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大事件》( 第16期): 馬列主義成春藥

內容提要:

"義和團"網路反腐難治本體制內反腐是"走邪路"

淫亂官場

財產公開試點多僻壤 "空談誤國"成空談

王岐山鐵腕肅官其無後乎!

官員有聲有"色" 香豔細節助燃反腐

馬列主義成春藥編譯局裡"動靜"大

女博後: 和衣局長"同時達到高潮"了

李長春劉雲山看了"也高興"

局裡人際關係複雜不屑余可平那一套

財色雙收仍不滿自感副部級屈才

"雲山進常委的話，就好辦些"

"常委裡少一個給自己說話的唄！"

"習近平李源潮對我印象還挺好！"

《大事件》( 第16期)

詳盡內容，請看本刊電子版 （點入）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新政治局》

內容提要:

本書的25位主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八大後都已進入角色，悉數登場亮相，在“中國將往何處去”這個大舞台上，這些中共最有權力的人物正在上演一幕“想拯救中國必須先拯救自己”的大戲。

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成了最熱門詞。“不改就是死路一條”、“不改就亡黨亡國”，這些曾經非常警醒、甚至激烈的民間口號，如今從官方媒體和中共官員口中吐出，已經不足為奇。

於是，我們聽到中共高層都開始學說“普通話”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聽懂的話；於是，我們看到網民和微博的力量強大了，王岐山潛水讓太多貪官失眠，已成一道中國特色的網上風景；於是，我們知道脫下西裝改穿休閑服的習李新政，也正試圖用八項新規來改變自己，重新贏得人心和支持。

然而，對於中共這個已經病入膏肓的政黨來說，執政者只是一味地做一些能贏得好感或好評的表面文章，無異於自殺甚至加速一個政權的消亡。擺在中共最高層面前的選擇並不多，習李新政何去何從，本書尋求給出最新解答。

明鏡電子出版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ction-category-catid-96

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

習近平可能是個躍躍欲試要破局的人（9）

《內幕》記者陳小平

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

《內幕》：下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軍隊的，這塊是兵家必爭之地，在習近平時代，軍隊到底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我聽到說，習近平神隱期間實際是在謀軍隊籌劃。

李：軍隊舉足輕重的地位仍然存在。我認為中共領導人都是不敢退休的，退了之後就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因此，他們首先想法設法把自己的職位保住，實在保不住，也要發揮實質性影響。

例如，搞個秘密決定，鄧小平下來時就有秘密決定，最後決策要由他來做，江澤民下來時也有，最後動用軍隊一事要由江澤民說了算，（雖然這個決定從來沒有披露過，但黨內的人一般都知道，陸陸續續也有披露）接下來也可能給胡錦濤也搞個秘密決定，這就意味著至少是一個共管格局，現任領導人表面上發號施令，但不得不私下去徵求他們的意見。

江的秘密決定權沒有截止日期，似乎是衹要他活著就有效，因此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局面。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但一旦掌握了軍隊，他就有可能破局。

胡錦濤裸退，這個局勢對習近平就很有利。如果習近平無法掌握軍隊，習近平就得當2年小媳婦。一旦真正掌握權力，他是可能發生變局的人。如果長期被兩代太上皇壓著，始終無法接手實權的話，習可能在太子黨慫恿和支持下強勢破局，甚至發生政變，否則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如果習近平無法掌握軍隊，習近平就得當2年小媳婦。

《內幕》: 說到二個太上皇，我聽說還有19個元老，十八大常委名單無法確定，十八大會期一拖再拖，都與這些元老有關。這些人在政治上到底有多大份量？我聽說這些人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在胡溫擺不平的時候，這些元老砝碼的的重要性就顯得更為重要。

李: 元老與十八大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隨著二代太上皇的出現，老人政治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這些人之間誰的意見都得聽。他們推薦的人，可能上不來，但他們反對的人，肯定上不來。這些人每個人都是「關鍵少數」，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在胡溫擺不平的時候，老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仲裁者。

《內幕》你覺得中國還有團派這個概念嗎？有種意見認為，胡錦濤裸退，令計劃離開中辦，標誌團派已經崩盤。以後，誰想在政治上攀升，千萬別說自己是團派，這個名字將會越來越臭，你如何看團派的興衰呢？

