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萌,1988年生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后求学于荆州,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深圳从事行业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偶有小文,奈何金盾高墙,只好流窜外网。不求闻达于庙堂,亦未想扬名于江湖,只求无愧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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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陆已经到了无官不贪,十官十贪的地步,其官场的贪腐风气甚至已经到了中国历代之最。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目前的腐败现状,只能是一厢情愿。中共之所以高调反复倡廉,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民众做了一个正面的姿态,以空头支票的形式来购买民众对现政权的忍耐度,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玩下去。在中共高层看来,整个中国都属于他们几大家族,在这次权力的交替中,为了使各大家族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得防止那些有损利益集团利益的“害群之马”混了权力阶层,因此,必须得严禁其他人在私底下活动。在他们看来,权力和利益,只有我给你,你才能拿,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僭越,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贪污腐败,就得严令禁止,予以打击。与其说这次中共高调强调纪律是为了肃贪治党,还不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镇住各方蠢蠢欲动的政治势力而采取的一场政治暗战。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纪委机关参观了“严明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主题展览。他强调,要加强对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拟提拔干部的廉政考察,防止“带病上岗”、“带病提拔”,并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抓好严明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工作。”
联想到今年各地官员在换届纪律上的纷纷表态,无论是广东的汪洋还是上海的俞正声,不管是天津的张高丽还是重庆的薄熙来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以确保换届正常顺利地进行。对于中共高层及各省市封疆大吏对换届纪律的一再强调,海内外媒体纷纷给做出了各自的解读。近日,多维新闻网在其十八大的专题报道里刊登了一篇署名季北群的评论文章《十八大换届风劲 中共欲大力肃贪治党》,文章说“即将继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已开始在党内干部的纪律和纪纲方面着力”。
暂且不论换届纪律与肃贪之间的关系,就目前大陆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来说,并非借着换届的契机便能根治得了。如今的大陆已经到了无官不贪,十官十贪的地步,其官场的贪腐风气甚至已经到了中国历代之最。
近年来,随着腐败的深入和猖獗,已经侵蚀到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根基。为此,北京政府设置了重重监督反贪机构,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和党纪。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监督机构之多可以说是不逊于任何民主国家。在行政系统内,有各级监察厅(局),司法体系里也有各级检察院及其下属部门,就连中共内部的党务系统也有各级纪委及其相关督察人员;在经济领域更是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系列的监督机构及专业人员。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监督机构和执法人员,可中国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到了连反腐的执法人员也公然参与贪污腐败的地步。造成目前这种腐败横行、贪污肆虐的唯一原因在于政府不愿把监督的权力归还给民众,而目前的监督仅仅只是在政府权力构架之下的监督。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不仅流于形式,有时甚至连表面上的形式都省了;被讥讽为花瓶的政协更不可能作为在野党对执政党进行必要的监督;更糟糕的是,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最起码的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都成了奢望,更不可能有所谓的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因为,中共很清楚,所谓的监督只能是在权力集团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而不能有在独立于权力集团外自下而上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就好比一个人自己拽住自己的头发,要把自己楸离地面一样无法实现。
因此,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目前的腐败现状,只能是一厢情愿。中共之所以高调反复倡廉,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民众做了一个正面的姿态,以空头支票的形式来购买民众对现政权的忍耐度,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玩下去。
尽管民众对一再失信于民的政府所开的支票并不完全相信,但囿于中共强大的党政军系统,民众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相信政客们信口开河时许诺的美好愿景。但是,对比一下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中共的治国策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变化,那就是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寄希望于对未来的许诺,而不愿从当下做起,更不愿意对现状做任何哪怕是丝毫的改变。
在毛时代,自古田会议之后,中共便一直信奉“从思想上建党、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此时,中共意识形态对全党和全国还具有极大的劝诱力。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民众心中的声望更是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及中苏大论战等一系列事件,让在内战中获得超强自信的毛泽东有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维护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更为了维护毛泽东本人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以毛泽东为首的权力集团展开频繁而猛烈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党内清洗。
