克里米亞地區，並武力介入烏克蘭局勢，西方國家不斷加大經濟制裁力度，導致了俄羅斯石油收入大幅萎縮，盧布幾乎完全崩潰，面臨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趙廣斌認為，這不只是個活生生的教訓，同時也是西方對中國的一種警告。

中國領導全球金融短時間內難以實現。

最後，趙廣斌說道，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其經濟質量未達到同樣水平，較美國、日本和德國等落後許多。例如，中國在全球產業鏈許多方面仍處於低端，蘋果之於富士康便是個典型例子：一邊是數十萬經常加班的中國勞工，賺取僅幾千美元的年薪，而另一邊是全球最賺錢、最有影響力的公司，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員工人數卻少得多。他認為，基於這些脆弱且落後的基本面，中國尚不具備領導全球金融的能力，短時間內難以實現。（《政經》第10期）

人們曾以為溫家寶談政改後有重大行動

王濤  專稿

在十八大之前，溫家寶表達了對重慶模式和薄熙來案的嚴厲態度，表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同時也高調地對政改提出強烈要求。不過，在十八大召開後一個多月時間裡，溫家寶很少公開露面，也沒有再提起改革話題。但是從2012年12月24日開始，溫家寶又開始越來越頻繁地提到改革。溫家寶先後表達過審計工作推動體制改革、房地產稅收制度改革、與收入分配有關的稅收制度改革、科技體制改革、金融改革等相關言論。這些改革多是政府改革、經濟改革等，尚沒有直接涉及到對中共來說極為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

    溫家寶針對薄熙來案，嚴厲表示“應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

在2013年的1月22日，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有觀點認為，溫家寶或許正是受到習近平此番講話的激勵，才在時隔數月後再次提到了他矢志不渝、而又備受爭議的政治體制改革。

2013年3月5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在京開幕，溫家寶總理宣讀的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的中通篇未提“政治體制改革”。而過去多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政改是必提之詞。溫家寶在報告中肯定了引起爭議的4萬億元救市方案，還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升至全球第二、中國首艘航空母艦入列，列為自己過去5年的政績。
    
    習近平曾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到此為止，隨著溫家寶總理任期的結束，我們可以下定論：十年來溫家寶總理的政治體制改革更多地是體現在言論中，他總理剛上任時頻繁談政改給了當時一些人以無限的遐想，以為溫總理要有重大行動，十年後回頭再看意味頗不同，不過能長年累月地堅持闡述政改在中國官場已是不易。

我們可以看到，在政府工作報告以及相關的官方言論中，稱呼“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這個全稱，很少使用簡稱——政改。

溫家寶出版自傳的傳言

繼媒體披露溫家寶2013年春節期間因為心情不佳借酒澆愁後，“博訊新聞網”3月9日接力報導，引述溫家寶辦公室人員的話指出，溫家寶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向三個信任的秘書透露，從退職後第一天起，就要考慮開始寫自傳，詳細記錄自己的一生，揭露自己在尋求政治改革過程中，遭到的刁難與打擊。報導指出，溫家寶將重點記錄過去十年總理任內的各項作為，將政改上受到的刁難和打擊全部紀錄下來，自傳中還將說明家族的財產細節。據瞭解，溫家寶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此意，他也不打算假他人之手，將親自操刀，他也希望自傳能在大陸出版。但因為需要祕書移交一些機密檔，做為自傳的依據，才透露出寫自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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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溫辦人員向博訊透露，溫家寶表面形象親民，但私底下剛愎自用，連貼身秘書也難捉摸他的想法，政改言論也多半是他脫稿的即興演出。由於溫家寶講稿必須事先審查，大陸媒體自然不會報導脫稿內容，被外界解讀是遭打壓，形塑悲劇總理形象。也因為這樣的性格，這名溫辦人員認為，溫家寶極可能在自傳中揭露大機密，因為他不是個甘於寂寞的領導人，受不了平庸、不被關注的退休生活。

但是，筆者認為，博訊的這個重磅爆料一看就是假的。原因一是博訊以往諸多北京獨家的歷史，原因二是這不符合中國的政情，也不符合溫家寶的智商和為人。中國領導人的“家事”很多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國當官最忌諱的就是自曝家醜，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