李：團派這個政治概念在中國仍然會存在。這麼多年，團派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其中的所有人的人格特徵都是政治小爬蟲。是「三無人士」——沒理想，沒抱負，沒主義，衹是你幫我，我幫你，最後把大家一起推到一個官僚集團。

所謂的團派，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只為個人謀利益，不為任何人著想的官僚集團。在過去6-10年間，團派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個集團沒有大手筆人物，但彼此勾連得非常厲害。這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網絡。這些人實際利益在身，從整體上看，不起積極作用，更多地扮演消極作用的角色。

《內幕》：從你的分析看，習近平有本事有雄才大略，但他面臨的政治有許多不定因素，政治舞台的後天條件不太好，社會形勢也很危急？

李：我一直覺得習近平的騰挪空間非常小，我反覆推銷幾個概念,一個是「三國四方」（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加上溫家寶）和「四世同堂」（從宋平那代算起，然後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新格局。如果你要算十八大上來的一批團派，也可以看成是「五世同堂」。這個格局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所以，習近平比較弱勢。

最後呢，有可能不是他主動改革，變成中國的「光榮革命」，而是變成被動革命。在被動的過程中，有某支力量出來破局，真實的歷史過程可能會是這樣的。當今中國，被動革命的局面已經出現，內部已經開始互相推諉責任，或者因過度鎮壓造成分裂，然後，內部才能破局。

有點看頭的是，當今中國在台上的是太子黨。太子黨的血統和秉性與前兩任的不同是，他們敢使用爆發力，在某種程度上敢掀桌子。（《內幕》第11期）（全文連載完畢）

鄧小平“南巡”徹底排除了政改可能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6）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六、反“和平演變”

　　陳：“六四”之後，當局一度“反和平演變”。一般認為是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扭轉了倒退的可能性。您怎麼看？

　　朱：鄧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是否可以真的放棄經濟改革和開放，重新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置中國於不可逆的狀態。

人們忽略了鄧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徹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首先，幾億中國農民不允許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土崩瓦解，完全沒有可能復辟。其次，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支離破碎。別的不講，只講價格體系：1988年價格闖關之後，不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絕大部分，而且生產資料的大部分已經開始由市場決定價格。雙軌制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在並軌。

第三，中國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各種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處於全方位試驗階段，沒有什麽力量能夠停止這種大趨勢。第四，社隊企業沒有因為“六四”事件而影響它的擴張和膨脹。第五，中國的對外開放特區，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對外貿易擴張的局面已經形成。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實力，和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形勢比人強。經濟改革開放的大勢，並不是由幾個反對經濟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諸如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或者“反對和平演變”的政治運動所能扭轉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沒有重蹈蘇聯覆轍，並非因為“六四”的鎮壓，實在是受惠於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六四”以後，江澤民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團，成了1980年代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對此，鄧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說，鄧小平“南巡”，並非是擔憂改革倒退。鄧小平深刻的意識到，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才是他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義所在。

　　人們還忽略了鄧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徹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就是要避免人們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評價“六四”。這是一種新時代的“愚民政策”，應該說，這套政策對延續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陳：按您的意思，“南巡”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嶺。

　　朱：完全是這樣。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經濟格局，為後20年經濟改革提供了豐富的歷史遺產。但如何繼承這份遺產，對中國走向關係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個基本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遺留了至少兩種選擇。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像中國這樣曾經經歷計劃經濟的國家，在經濟改革中選擇市場經濟取向，卻需要由政府來完成。這使得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實際作用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並且形成政府推動改革的路徑依賴。

以農村改革為例，1981-1985年，農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一號文件下達。這個問題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過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脹，或者是首先設計對政府本身的控制？但對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範疇，所以在1980年代，中國決策集團形成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共識。然而，“六四”之後新上台的中國統治集團做了前一種取向，就是放任政府的權力無限制地膨脹。後來的制度性的貪腐，是這種取向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允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權。趙紫陽有足夠的封疆大吏的經歷，瞭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嘗試了包括“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希望給地方政府較多的財政資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互動關係。

但1992年之後，中央重新建立對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財政體制，設計了所謂的“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經濟增長，需要投資擴張，最終釀成人們現在熟知的土地財政，進而發生了地方政府、銀行、開發商和房地產商的畸形結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個是如何平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係，建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在1980年代，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主要思路：一個是通過實現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單一所有制；另一個是通過刺激民營企業的發展，增加民營企業的比重。