步入了后毛时代,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多元经济对一元政治体制的瓦解,为了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为了维护政治寡头和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中共一边不断地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一边则不断地向民众公开许诺,开了许多漫无边际的空头支票。这一点从中共建政60周年庆典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新中国四位不同时代领导人的巨幅画像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的原音也依次在广场上先后响起。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江泽民的“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再到胡锦涛的“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中共历代领导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谎言,一次有一次毫无责任地许诺。一个政权居然到了要靠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断向民众对于美好未来的许诺才能维系统治,真是可悲至极。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中共的统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因而贪污腐败一直是中共身上挥之不去的梦魇,更是其久治不愈的顽疾。
在毛时代,或许还有意识形态诸如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软性制约;今天的胡温时代,意识形态这块遮羞布早已破烂不堪,中共的绝对权力在政治架构上不但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制约,就连意识形态的软性制约也早已荡然无存了。因此,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手握绝对权力和无限资源中共执政党迅速腐化成一支唯利是图且极为短时的利益集团,腐败加速了中共的内部溃烂,更腐蚀了其执政根基,为了避免竭泽而渔,中共高层必须得严惩腐败。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悖论:腐败侵蚀了中共的执政根基,让其有亡党的危险,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必须得反腐;在意识形态破灭的今天,中共维护一党独裁的目的早已不再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为了让权贵家族和利益集团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就要去搜刮民间财富,大兴腐败之风。简言之,中共反腐是为了独裁,而独裁却是为了更好地腐败。中共就一直纠结在反腐败与维护独裁之间,进退维谷。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反腐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因为当下的制度滋生和纵容腐败,更因为这个制度需要腐败来维持其运转,倘若没了腐败,这个制度也就随之消亡。道理很简单,中共的统治地位是由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在这样一部公然为专制制度招魂的宪法统治下,政府必然是以民众为假想敌,以防止其政权被来自民间的势力颠覆,所以其统治必然是要奴役民众、愚昧民众,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中南海所制定的治国方略及一系列政策必定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存在的,而这些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政策的推行必须得依靠各级地方官吏,倘若各级地方官吏各个都是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好官干吏,那些洗劫农民、损害工人、监控市民的政策还能得到推行吗?
正因为这个政权是专制独裁的,所以它必须得靠那些脸厚心黑、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来统治。假如共和国的官员都如岳飞所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那么作为党魁的胡锦涛能放心的下吗?如果一个官员,既不爱钱,有不怕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帮着中共去干那些奴役民众、鱼肉百姓的勾当呢?正式因为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所以胡锦涛才能稳坐钓鱼台,中共高层才能从容不迫地进行十八大的政治分赃。
如今十八大换届在即,各方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纷纷活动,以期在即将召开的政治派对中能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此时,中共高层频频发出要整肃吏治、查处违纪的信号,这绝非中共高层欲整肃贪腐,从严治党的暗示。任何人都知道,想要肃贪,最根本的是要铲除滋生腐败、纵容贪污的土壤,而中共高层是绝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更是断然不会在十八大前的节骨眼上搞什么肃贪反腐。中共高层这次之所以高调地强调反腐,搞什么“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五个一律”,除了给民众及国际社会做了一个正面姿态,让民众对几乎绝望的执政党再次寄予希望,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还能玩下去外,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原因是因为面对各方利益集团的争夺日趋激烈,此时祭出肃贪的大旗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和对换届的有效控制,并以此保证其权贵家族的利益。
在中共高层看来,整个中国都属于他们几大家族,在这次权力的交替中,为了使各大家族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得防止那些有损利益集团利益的“害群之马”混了权力阶层,因此,必须得严禁其他人在私底下活动。在他们看来,权力和利益,只有我给你,你才能拿,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僭越,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贪污腐败,就得严令禁止,予以打击。就如同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润发扮演的皇帝对周杰伦扮演的皇子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
这话是中共多年来想说而不能说一句话——所以贺国强才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总之一句话,要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安排。而所谓的组织安排,其实就是政治寡头之间的利益权衡。所以说,与其说这次中共高调强调纪律是为了肃贪治党,还不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镇住各方蠢蠢欲动的政治势力而采取的一场政治暗战。
(中欧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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