溫家寶如果是將“十年總理任內”“政改上受到的刁難和打擊全部記錄下來”出自傳無疑就是把黨內矛盾和問題散播到社會上，這將極大打擊中共的國際形象，也會使溫家寶受到黨內幹部的壓力和圍攻，這麼“出力不討好”顯然不是溫家寶的風格。而且溫家寶是很能辨清政治風向的。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央分成了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和鄧小平、陳雲、李鵬等人組成的強硬派，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的溫家寶旗幟鮮明地站到了事後證明完全處於主導地位的強硬派一邊。

在2004年成書的李鵬的“六四”回憶錄《關鍵時刻——李鵬日記》中，李鵬透露，戒嚴令宣布之後，以彭沖、葉飛為首的一批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持異議，要求委員長萬里中止訪問美國，回國主持緊急會議。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寫報告，主管外事的李鵬及另兩名常委喬石、姚依林反對，中辦將三人的批示轉給彭沖；已經失勢的趙紫陽則口頭表示同意讓萬里中止訪問美國，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要溫家寶發電報通知萬里，溫家寶“看了電報稿之後，就對胡啟立說，這個電報中辦不能發”。為此李鵬在他的日記中對溫家寶大加讚賞，稱讚溫主任黨性強。

    
    2004年成書的李鵬的“六四”回憶錄《關鍵時刻——李鵬日記》。

出自傳這麼違背“組織原則”，溫家寶是共和國第四代執政集團的二號核心人物，是不會帶頭做出這種“無組織無紀律”事情的。

報告透露習李執政脈絡

中國高層對政治體制改革最新一輪的較為正式表態是十八大報告，報告在第一大塊“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總結”以政績的口吻說到：民主法制建設邁出新步伐。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推進。報告在第五大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詳細談到：“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正反兩方面經驗，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成功開闢和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確立了正確方向。

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鑑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這篇報告其他地方的表述可以看出習李體制執政的脈絡，這裡面蘊含了中央領導人對這些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結，具有承胡錦濤之前啟習近平之後的意義：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

中國的領導人在國內視察時，除了現場的談話並沒有向大眾演講的習慣和規矩。領導人發表演講往往都只是出現在外訪中，而且幾乎都是集中在胡錦濤、溫家寶這些有限的頂級幹部人群。同時領導人的談話也只能是在現場有限的人能聽到，而如果有視察後的座談，參加的也幾乎全部是幹部，大眾和獨立媒體是沒有聆聽待遇的。而且中國的領導人也沒有像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那樣頻頻接受媒體採訪的機會，所以說在每年緊接著兩會結束召開的總理記者會上，對於總理全球直播的提問特別受海內外關注。（《溫家寶大談政改內情解密》連載5。《大事件》第26期）

習近平對國企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大事件》編譯  白颺

中國經濟主要由執政黨主導，無孔不入的政府力量掌控所有經濟領域。不過，學者們似乎觀察到了變化，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分析師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其新書《民進國退》（Markets Over Mao）中指出，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對經濟的影響被高估了，中國經濟也無法再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稱之。

拉迪在書中談到了中國經濟30年來的巨大變化，並點出了一些當中的最大缺失，包括90年代末銀行大規模的不良貸款、以極低存款利率剝削沒有投資管道的儲戶等方式，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

拉迪認為，針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改革非常重要。

國企造成成長阻力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拉迪稱中國國企已逐漸被私人企業所取代。他說：“國企似乎只佔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約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但以製造業來說，國企只佔了出口的20％。因此在某些行業而言，私營企業已經很大程度上取代國有企業。”

記者問拉迪，為何稱中國經濟繁榮是因“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在中國已漸漸消逝？拉迪答道：“國家資本主義指的是生產建設由政府主導、以國家資本進行直接投 資，以及高度掌控銀行業等。我不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仍適用於中國，因其產業政策幾乎完全失敗。”他說，國企的資產收益率直線下降，2013年僅 3.7％，低於資本成本的一半。

拉迪將中國形容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2、30年前就開始大幅減少，中國國企員工佔整體就業人口的比例，甚至比法國還低。他指出，雖然 中國並非完全的市場經濟，但今時今日幾乎很難找到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奉行政府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金融危機時都不得不強勢介入。

拉迪說，中國共產黨掌控了國內前50大企業，這是管理結構的根本缺陷，顯示董事會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中，董事會的重要功能就是選出賢能的人才來領導公司。