1992年之後，中國的重點集中在所謂國有企業的改制上，其後果一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為與政權接近的利益集團劫取；二是有些行業進入國家壟斷狀態，像石油、電力、通訊。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的改革遺產，並沒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營企業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總的來說處於被限制、被壓抑的狀態。

　　總之，1992年之後的中國在面對1980年經濟改革的遺產的多種取向中，在抑制還是放任國家壟斷的幾個關鍵方面，做出了壞的選擇。

中國種族隔離政策仍轟轟烈烈上演

明鏡新聞網編譯文道喻

在一個狹窄只有53平方英尺的小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幾張老舊褪色的椅子，沒有漂亮的裝潢，環境條件也稱不上舒適，但這就是農民工郭其剛（Guo Jigang，音譯）和太太紀雅如（Ge Yaru，音譯）與兒子3人安身立命的小天地。他們住在北京郊區，必須與20到30位鄰居共用浴室，儘管這一切看起來不太完美，郭仍堅持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他告訴來訪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好。”

郭的家庭是典型的農民工家庭。過去幾十年伴隨經濟快速增長，一波又一波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他們找到足以餬口的工作，也掙了點錢成功擺脫貧困，但“戶口制度”造成的困擾和不公從沒改變過。

“地域歧視”堪稱中國特色
中國的戶口制度將13億百姓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當身為農業戶口的郭其剛離鄉背井定居於都市後，也意味著放棄農業戶口的社會權利。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農民工往往在工廠、建築工地、公共基礎建設和餐廳中找到工作，他們活在城市﹑住在城市，甚至為城市服務，卻無法享受同城市居民般的教育、醫療衛生和其他社會福利，已令為數眾多的農民工深感不平。

農民工的權利不應被忽視。

有學者將中國的戶口制度比喻成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1948年至1994年間，南非將國內人民分為白人、有色人種、印度人與黑人，非白人族群（即使居住於南非白人區）不具有投票權或影響力，其權益被限制在遙遠的彼方。官方曾聲稱這是一種“平等隔離”，為白人和非白人提供同樣但彼此分開的服務，但事實上，非白人族群只能得到非常次等的公共服務。

所以，南非以膚色創造社會階級，中國則以農村和非農村的觀念來限制，農民工像是被隔離的一群，“他們從未融入都市體系中，各種權利和機會遙不可及”，香港大學的中國新媒體學者班志遠（David Bandurski）指出：“如此情況下，歧視再清楚不過”。諷刺的是，全球的種族歧視已有大幅改善，但中國特色的“地域歧視”仍轟轟烈烈上演著。

農民工盼後代藉讀書翻身
當被問及未來夢想時，郭其剛說他想開一家店，這樣才有能力送小孩念中學，“我還是會繼續當一個農民工”，他略帶苦澀地向記者表示：“在我們有生之年，應該是沒什麼希望了，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郭的太太懷了第二胎，他們很快就要迎接新生命，這違反了計畫生育的一胎政策，因此預計將支付1500元人民幣的罰款，但郭和紀兩人深信，農民工家庭必須要有兩個以上孩子。

“萬一發生什麼意外，你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那老了誰來照顧你？” 紀雅如說：“所以對於我們農民工，1個孩子不夠，至少要兩個。都市人和農村人對小孩的想法截然不同，都市人年老後可以進養老院被照顧，但我們沒有任何退休金，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切只能依靠孩子。現在我們努力掙錢，就是將未來託付在孩子肩上，因此，一定要有足夠的小孩才行。”

但孩子真有能力擔起如此重擔嗎？別忘了，農民工後代最先面對的便是教育問題。有線電視新聞網提到，農民工子女不能與城裡孩子上同一所學校，他們被稱作“流動兒童”，而且在教育機會缺乏的前提下，這些農民工小孩不見得能仰賴讀書翻身，很多人最終還是跟他們父母一樣當上農民工，如此循環已跨越四代，“我認為過去15至20年中國不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班志遠說。

社會科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是“階級複製”，指同一社會經濟地位階級者，他們下一代的階級也會相似。舉例來說，社會中上層階級者，由於擁有的資源與信息較豐富，以致下一代將更容易進入相似或更高的社會經濟階級，在中國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即是最佳印證。相對的，社會上相對弱勢者的子女，在起跑點就落後，要突破階級界限並不容易。長久下來，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社會的流動性也就趨近停滯。

有些家庭希望通過教育，讓子女能打破階級複製，最重要是進入大學，成為知識份子。然而，班志遠卻認為這樣的機會“非常非常渺茫”。郭則堅持知識就是力量，他說：“其實我們農民工不會野心勃勃地對待孩子，只要肯去學校努力學習就行了，不然我也不知道能為孩子規劃什麼……我只希望下一代不要跟我們做同樣的事。”

有學者將中國的戶口制度比喻成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農民工小孩爭取教育平等
教育自古就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元素，否則就不會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情況，不過如果連教育都不能提供平等機會的話，那該怎麼辦？1997年出生的占海特，戶籍江西，2002年2月隨父母移居上海，結束小學和初中的學業後，她因非上海籍無法參加中考而輟學在家，非但進不了高中，上海擁有優良傳統又聲名遠播的大學對她而言更像在月球那端。在線雜誌《數字雜誌》（Digital Journal）記者拉魯卡‧貝斯琉（Raluca Besliu）指出，造成占海特困境的正是戶口制度。依據法令，地方政府沒必要提供農民工後代更高階的教育服務，因此中國高達2.3億的農民工一律成了都市裡的次等公民。

目前大約有1000萬沒有本地戶口的人生活在上海，佔城市人口40%；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30年前，中國將增加3億從農村移動到都市尋找工作機會的人。

但占海特並不坐以待斃，她決定挺身而出對抗不公平的系統。2012年5月，她的微博開張，通過互聯網表達訴求，爭取異地中高考權利，且在父母支持下，2012年10月還組織了在上海市中心的抗議活動。貝斯琉說，占的微博激起全國針對戶口的激烈辯論，因為占海特不只是占海特，她代表著數以萬計面臨相同難題的農民工小孩。依照目前制度，占只有兩個選擇，一者在上海考職業高中，要不就返回原籍江西參加中考，而她想繼續就讀高中的夢想卻不能成真。

占的故事受到國有媒體關注和報導，這並不常見，畢竟官方對於敏感議題的態度向來極力遮掩，或許顯示著“教育平等”已是新政府心中的考慮事項。貝斯琉指出，李克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一直倡導都市化的重要性，而中國都市化最關鍵的要素便是戶口改革。專家強調，廢除不合時宜的戶口制度不僅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對經濟也有正面影響。若農民工能真正在都市安居樂業，於房地產和生活用品的消費力同時會提升，將幫助中國從以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轉型為由國內大量消費驅動。

農村男性大多到都市找老婆
人們之所以從一個區域遷徙至另一區域，多半為了生存。造成農民工現象最淺顯易見的原因就是“錢”，然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記者吉姆‧史蒂文森（Jim Stevenson）發現，大規模遷徙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原因，就是“男人到都市找老婆”。

中國無疑是父權社會，自古重男輕女。雖然計劃生育的宗旨在於控制人口增長，但如果一戶人家只能生1個孩子，多數人偏好男孩。數十年下來，男性越來越多，女性越來越少，中國的男女比例越來越失衡。根據位於華盛頓的人口參考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報告，中國有4100萬個單身漢，且10年內將成長至5500萬人，於是，農村裡找不到合適對象的適婚男子，傾向前往城市碰碰運氣。

“從歷史來看，導致男性遷移的原因跟性別失衡脫不了關係”，駐上海自由撰稿作家馬語琴（Mara Hvistendahl）如此告訴史蒂文森。馬的新書《不自然的選擇》（Unnatural Selection）探討中國嚴重的性別失衡現象及其帶來的人口流動和社會問題，“現今更多的遷移正在發生，而這些人有很大部分是男性，進而鼓動都市的賣淫行為，性病傳播也值得注意。”

19世紀中國就曾發生大規模移民，單身男性紛紛飄洋過海抵達美國西岸，特別是加州，以鐵路工身分追尋他們的美國夢；更早之前，冒著生命危險勇渡“黑水溝”台灣海峽的中國男子，多半孤身寡人來到異地拓墾，因此，台灣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正是指早期渡海漢人多為男性，並與原住民女子通婚。

馬語琴指出，中國是一個傳統又重視家庭觀念的社會，男人結婚和成家立業的欲望強烈，但由於男女比例大幅落差，造成15%的男性可能無法順利找到伴侶，“壓力來自他們的家庭，加上計劃生育，其父母無不希望這唯一的兒子盡快傳宗接代，任務卻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中國老年化速度快，勞動力短缺成問題