接著，記者又問，如果國企對經濟的控制正在減弱，那又為何稱國企改革十分重要？拉迪回答：“相對於資本成本，中國國企的資產收益率是非常低的，這使得它們 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阻力。儘管在製造業，國企投資金額只佔10％，但在服務性行業中，國企投資超過民營企業，不過也因為如此，隨著中國逐漸轉型為服務業市 場，若能減少國家控制，就能有巨大的機會來刺激經濟成長。”

一些了解中國的人堅信，中國政府仍然在經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稱這個論點可從國企對中國經濟有顯著影響得證，但拉迪的新書勢必引發有關中國經濟已有多大 改變的一場辯論。美國企業研究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針對這個問題首先發聲，他說，市場和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像拉迪這樣受推崇的學者觀察到中國經濟主要是由市場 驅動時，顯示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不過，史劍道並不完全同意拉迪的看法，他認為拉迪過度淡化國企的角色，中國經濟應屬混合式，此外，拉迪也強調中國政府對金融進行管制造成個人消費減少、國營銀行付給儲戶的利息微薄等，這些都與他稱中國經濟市場化的論點相互矛盾。

史劍道指出，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政府的錯誤決策。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時，原本政府應針對體質不佳的國企進行改革，但當時當局卻要求國有 銀行發放數兆人民幣的大規模信貸來刺激經濟增長。根據渣打銀行統計，截至2014年年中，中國債務規模佔GDP的比例，由2008年將近150％上升至 250％，這表明國家控制金融，事實上不利於整體經濟發展。

此外，中國國企和私企也不完全涇渭分明，以聯想（Lenovo）為例，其主要是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所掌握，但在2009年以前，中科院是聯想控股的單一大 股東，因此當時應該被稱為是國企。之後，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收購了中科院所持的聯想控股29％股權，表面上來看，泛海是一家民營企業，但卻又被國家統戰部授 予“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封號，這很明顯與民營企業的概念格格不入，再加上中科院仍是聯想的重要股東之一，因此聯想應為混合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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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孔不入的政府力量掌控所有經濟領域。

習近平藉國企鞏固權力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提出了經濟進一步自由化的目標。但外交關係協會（CFR）東南亞研究員格蘭奇克（Joshua Kurlantzick ）稱習近平對國企的控制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他在《彭博商業周刊》撰文稱，許多新興市場如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的領導人，實際上是“假改革者” (False Reformers)。

在過去10年，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亮眼，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鮮少擁抱自由市場，都藉由廣泛的國家控制確保經濟成長。在中國，國企幾乎佔據了前20大企業；而在其他新興國家，政府仍控制或對多數大企業有絕對的影響力。

舉例來說，儘管習近平明確宣示要推動經濟和國企改革，但維持國企主導地位仍是中共的首要目標。另外，國企高管也強調，在中國面臨與日俱增的區域競爭時，國企是維護政府資源優勢，以及關乎國家安全的重點產業的關鍵之一。

同時，習近平還曾大肆宣揚自己承諾過的維護國家資本主義。在一次人大會議中，習近平表示國企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此外，儘管當局高調宣布改革，但國有銀行仍持續貸款給高負債比的國有企業，而參與能源建設項目競標的私人企業也抱怨，招標過程仍被國企所壟斷。

格蘭奇克表示，習近平的最終目的是維持共產黨的權力，而國企就是一項強大的工具。在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也紛紛將國有企業視為有力的工具，甚至可能 危及民主制度。以泰國來說，前總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Chinnawat）便以國企壟斷帶來的利益拉攏政治盟友和打擊反對派，在其胞妹英拉上台後，雖然反對黨成功發動政變，但反對黨領導人也只是將他信的親信 從國企和軍隊趕走，自己取而代之。


習近平的最終目的是維持共產黨的權力。

有分析認為，儘管中共宣示國企改革，但過程將困難重重，除了國企受到許多限制政策保護，政府與國企盤根錯節的複雜利益結構也是一大阻礙。耶魯大學金融學者 陳志武曾表示，中國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而人民收入有許多是通過稅收進了政府口袋，國企利潤也歸政府所有，經濟增長的成果大多只能由政府保留，無法成為民 間消費的基礎，他認為，唯有開放企業自主權、政府減少對國企的干預，才能帶來更深遠的改革。（《大事件》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