《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國2012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降至7.6%，為三年來的最低點，中國總理溫家寶7月時已兩度對經濟前景發出警告，表示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機構和個人預測中國經濟可能會硬著陸，出現明顯的經濟衰退，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表示，中國在2012年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但應該注意食品價格上漲和房價上漲的情況，只要政府一放鬆管制，房價就可能上漲，而食品價格即使政府小心翼翼，還是可能出問題。

老年化速度快，勞動力短缺成問題

中國的出口很大一部份依靠廉價勞動力，但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缅甸、柬埔寨，勞動力的成本已經開始低於中國，中國的勞動力競爭優勢正逐漸喪失。谷雁翔對《內幕》指出，最近兩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確實大幅度地上升，另一方面，從前中國技術低下，勞動生產率很低，但隨著技術的發展，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在不斷提升，因此競爭優勢仍在。

有分析指出，中國靠大量出口拉動國內經濟的時代已經開始結束，但谷雁翔認為還沒有結束，中國對美國出口佔經濟主要部分的趨勢，至少還要延續15年。“想想日本對美國出口已經30多年了，雖然出口拉抬日本國內經濟的作用正逐步減弱，但沒有結束，只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和技術水平在提高，出口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強大支柱的作用會逐漸下降。”

谷雁翔也提醒，雖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逐漸提升，但仍是至少比美國、日本低50％，因此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指出，儘管中國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在今後10年會顯著改變，但要到2020年至2025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才會到達廉價勞動力由過剩轉變為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寫道：“估計目前過剩勞動力在1.5億人範圍內，預計到2020年會降至3000萬人左右。”該組織稱，到2030年，中國會出現1億至2億的勞動力缺口。

谷雁翔則認為，5年前，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確實是過剩的，但最近兩、三年是呈現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狀況，這是為什麼工資正在迅速上升的原因。“勞動力成本已經連續3年快速上升，有的地方只經過1年工資就會提升一倍，如果中國勞動力過剩的話，工資應該下降才對。”

根據法國外貿銀行7月底的研究報告預測，未來4年裏，中國的勞工成本將趕上美國，5年內將趕上歐元區國家，7年內趕上日本。該銀行指出，在生產成本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中國將很快失去競爭力。

2011年開始，由於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引發社會大眾對工資過低、工作環境不佳等問題的重視，富士康事件也帶動了中國各地的罷工潮，最終包括富士康、本田等內在的企業，都同意為勞工加薪。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罷工事件除反映工資太低的情況外，也是因為工作容易找，員工才願意站出來抗議，如果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就不會冒著可能被裁員的風險出面抗爭，因此這也顯示了中國勞動力不足的現象。

“將來的走向也不可能是勞動力過剩，因為中國老年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所以中國在未來10年，應該是勞動力短缺的趨勢。”谷雁翔說。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28日發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人口為13億7,053萬6,875人，中國2010年15至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達到近10億的歷史頂峰，但這個階層的勞動力在2013年之後將迅速減少，2009年中國19至22歲人口數量達到1億的歷史頂峰，但到2019年只剩下0.58億，10年內下降43％，未來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企業將撤離中國，到他處尋找員工。

人口老年化也是一個問題。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老齡化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到2050年，老齡化人口將佔30%。預計2015年後，中國人口可能出現負增長，60歲或以上的人口將超過2億。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中國“一個夫妻一個孩”的政策，使得目前的家庭結構出現“四、二、一”遞減的情況，人力也會越來越不足；老年化速度太快，勞動力短缺，是中國未來的一大問題。

下調利率，幫助刺激經濟

中國央行6月和7月二度下調利率，最近一次的調整中，央行將金融機構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31個百分點，從6.31%降至6.00%，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則下調0.25個百分點，從3.25%降至3.00%。分析指出，雖然外界普遍預測央行將下調利率，但隔不到一個月就二度調整利率，仍是出人意料的舉動，顯示出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內經濟狀況的警覺。

中國央行6月7日已降過一次利息，這是2008年12月以來的首次降息，在此之前，央行曾於2011年三次加息，最後一次加息是在2011年7月6日。

過去，央行調整利率多半是對稱式的，但這次的調整為非對稱式，也就是貸款利率下調幅度超過存款利率。谷雁翔對《內幕》表示，降息為非對稱式，是一種進步，因為原本中國老百姓就已經很憤怒了。“中國的存貸款利差，按百分比算，可說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樣就使銀行很輕鬆地得到鉅額利潤，老百姓得到的利息很少，加上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遠遠高於銀行的存款利率，這些都讓老百姓不滿，所以這次的調整考慮了老百姓的意見，是一次進步。”

在內外需不足的情況下，央行密集降息、放鬆銀根，目的明顯是為了幫助企業降低借款的成本、提振市場信心，但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是歐債問題，因此效果有限。谷雁翔也認為，降低利率對刺激經濟、增加內需的幫助不會很大，但仍會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谷雁翔對《內幕》解釋，中國的銀行完全由央行控制，不像美國，可由銀行自己根據市場來決定，中國的銀行表面上必須嚴格跟隨央行公布的數字。

“但在背地裡，中國的銀行也有一些活動空間，比如，你是資產巨大的存款客戶，可以在銀行那裡存兩億元，銀行就能想辦法給你好處，給你隱性的利率，比如央行規定的利率是3％，他可以明著給你3％，但背地裡給你一些優惠。”谷雁翔說。

“就像美國在70年代以前，有國家法定利率的時候，銀行會私底下給你一些好處，或給你免費的服務。”谷雁翔對《內幕》補充，不只是存款客戶，銀行對貸款客戶也能私底下給與好處，因此對於隱性利率，銀行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帳面上，一定會依照中央銀行的規定來行事。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因為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接受媒體採訪。(新華社)

“特赦貪官促政改”若真成了，之後會怎樣？

　《明鏡月刊》冼岩

“出走”以後會怎樣？

　　面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種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按吳先生設計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轉型確有可能相對和平地進行（當然，也衹是一種可能性，在實際操作中失控的可能性並不小），但代價是必須讓改革變質，必須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變得不再是大多數人所希望擁有的東西。或許，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對的原因。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正如資本主義有好有壞一樣，改革、民主同樣有好有壞。雖然對於某些“改革專業戶”來說，只要是改革、民主就行；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壞的改革”、“壞的民主”顯然不可取，就像野蠻資本主義不可取一樣。從多個國際組織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敗和最貧窮的國家，大都是這種“壞民主”的國家。這應該並非大多數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樂見的前景，這種狀況絕不會比現狀更好。

　　另一方面，貪官阻力論解釋不了中國政改難行的原因。具體說，它解釋不了鄧小平為什麼擱置政改。從倡導到擱置，鄧小平對政改的不同態度，經歷了利弊權衡、得失計算的轉換。在這種權衡、計算中，他考慮的應該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擱置是因為對轉型的風險、後果之難料的憂慮加深了。鄧與胡耀邦的區別，不是貪官與清官的區別，而是對轉型風險及後果的判斷不同，所導致的不同選擇。外媒曾有報道，鄧的家人說，鄧認為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對於胡，鄧應亦作如是觀。

《習李新政開局》（領袖出版社），政改眾所關注。

　　貪阻論解釋不了鄧，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釋鄧的後繼者江、胡。而正是這些人，對中國的走向擁有最大的決定權。是否啟動政改，他們的態度比之泛指的貪官群體，重要得多。可見，貪官未必是啟動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們熟知的一些大貪腐分子，卻是政改的積極有力鼓吹者。

　　因此，在一種困難而爭議的情勢下，主要領導人一個決心（事業心可能促使其下決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間啟動，衹是後果難料，結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阻力，並非不可逾越，就連戈爾巴喬夫當年也克服了這種阻力。雖然其間發生了政變，但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引蛇出洞”，衹是當時戈氏的判斷和操作均有失誤，火沒有玩好而已。將特赦貪官與政改綁在一起，對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吳先生的方案是要從地方開始試點，面臨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誰如果敢於試點，就會被外界普遍視為是大貪官。

　　吳先生承認：雖然在一些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也發生過赦免，但都是發生在轉型的最後幾步，是作為妥協而不是激勵出現的——這就是問題所在：正如在生死時刻，殺人可視為是正當防衛，而為了利益殺人則是犯罪一樣，作為一種內含正當性缺陷的方案，必須有一種特殊情勢賦予它特殊的正當性作為平衡，才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可選項。否則，縱然有“主動性極強的人物”出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行此不倫之舉——當然，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眾無須說服，只須交代。

　　“娜拉出走”以後會怎樣？現在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出走”雖能擺脫原來那個過於嚴肅、似乎有點性冷感的丈夫，但若等待她們的命運，不是被動接受強姦，就是主動賣淫——面對這種結局，或許不同的人會作出不同選擇，但是，請千萬不要對她們說：衹要走出去，外面就是陽光燦爛；迎接她們的，都是鮮花和掌聲，還有白馬王子翩翩而來。（《明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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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中更有黑中手：傅作義怎樣坑了同窗

《新史記》蘆笛

時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天津警備司令的陳長捷也是雜牌出身，曾與傅作義同窗，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即應傅之邀加入閻錫山的晉軍，與傅淵源至深。陳長捷當時的想法與蔣介石一致，都是放棄張家口，將主力逐步轉移到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近海方面，確保海口，支撐華北，實在不行時，即從海上退往江南。當陳與傅作義密商時，傅作義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將總部搬到天津去。但他卻將與中共的秘密勾結瞞得嚴嚴實實，根本就沒有按他與陳商定的部署調兵。

不僅如此，當他在第一次談判中發現共黨要價太高時，他又打主意給自己留下逃往綏遠的後路，於是不通知陳長捷便將自己的嫡系部署到北平以西，不但令駐守新保安的35軍突圍西去，動搖了將主力迅速轉移於津塘集結的原計劃，而且將暫編第3軍、第4軍推向懷來以西，就連已經部署好的第92軍、第62軍也調往南口、懷來方面，“這正是落入解放軍的環圍，把第35軍、暫編第3軍、暫編第4軍他的基本得力的十多萬本錢喪光，使得唐山、蘆台、楊村空虛了，塘沽、天津暴露出來，置於解放軍的直接攻圍之下”。（注54）

據陳長捷說，遼沈戰役開始後，蔣介石親自去瀋陽、葫蘆島指揮，兩次路過天津。當傅作義報告實行平津塘分區防守佈置時，蔣介石認為，天津與塘沽兩區兵力單薄，不如放棄天津，把兵力合併到塘沽區，以固守海口為主。因為陳長捷是雜牌出身，蔣怕將領不聽陳的指揮，還專門派副總長與總統府參軍攜帶他的親筆信到天津，分致陳長捷與各軍長，勉勵他們協力堅定固守，並叮囑各軍長一定要服從陳長捷的指揮。（注55）

老蔣要老陳放棄天津撤往塘沽，說明他還是頗有點軍事眼光的。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出，毛澤東不但靠看地圖策劃大戰略，而且是用老百姓的外行眼光看地圖，只看得見位置與距離，看不見地形地貌。因此，毛代表中央軍委制定的平津戰役計劃的原則是“先取兩頭，後取中間”，亦即先打西面的新保安與東面的塘沽，目的是既防止傅作義率嫡系西竄，又防止其他派系的部隊出海南逃。毛幾次強調指出，東線應 “力爭先殲塘沽之敵，控制海口”。只要殲滅塘沽之敵，“控制海口於我手中，則全局勝算在望”。（注56）

然而這不過是紙上談兵，毛根本沒有考慮到塘沽的特殊地形，就像他當年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裏就地創建根據地一般，完全是構建空中樓閣。等到共軍奉命挺進到塘沽附近並準備攻擊後，才發現塘沽地形十分複雜，東臨渤海，其餘三面都是鹽鹼灘，地形開闊，河網密佈。由於海潮漲落，冬季不結冰。既不便於展開兵力，又不便於構築工事，大兵團行動比較困難。而且國軍已經做好南撤準備，一旦受到攻擊就會乘船南下。12月26日，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在塘沽詳盡勘察了地形，並與前線指揮員磋商後，于次日報告林彪：攻佔塘沽有把握，但全殲兩沽之敵則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殲滅一部，大部逃竄，得失不合算，因此提出首先攻擊天津。29日，林彪與劉亞樓報告了新的作戰計劃，決定放棄打塘沽，首先攻擊天津。同日，軍委批准了該計劃。（注57）

由此可見，若是老陳聽了老蔣的話，迅速放棄天津，撤往塘沽，雖有可能遭受共軍襲擊，蒙受一定損失，但天津距塘沽並不遠，要突到那兒是有可能的。即使不能固守，也可以從海道逃生，不至於到後來被全殲。老陳和下屬兩位軍長（守衛天津的只有兩個軍，而共軍攻城的有五個縱隊）商量了一夜，兩個軍長鑒於廖耀湘在東北大淩河轉進時全軍覆沒的教訓，怕突圍出去後被消滅，不敢執行，而陳長捷則關切傅作義的處境。他認為，他離開天津很可以卸責，但將更置北平於死地。當夜，他幾次電話請示傅作義，但傅作義不給任何指示，只是說：“待考慮考慮。”陳長捷說：“這個不指示等於已指示，我能領會。我當時的決心是一切應為傅負責，實踐他沒有變更的命令，不嫌兵單，還恃‘陣固’，為北平免於孤立，以後好隨北平的局面同樣轉變，也為避免在轉移中一下子的被消滅，就決定堅守下去，不實行突圍。”

1949年1月14日，解放軍攻入天津市區。

12 月20日，共軍開始攻擊天津外圍據點。天津城內此前收容了大量潰兵，其總數竟達五六萬，超過作戰部隊。這些潰兵既無法收編，又騷擾民間，還得派部隊予以監視。此外,傷病兵也達萬把人。因此，天津城內雖有國軍官兵13萬之眾，作戰部隊其實只有5個師（還欠一個團），兵力嚴重不足。老陳也知道天津遲早要陷落，但他因為軍閥派系觀念嚴重，仍想作困獸之鬥。他見鄧寶珊到了北平，猜出了傅作義在向中共謀求和平的“政治解決”，因而以過去軍閥混戰那套類推時局，覺得 “平津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己死守天津，能增加傅作義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資本。若是自己不顧老長官投降了，就會影響華北的“政治問題”。當天津戰事日趨緊急時，傅總部的參謀長李世傑還頻頻傳達傅作義的指示：“堅守就有辦法。”這更助長了陳長捷的錯覺，讓他決定堅持到彈盡糧絕。當時市里的頭面人物頻頻見陳，詢問局勢，委婉敦促陳投降，陳還告訴他們，大局由傅作義主持，說他從鄧寶珊到北平一事中看出，傅已在與中共談判。平津是一體，傅作義不會置天津市於不顧。於是那些人派出代表，坐小飛機飛北平，去向傅作義本人請願，但傅作義始終未作答覆。（《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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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媒體倡改革也怕媒體踩線

（中央社記者翟思嘉台北4日電）近日發生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換稿、炎黃春秋網站被關閉事件，在大陸掀起討論，有評論認為，大陸對媒體管制因反腐需求鬆動，但若觸及核心政治問題，對媒體收緊也不會手軟。

2012年歲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起草改革共識倡議書，中國大陸70多位著名學者和律師簽署，但未獲中共當局回應；這次南方週末換稿與炎黃春秋關網，據傳與新年獻詞提及憲改、政改有關。

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寇健文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多提「反腐」、「作風改革」，但都只是低限度的改革，「黨的領導不能鬆動」是底線。

他說，雖然大陸憲法寫明「共產黨領導」，但若民間一再提及憲法或憲政改革，將涉及「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孰重孰輕的問題；也容易使氛圍趨向西方式民主政改、產生憲法高於政黨的普世價值。

寇健文說，不管是習近平、或任何一屆大陸領導人，政治方面的改革都不會太快；外界對習近平的改革作風寄予厚望，卻也不能忽略大陸政治體制的特質，在「黨領導」的原則下，大陸政改也只會是「鳥籠式政改」。

事實上，大陸管控媒體有自己一貫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從列寧時代就建立的媒體為宣傳工具觀念，到今日已很難由外部鬆動。有評論說，這次南方週末與炎黃春秋事件，或許不一定由習近平授意，卻也代表管制媒體已成為大陸宣傳系統自然而然的慣性作為。

對大陸來說，因應反腐等新作風改革需求，勢必要借助媒體力量，負責挖掘、監督，但媒體監督也是雙面刃，當媒體挖掘的層次深入到部級或以上幹部、或對政治層面的改革呼籲太勤太專，引起的政治風險將難以控制。

但隨著大陸社會日漸開放，官方控制力和社會力量的衝撞在所難免，同時，愈來愈多媒體從業者對自由、言論開放從嚮往轉而追求，媒體管控何時收緊、何時又該放鬆，都會是大陸當局未來的艱難課題。10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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